网络文学评论的困厄与使命
访谈者简介：
江秀廷：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网络文学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在《小说评论》《宁夏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核心报刊发表论文多篇。
桫椤：河北唐县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中国小说学会理事；文学评论文章见于《光明日报》《南方文坛》《当代作家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艺评论》等媒体，出版评论集《阅读的隐喻》《网络文学：观察、理解与评价》、网络文学研究专著《林海听涛与<冠军教父>》等，曾获第二届孙犁文学奖、第六届《芳草》文学杂志女评委奖、第十三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曾担任中国评论家协会第一届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山东师大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作协特聘网络文学评论家等，现供职于河北作协。
江：桫椤老师好，您能先大致说一下自己的求学、工作经历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
桫椤：每次被问到求学的经历，我都觉得很惭愧。相比于现在动辄硕士、博士毕业的青年学人，我几乎是一个没有系统受过教育的人，我是中师毕业，过去叫“小师范”。中师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毕业以后去当小学老师，阴差阳错，我没有去教学，而是做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行政工作，后来才调到了文联，之后又到省作协。目前的工作主要有两块，一块是文学评论，主要是网络文学评论，传统文学的评论也做一点，但是主要精力还是在网络这边；另一块是主持《诗选刊》杂志的工作。
我走上文学批评这条路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偶然，是因为我不具备从事这个工作的条件，一个小师范毕业生，没有理论基础，如何去评论别人的作品？所以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没有做好文学批评的资格，是误打误撞走到这条路上了，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说必然，是因为爱好。我虽然学历低，但我上的学校是个名校，保定师范学校旧称“河北省立第二师范”，是我国较早举办的新式师范之一，就是《红旗谱》里的主要情节之一“二师学潮”里的那个“二师”，梁斌就是这里的学生；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李英儒是这所学校里的老师。所以重视文学教育成了学校的一个传统，我上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文学社，我就是在这里成了一个“文学青年”。毕业参加工作虽然行政事务繁忙，但我一直没有放下业余读书的爱好。我工作的地方就在河北大学隔壁，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去读中文专业的成人教育，这才算初步接受了一点正规的文学专业教育。保定社会上也一直有着重视文学的传统，莫言、铁凝、谈歌、陈冲、阿宁的文学之路都是从保定出发的。2007年前后，保定作协的文学活动做得很好，我就在那里进入到了基层的文学现场，逐渐开始发表评论文章。
江：河北文学有着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的艺术样貌、写作风格，无论是孙犁、刘绍棠等老一辈文学家开创的“荷花淀派”，还是当代著名作家铁凝，他们在共和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我知道您长期在保定市作协、河北省作协工作，您觉着河北文学名家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又对您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提供了哪些艺术养料？
桫椤：河北的确产生了很多名作家、名作品，但是要说河北文学就一定比别的地方好也是不客观的。王国维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际上一地也有一地之文学，每个地方的文学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值得重视和骄傲的。
从当代文学史上看，“十七年”时期河北诞生了一大批今天被称作“红色经典”的作品，例如《红旗谱》《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等；新时期以来的陈冲、铁凝以及“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的作品，也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莫言在驻保定西部山区的部队服役，处女作就发表在保定的文学杂志《莲池》上，他曾在多篇文章中谈起过当时的细节。河北文学最鲜明的标志，是作品中扎实的现实主义风格，从革命现实题材经典佳作一直延续到铁凝的《哦，香雪》、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天高地厚》等。铁凝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民向往文明、进步生活的强烈愿望，创作了《哦，香雪》这个短篇。虽然刘建东、胡学文、李浩、张楚组成的“河北四侠”受到了先锋文学的影响，但现实主义写作仍然在河北文学传统中位居主流地位——当然，现在胡学文、张楚已经离开河北了，“河北四侠”也不好提了，但我们还是习惯上把他们归入河北作家之列。
河北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像泥河湾遗址群，是两百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中华民族有文明史以来，各方势力在这块土地上你来我往，始终是中国历史上最热闹的地方之一，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到了明清以后，随着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河北成了京畿重地。抗战时期，我党在河北开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汇聚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和文化精英，带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解放后很多人没有离开河北，这其中不乏优秀作家，他们的成就和精神鼓舞着后代的河北写作者。当然，地域文化传统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需要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作家的个性，好作品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作家个性化的主体创作。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发生机理是不同的，河北文学给与我的养料首先是精神上的，我的评论中还是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其次是对我的批评方法的影响，河北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启发我在做批评工作时要有立场；也从鲁守平、封秋昌、王力平等前辈批评家那里学到了有的放矢、有根据才能说话的批评原则。
江：我知道近几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访学，合作老师是我国著名学者陈定家老师。您在这段访学经历中有哪些收获，对您从事文学批评有哪些方面的提升？这几年您参与了文学所主持的《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的撰写工作，有哪些心得体会？
桫椤：我当初投到陈定家老师门下，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网络文学活动中与陈老师多有接触，被他谦和敦厚、正派耿直的君子气质、睿智的思想和深厚的理论学养所吸引；二是陈老师在美学、西方文论、媒介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网络文学研究中都极高的理论建树，我的网络文学研究工作亟需补这些方面的课。访学期间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既厘清了很多我过去一直感觉困惑或模糊的问题，比如网络文学的互文性、超文本特征等；更受到了陈老师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的影响，这让我反思自己，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提升自我。这些都是可以让我受益一辈子的收获。有两件事尤其令我感动，一是由于陈老师的研究工作非常忙，有时我不好意思贸然打扰他，但当他想到我需要注意某个问题时，就会打电话过来跟我讨论，有时甚至是午夜。二是我的习作集出版的时候，我想请陈老师写个序言，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且写了一个近万字的长文；虽然其中多有我当不起的谬赞，但我知道，这背后都是对我的教导与期望。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感动不已。
在陈定家老师的主持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从2019年开始组织课题组对网络文学年度整体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我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中。从网络文学研究角度来看，这个报告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对我个人来说，研究过程的重要性大于报告本身。我最大的体会是它警示我，研究网络文学要从现场出发，不能搞“理论先入”或者“主题先行”那一套。开会讨论的过程中，陈老师总是在提示大家，网络文学现场的总体性特征、趋势性风向，要通过对现状的观察分析、总结归纳出来，而不能主观臆断。这点对网络文学研究很重要。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对网络文学业态的全局性观察，另一方面要重视对数据的分析和使用，任何观点都要用足够的数据或样本、案例做支撑，说话要有根据。这也是研究报告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主要原因。
江：从事网络文学批评前，您也从事传统诗歌、小说的评论工作，还与马季老师合作写了很多批评文章。请您说一下网络文学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主要的区隔是什么？
桫椤：我是从传统文学评论起步的，跟着马季老师在《大家》杂志做评论专栏是从业余走向所谓专业评论的转折点，后来也是在马季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网络文学批评之路。
在文学现场，网络文学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被认为是不同的两件“事”，但实际上都是没有跳脱文学批评的范畴，我个人认为它们之间的相同性大于差异性。如果说有区隔的话，首先是研究的客体不同，一个是传统文学一个是网络文学；其次是使用的理论工具不同，传统文学评论以传统文学理论为工具，而网络文学评论则是一门“交叉学科”，除了调用文学理论外，还要用到传播理论、媒介理论、粉丝和受众理论乃至文化产业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进行观察，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网络文学；第三，传统文学批评是以文本为核心的批评，网络文学评论则是以现象为核心，将参与网络文学活动的诸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和批评的主要对象，其中包括文本但不限于文本。
江：关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问题，学界常常将批评者分为学院派批评与传媒批评，前者注重学理、逻辑，后者强调鲜活、敏锐，您是怎么看待自己批评身份的？
桫椤：我肯定不是学院派批评者。是传媒批评吗？也许是，因为我多是在关注文学现场的大众媒体上发声，虽然也写过一些有点学理性的文章。我没有特意去思考过自己是以哪种批评者的身份去从事批评工作的，但我觉得学院派批评和传媒批评不只是方式和风格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承担的功能不同，例如前者能将知识生产与评论结合起来，擅长分析和阐释文学中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后者则应当会引入价值评判，重在告诉读者和作者作品、创作和现象哪里好哪里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甚至还会给出怎样做会更好的指导性意见。当然，二者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
文学批评的观念与立场
江：您已出版了多部文学评论集著作，包括《阅读的隐喻》《网络文学：观察、理解与评价》等，您认为一篇好的评论文章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
桫椤：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我自己也写得不好。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认为一篇好的评论文章首先是观点要有新意，在文学现场有新发现最好；如果没有新发现，普及性的观点也要有时代性，今人不能写旧文。同时，评论也需要“破圈”，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是不同的两回事，评论文章主要不应该写给圈子里的专业人士看，而要写给普通读者和作者，专业人士不大需要。要用大众能听得懂的话语方式进行表达，那些为了显示学问高深而大量使用过于专业的、冷僻的理论知识或罗列概念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好文章要能在“深入”的基础上做到“浅出”。其次是从形式上看是一篇好文章，就是作为一篇论说性的文章，要语言简洁明快、结构层次清晰，要观点鲜明、论据和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这不只是对文学评论文章的要求，而是任何论述性的文章都应该具备的条件。网络上的大众批评不讲究章法了，虽然灵活了、平权了，但也缺乏美感了。
江：您发表了多篇媒介变革与文学批评转型的文章，您认为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有哪些新特质、新价值？
桫椤：媒介变革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与传统相比，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可以粗略归纳为这样几点：一是有了新的批评形式，传统批评很单一，就是成篇章的文章或著作。在数字媒介中，则衍生出了跟帖、弹幕以及用视频表达的口语式（表演式）评论等，形式灵活多样，贴近受众。二是产生了新的批评主体，文学批评不再是专业性的工作，而成了一项大众性的活动，很多非专业评论者进入批评现场。这既与便捷的网络发表渠道有关，也与大众的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关。三是批评的时效性和实用性大为增强，传统批评要发表或出版出来，必须要经过繁琐的过程和漫长的周期，但互联网上的批评则基本上是即时性的，随想随写随发；传统批评受制于传播方式，其受众少而且起效缓慢，影响力受到限制，但是网络批评是开放性的，动辄可以上“热搜”，且会给大众的审美判断造成很大影响，连带着影响作品的社会口碑乃至经济效益。尽管这些变化活跃了批评现场，但也引起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批评观点和态度情绪化，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等问题。所以，这对于文学和文学评论本身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需要交给历史来评判。当然在现阶段，传统文学批评的样式仍然是主流。
江：实事求是地说，批评家对于当下的网络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有限的，相较于专业评论家，写作者更看重读者大众的建议。您写了大量的网络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如对酒徒、林海听涛的创作研究。批评家如何入场，才能发挥批评的有效性，建立批评与创作的良好互动关系？
桫椤：我向来以为，文学史是文本史而不是观念史，批评首先要研究文本。尽管网络文学批评不单纯以评论文本为主，但毫无疑问文本创作才是网络文学整个生态链条的最基础环节，没有人写网络小说的话，网络文学现象就不存在。所以，到任何时候，评论都需要关注网络文学的创作和文本。批评只“近场”是不够的，而是要“进场”，首先要进入的就是文本。虽然说网络写作降低了文学的门槛，但再低也是有门槛的，而且这个门槛应当越来越高，哪有越写越没底线的创作？因此专业批评不可或缺而且应该越来越重要。批评应当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纽带，既要与作家对话，也要引导读者明辨是非和高下。不应把大众的意见与专业批评家的建议对立起来，有文学抱负、对大众负责任的网络作家早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江：您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讨论作家的创作理念对作品的影响，在网络出海的大背景下，您觉得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如何照顾到海外受众的“口味”，让“中国故事”传播得更广？
桫椤：一部作品的成败，作家的创作理念是决定性因素，包括对社会、受众和对文学的功能、技巧的认知等。有些失败的作品未必是因为题材和技巧，而是败于作者的思想和立场。这种东西不是“方法论”层面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价值观问题，作家的思想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去锤炼和修养。网络文学被称作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读者喜欢什么作者写什么，所以在哪些方面和何种程度上“迎合”读者，反映的也是作者的创作理念。有些作者自以为能够get到读者的兴趣点，但作品上线“扑街”就知道自己错了，原因何在？创作理念出了问题。
由于目前海外传播势头正劲，我们又生出来如何能够让中国网络文学“占领全世界”的“宏伟”想法，于是不免有一些创作策略上的考虑，这是正常反应。但是，网络文学最初传播到海外是完全“被动”的，不存在“迎合”海外受众口味的问题。我觉得，是否能够让“中国故事”传播得更广，作家应该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理念讲述“中国故事”，只有那些彰显了中国审美旨趣、写出了中国文化辨识度，又反映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才能在海外受到欢迎。反过来说，中国人不喜欢的，也别想着让外国人喜欢。
江：我读过您在《中国文学批评》上谈“网络乡村叙事”的文章，您肯定了该类题材取得的成绩。但我们也会看到，网络乡村叙事中存在着一些模式化、低俗化的问题。您觉着网络作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这一题材的叙事品格和价值？
桫椤：从总体上看，网络文学是都市审美的表达，乡村美学在城市不受欢迎，所以乡村叙事也不是网络文学的长项，少有写得好、“火”起来的网络乡村题材小说。但是，中国有着久远的农耕文化传统，也有着百年乡土文学传统，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乡村情结，且很多网络写作者本身就在农村；加之国家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乡村题材作品不断在网上出现。我们可以预见，尽管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但乡村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传统和乡村伦理道德还会长久影响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从这个意义上觉得网络乡村题材小说虽然写得不尽如人意，但总有它自身的文化价值在。这类作品的确存在不少问题，除了技巧上的缺陷外，深层原因则反映了作者并不熟悉真正的乡村生活，对乡村文化精神有不小的曲解；同时，也反映了网络文学这种都市审美表达与乡村题材本身的结构性矛盾。作者如果想写好这类作品，既要真正熟悉乡村、正确看待乡村，也要借鉴传统文学中处理乡村题材的经验，来提升题材、主题与网络文学审美规范的融合度。
网络文学的当下与展望
江：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创作，一批优秀的作品如《大国重工》《重卡雄风》涌现出来，这改变了长期以来网络文学“玄幻满屏”的生态格局。您觉着网络现实题材创作与传统现实题材创作的不同表现在哪里？怎么评价“硬核”知识在网络行业文创作中的作用？
桫椤：题材是被选做文学作品材料的社会生活事件或现象，现实题材创作是利用从现实中选取的社会生活材料进行的创作。网络与传统现实题材创作的最大不同，是前者将“事”当做书写和呈现的主要或重要对象，但在传统文学中，题材往往成为塑造人物性格形象的背景材料。例如《重卡雄风》中虽然塑造了林超涵、郭志寅等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但西北重型汽车制造厂起死回生成为跨国重卡制造集团，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才是小说的主线和作者要讲给读者的故事，是以“事”带人的写法。但在传统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白鹿原》中，历史中的诸般场景和事件是被当做白嘉轩、鹿子霖等人的活动空间背景出现的，作者的主观意图在人物身上，而并不是想写一部百年中国史。
网络现实题材小说由于要直面题材本身，所以不可避免要用到该类题材的知识，比如你提到的这两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工业史知识、工业制造中的技术数据等，这些知识一方面让作品具有更高的艺术真实感，另一方面则向读者普及了这些知识。其实也不独现实题材，其他题材和类型的作品也是一样，湖北作家郭怒的《中国球王》《中锋》等体育小说，易晓燕的《武矣定传奇》、沧溟水的《大唐后妃传：珍珠传奇》等历史小说，都不乏专业的知识支撑。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讲过一个观点，网络文学之所以受到读者喜欢，生产和传播新的知识，能够给读者带来新的收获是重要原因；传统文学专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不能通过新知识拓展读者视野，所以渐渐不如网络文学有吸引力了。
江：网络文学正走在精品化道路上，您觉着网文精品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有些学者对网络文学经典化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您是怎么看待网络文学经典化这一命题的？
桫椤：破解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难题就是要提升精品化程度，不是某一部作品的精品化，而是整体上的精品化率。在精品化之前，先要经过精致化的阶段，就是作为文学作品，要有文学作品该有的精致。这种精品和精致化，虽然不宜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但至少可以用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标准。有人说后者的标准还是太严格了，不符合网络表达的实际。如果这样，我们再退一步，那就是总不能低于大众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吧？这个“基本”也可能众说纷纭，但至少应当包括：语言文字符合语法规范，文从字顺；作为叙事作品，故事情节符合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不能漏洞百出；人物设定和情感表达符合人类的正常伦理；主题导向符合社会主流价值，格调要积极向上，有提振精神的作用，至少不能教人学坏——我说这些，你肯定就知道我和你一样，看了多少“上不了台面”的作品！
“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也是我的好朋友。文章本意是说网络文学是一种动态的书写，不该用印刷文学中静态作品的经典化标准去要求它。其实网络文学能否“经典化”的一个前提，是应不应该把网络文学“绝对化”。所谓“绝对化”，就是把网络文学的存在形式与传统文学完全区别开来，认为它永远不能稳定为一个固定的文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理解的“经典化”就真的与它扯不上关系。但是要我看，这种“绝对化”是有问题的，比如一部作品完结了，作者不再进行任何改动（比如作者过世了），虽然跟帖和点击率在变化，但是原文本不再变动了，此时你说它是流动文本还是静态文本？我们不能用电子的流动状态或网络系统的运动性来认定网络文学就是流动文本，因为要照这样说，印刷品也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里面有电子，电子无时无刻都在运动，哲学上讲运动是世界上一切物质的根本属性，那我们凭什么说印刷文本是静态文本？因此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这显然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说法。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即便网络文学是动态文本，假如互联网不关闭，它们能在网络上一直存在下去，五十年、一百年后也会有若干作品不断被人记起然后被重复阅读。假如真有这种情况发生，它不也可以成为经典吗？
我觉得对网络文学能否经典化的讨论关键不再这个点上，而在于对经典化过程的理解上。一部作品是否会成为经典之作，固然会受到外力的主动影响，比如政治权力的作用等，但真正锻造经典的是时间，任何“制造”出来的经典都有可能是靠不住的“伪经典”，时过境迁之后难保不会丧失经典地位。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可以号召作家尽心写出精品力作，但是要求作者去写一部经典之作是荒唐的。真正的经典难以靠着一时的主动努力来速成，只能交给时间流逝中不同代际的读者来共同完成。
江：很长一段时间内，网络文学研究以外部研究为主，近年来开始走向网络作家、作品，进行内部研究。您长期深入网络文学内部，开展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您觉着进行内部研究的挑战有哪几个方面？
桫椤：面对文本，可能所有批评者遇到的难度都是一样的，首先是超长的篇幅，阅读起来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网络作家说创作是一个体力活，年龄大了再每天更贴就写不动了，其实做网文研究也是一个体力活，时间长了真看不动了，至少眼睛会受不了，这项工作绝对是个苦差事。其次是审美经验的区隔，有些幻想类、游戏类、二次元等作品超出人类既有的基本生活经验，理解起来有难度。再有就是评价标准的缺失，姑且不论网络文学的多重属性，即便是从写法上看，网络小说中的很多写法与传统文学不同，如何评价是一个难题，比如现实题材作品中出现了穿越、异能等违背客观规律的情节，我们该如何判定？类似的问题不少。
江：2021年8月，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与批评标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您认为体系与标准的建构过程中，哪些要素值得特别关注？
桫椤：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与评价标准的缺失或者是模糊，也连带着影响了创作。由于没有公认的美学标准，作家也只能自己估量自己的写作，无形中只能把读者是否喜欢当做标准了。我们一直在讨论“建构”这个体系与标准的问题，但细想来，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不可能像建一座真正的楼房，或者建立一个工业领域的技术规范那样，建立一个可视化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与标准。像出台一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那样出台一个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文件，这是非常滑稽的，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这个体系和标准，只能表现为审美共识。这些共识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面，显性的一面体现在专业的理论评论文章和著作中，表现为一种学术的通约性；隐性的一面则存在于大众审美意识中，这决定了大众对网络文学的基本判断。所以，完善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标准不仅要在学术界形成共识，还要能够被大众审美认可。
如果我们承认文艺批评还具有引导受众的功能，而不是在大众舆论中随波逐流，那么“建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标准的办法就显而易见了：首先要形成学术共识，其次才能谋求大众认同。现在的问题是，学术共识受制于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个人审美水平而难以达成一致，很多评论文章偏离网络文学中的文学属性，变成了媒介批评和产业批评。同时，还存在严重的“重研究轻批评”的现象，一些研究者秉持“存在即合理”的观点，将网络文学中一些明显违背文学基本原理的问题学理化，却忽视了对主题导向、创作技巧等方面的评价和指导，这对于提升大众审美意识是无益的。受制于我们的学术生产机制，评价体系和标准建设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换个角度看，尽管是一种创新性的文学形态，但只要我们还将网络文学放在文学范畴里来谈，还期待它能够发挥文学的功能，那么评价体系和标准尽管有个适应网络变化的问题，但也许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这个标准就是文学本来的标准。
江：2022年是毛泽东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的日子，《讲话》提倡文学创作的大众化、人民性，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批评依然适用。您觉着网络文学批评应该如何发力，不仅推动文学的大众化、人民性，还要推动文学的高品质，帮助网络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
桫椤：网络文学必将进入、而且已经进入了文学史，这是毋庸置疑的。网络文学是大众化的文学，这个也已经没有争议。最新的统计数据，网络文学现在的读者群有5.02亿，但我想恐怕没有哪位读者是被网络文学批评的意见吸引来的。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网络文学并不天然就具有了人民性。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李敬泽同志说是“共同历史、共同的传统、共同的价值观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人民。”所以，网络文学是否具有人民性，需要看它是否表达了与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相一致的共同价值，这必然也是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性目标之一。照目前实际情况，从整体上看，我们尚不能断言网络文学已经具有了人民性。
这正是网络文学批评应该发力的地方。80年过去，《讲话》作为一部文学理论文献仍然闪耀着明亮的光芒，它倡导的评价标准也是适用于网络文学的，网络文学批评有责任有义务引导网络文学增强“人民性”。做到这一点，一是要看到传统性，网络文学批评是在“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性、传统性是不能抛弃的；二是倡导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批评，过于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是无益的；三是批评要向创作学习，面向大众、面向读者说话，用大众读者能够理解、喜欢看的方式进行表达；四是批评既要有独立见解不被舆论裹挟，也要客观公正，不能闹情绪；五是批评要“出圈”，要勇于通过新媒介、用新形式扩大批评意见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