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媒体记者，海岩《独家披露》

　　《独家披露》是海岩与金凌云合作的最新长篇，这部集尖锐、悬疑、浪漫、诙谐诸多元素的作品，关注社会民生，直面敏感话题，展现了当今社会的复杂多变与光怪陆离，揭示出时代与人心的深度现实。本书出版以来广受关注。近日，笔者独家采访了作家海岩——

　　郑义顺：在《独家披露》里，为什么把视角对准媒体记者?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海岩：记者其实是我小时候的职业理想之一。那时候，我对记者的理想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这些年，媒体对于推动社会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公正、平等、民主和法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我个人也很期待新闻媒体能够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继续发挥作用。我有很多记者朋友，跟我关系都特别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至情至性的，是善良、正派的，所以我非常想写一群媒体人。另外，我认为以记者的视角来描写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在《独家披露》里，我们写了一个报社。这个报社是一个基本正义的组织，是做事严谨认真、以追求真相为己任的社会公器。我不太熟悉报社的具体情况，但无论它的真实度在现实的新闻媒体中有多高，都表达了我们的一个愿望、一个愿景，表达了我们对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期待。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作者都可能会把他自己的情感、他对生活的认识、他的是非观念摆进去。除了描写记者的工作和生活之外，我们的主要视角其实还是集中在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上。从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表现的还是真与假的关系，道义与金钱的关系，什么事情是可以交易的，什么事情是不能交易的，金钱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人们内心的正义感，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如何在金钱巨大的阴影下放射出人类应有的光辉，等等。

　　郑义顺：你曾说现在是一个审丑的时代，《独家披露》是审美的，还是审丑的?

　　海岩：文学是人学，人的真善美问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真善美能不能感动读者，假恶丑能不能让读者痛恨。审美和审丑这两个方面，如果达到了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而且不是教条化地，而是很生活化地、很亲切地来叙述一个故事，这才是文学对社会的功能。我不完全主张文学对社会的干预这么直接，但应该有一些作品直接呼唤更美的东西。

　　《独家披露》里写社会新闻，也涉及到了一些社会阴暗面，但更多的还是表现了真实、善良和正义的一面。每个人在现实的生活境遇当中都会有狡猾的部分，都会有心术，但善是人的本性之一。人有淳朴善良的部分，也有狡猾凶残的部分。我始终觉得文艺作品中需要美的一面，不能全是揭露性的。美的东西可以对人的心灵有抚慰和震撼的作用。它客观上能够对读者的价值观，对读者的为人处世，对读者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起到一些调整的作用和帮助。

　　郑义顺：真实是新闻的最高准则，在《独家披露》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真话和假话，都是锋利的刀，可以杀死别人，也可以杀死自己?”

　　海岩：一个社会有时候承受不了真话，因为真话会触及到很多人的现实利益。但是，真话无论如何对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假话是没好处的。正常情况下，假话是伤害这个社会的，真话是保护这个社会的。但是真话有时候会伤及很多人的利益，说真话的人也因此会面对很多危险和伤害。所以，真话是一把锋利的刀，它可能伤害别人，也可能伤害自己，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说真话需要经验，需要智慧。

　　郑义顺：在《独家披露》里，作为反面角色的方守道似乎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来评价，在他的身上，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善恶观念?方守道、大道公司——你好像在强调“道”，这是刻意的安排吗?

　　海岩：方守道这个角色是很复杂的。当不触及他核心利益的时候，当他没有处在危机的时刻，他是可以爱别人的。他可以捐款，可以做善事，但是到了触及他根本利益的关头，他选择了伤害别人来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一笔不义之财，以牺牲了那些孩子的终生幸福和受教育的权利为代价，成就了自己的个人企业。他不是成心的贪，而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候，他有了这笔钱就能改变人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动了邪念。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设想，换了我遇到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会怎么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问。

　　用“方守道”、“大道公司”这样的名称，是一个反讽的安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讲“道”的，而我们当前的社会文化是以讲“术”为中心的。很多文艺作品都在表现心术，如办公室斗争，你怎么折腾我，我怎么算计你……其实是把普通百姓内心那些狭隘、自私、丑陋的部分不断地挖掘、放大，并且推而广之，让人们以为人与人之间就应该这样，就是应该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为什么有些老外看了一些中国的电视剧会觉得中国人特别坏，说你们怎么那么阴暗呢!其实中国人真没有这样。职场是有很多险恶的东西，但是日常生活还是有很多温暖的东西。我不认为我们的文化应当这样引导人民，这样塑造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但是由于商业化、娱乐化，大家都奔这个方向去了。

　　郑义顺：为什么一些文艺作品里会充满“术”?

　　海岩：这和人的本性有关系，人的本性似乎就对不好的事情更加关注。现在你说有个人做了件好事，很多人可能无所谓;你说有人干了坏事，很多人注意力就上来了。现在是一个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美誉度和收益无关、和金钱无关，而关注度和金钱有关。所以，很多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关注度上下工夫，先不去管美誉度，先不去管思想价值、艺术价值，而是先让人们关注了再说。

　　有一句话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主要指导思想，叫“发展是硬道理”。现在看来，这句话多数被人理解为经济的发展、GDP的发展。我认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态快速变化的这些年来，我们并没有搭建好恰当的文化架构。国家号召的主流价值观都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制度设定和提倡的主流价值观是并不匹配的，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票房、码洋……全都是经济指标。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下，当然人心无所皈依。

　　可以说，很多人都过上了比过去更富裕的日子，有幸福感的人却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时代，作家的社会责任应当对这个社会有提醒、有批判，或者塑造一个不是这样的社会、一个乌托邦，来告诉公众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来表达作者的一种思想、理想和愿望。

　　郑义顺：您的大部分作品都有题记，《舞者》的题记是：“任何事情都有真相，但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清者自清!”为什么这样说?是否与自身经验有关?

　　海岩：这些年我感触最深的，常常是世界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的海量、信息的畅通、信息的即时前所未有，但是仿佛真相越来越难以找到。网络是一个可以说真话也可以说假话的平台，各种假话出于人们的各种需求而充斥了网络。我们又说，网络时代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由于信息的海量丰富，它可以直接提供很多所谓的结论。以前我们要想了解一件事情的结论、了解一个知识，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背诵、思考、分析和研究，才能找到答案。现在各种答案直接体现在网络上，就影响了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思维习惯，他们不愿意再去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自己的整理分析研究判断得出结论，而是直接在网络上寻找答案。浅阅读的时代表现为人云亦云，看到一个说法就当成结论，很容易被煽动，看到一个问题不究真相，不究根由，不加以分析，带有起哄式的狂欢，或者叫狂欢式的起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社会事件、很多知识、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不能挖掘出真相的，公众获得的信息往往是错误的。很多事件在网上引发喜悦、愤慨、暴怒，其实，网民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全部，而是片面的。网络时代，我认为就是一个PS的时代，很多的信息都可能被人为地修理过，然后再被快速地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歪曲，离真相越来越远。我在《舞者》这部小说里，写了“任何事情都有真相”，因为真相是客观存在，“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清者自清!”这就是说，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在一个浅阅读的时代，在一个说话可以很随意的时代，在一个可以说真话也可以说假话、真话和假话都很难考证、都不一定非要负责的时代，我做这样的题记，实际上不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经验，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现实，是很多人都熟视无睹的一个社会现实。

　　在中国，法律上长期以来并没有规定无罪推定，人的思维习惯上是不做无罪推定的。当别人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哪怕指责得非常荒谬、漏洞百出，公众还是容易相信、容易被煽动;而指责你的人，哪怕提不出证据都没有关系，他不需要支出任何社会成本和个人、名誉、法律的代价，不需要出具任何证据，他只要指责你，就能够产生吸引眼球的作用。而被指责者是必须要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清白、洗脱自己的。我们看到这几年的判例上，被诬告的人也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比如说，一个青年去扶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是你撞的我，法院就要求青年人去寻找没有撞老太太的证据，也让老太太去寻找青年人撞她的证据，双方找来的证据，都无法让法庭确认是撞了还是没撞，所以法庭的判决是双方各赔50%。这样的判例出来，是对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观、价值观、行为选择的一个巨大的引导。也就是说你告我，我要举证自己是清白的，当我无力举证自己清白的时候，我就只能是负有过失、被法律认为有过失，这是制度的安排，这种安排也贴合了大众的普遍心理。当别人造你谣的时候，大家首先是相信，你要想还真相、还自己于清白，你必须自己举证，哪怕攻击你的人、造你谣的人完全没有证据，你也要自己去找出证据来证明清白。比如说，别人说海岩的东西是我写的，他哪怕没有任何证据，我只要不举出证据来，社会上的人就会认为海岩的东西是别人写的，或者有可能是别人写的，到底是不是别人写的没有定论。这是社会上一个很可怕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惯性。我个人是有感而发，但像我这样类似的，有理说不清的，或者一时拿不全证据的，或者被网民出于某种社会情绪所引发的口水完全淹没的，那些真相是很难被公众认知的。据我所知，我们熟知的许多有定论的事，都不完全像网络的口水风暴说的那样，其实都另有因果、另有真相。

　　郑义顺：网络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自我表达甚至一夜成名的机会，你怎样看待出名以及成功与出名之间的关系?

　　海岩：网络时代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出名容易出名快，但是名人的改朝换代也非常快：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天。过去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现在是一两天，今天你红明天他红，公众的注意力和关注点会转移得非常快，娱乐的热点层出不穷，后浪推前浪。什么叫成功呢?这里有个价值观的问题。由于多数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已经沦为有钱发财就是成功，不管你的手段、来源和过程，只要你发财了，你获得了财富，你就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问过程，都成为一个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按我们原有的价值观，成功肯定是要符合社会美誉的，要符合大多数人的传统公众价值观，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我们提倡的价值观和社会上现在奉行的价值观有点脱节，许多人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地出名，出名后就被多数人认为是成功了。其实应该看到，这些人是挣到钱了，但社会美誉度比较低，而且可能比较短暂，不能为他持续的成功奠定基础。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成功与出名已经越来越不成正比。拿娱乐圈来说，许多很出名的人，一部好的作品都没有，他可能炒炒绯闻就出名了，对文化和艺术的贡献微乎其微，但他非常出名、非常能挣钱、非常受关注，财富的积累非常迅速，很多人可能认为这就是成功。我个人并不赞成以金钱的多寡和财富聚拢的速度来认定是否成功。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把这样的一种成功去加以认同与推广，但除了制度安排上有一些缺陷之外，公众对这件事的认识也是非常荒谬的。有一个采访，随机问了很多普通人：你是在意一个演员的演技还是他的人品?大多数人随机回答说：我在意他的演技，他只要演技好，让我得到愉悦满足，他个人的人品跟我无关。这与我们过去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社会需要综合地去调整。一个国家从穷到富，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从落后的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我们付出的代价比较大，这种代价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中国现在国力强盛，GDP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是否有自尊、是否受尊敬，不能只看国民经济的指标，而是应该重新梳理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梳理我们社会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可以从法律、规则、舆论、思想和学校、家庭、单位等各个层面共同来体现，否则这个社会容易腐烂。

　　郑义顺：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是什么在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海岩：我觉得幸福是相对的。我曾经说过，当代人吃一桌满汉全席和古代人拿到一根肉骨头，幸福感可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幸福感的问题。你给李嘉诚换一套大房子，他不一定感到幸福。但是给缺房子的人，就是一种巨大的幸福。所以我觉得人要取得幸福，首先要解决自己幸福感的问题，要解决幸福的标准问题。

　　并不是物质生活提高了，幸福感也会跟着提高，相反幸福感可能会跟着下降。所以，一个社会确定幸福的标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旦人们主要信仰人民币的时候，那么我认为就是没有信仰了。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你比我更高，我仍然没有幸福感。全是在做物质的比较和角逐，就不会有幸福感。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是没有幸福感的。上海有个会所，门口有个大横幅写着“为人民币服务”。我认为，为人民是有可能有幸福感的，但为人民币是没有幸福感的。因为假如他得到人民币了，他虽然有了幸福感，但很短暂，马上他就会发现，还有一笔人民币没得到。等他得到那笔人民币了，马上他又发现，别人得到的人民币比自己还要多，他可能又不幸福了。我们说中国现在很多人缺少幸福感，为什么呢?并不是他的生活没有显著提高，而是他发现别人比他提高得更快，他发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说，“不患寡，患不均”。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在不均的问题上多想办法。“不均”不光指的是财富，还包括机会、权益、资源等等。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开车经过人行横道，有个农民工横穿马路，走得比较慢，那个朋友就拿喇叭吼了人家一下。我就跟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富人让着穷人，路要先让穷人过，电梯要先让穷人进，人家比你穷，人家比你吃的苦多，你在各方面要让着他，在这么小的事情上，还得你优先，那人家怎么活呀?每个人都需要有幸福的权利，你可以给他这个幸福的时候，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这是社会平衡的思想。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制度设计还比较少。现在，很多社会舆论开始慢慢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关注不均的问题、幸福指数的问题，我觉得这很重要。

　　郑义顺：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在你的许多部小说里，男女主角大都会面临爱情的多重选择，比如《永不瞑目》里的肖童和欧庆春、欧阳兰兰，《五星大饭店》里的潘玉龙和汤豆豆、金至爱、杨悦，还有这一次在《独家披露》里的祝五一和沈红叶、方舟，在选择上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海岩：很多人都问我，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我回答最多的一句话是：完全没有交易性质的爱情，才叫理想中的爱情。现在的爱情、婚姻很多都是带有交易性质的，人们总要问：你一个月收入多少?你房子是自己的，还是有贷款?你父母双亡了吗?你农村亲戚多吗?这不是爱情。在《独家披露》里面，祝五一无论是和沈红叶，还是和方舟的感情，都是没有交易性质的，我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爱情。

　　《五星大饭店》播出的时候，有人问我，潘玉龙到底跟谁好呢?我说，他跟韩国人金至爱的爱情不计出身，不计地位，不计民族，是轰轰烈烈的爱情，非常浪漫。他跟汤豆豆是原配，是从一而终的爱情。他跟杨悦是恩恩相报的爱情。这三种类型的爱情都是有价值的。我之所以在《五星大饭店》里没做选择，是因为我不想选择，如果我觉得哪一个没有价值，我会剪断。日本在播《五星大饭店》的时候，日本人说他必须和汤豆豆复合，因为在日本社会，从一而终是最重要的，而且电视剧主要是给4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看的，她们对丈夫能否从一而终是很看重的!这是他们社会的价值观。在中国，网上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强烈要求潘玉龙和金至爱在一起，金玉良缘，说明了当代许多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管恩情、不管责任的，爱才是第一位的，爱得浪漫才是第一位的。而在一些讨论中，不少老同志都赞成潘玉龙选择杨悦。有一位老同志甚至说，海岩，如果你让他最后跟那个韩国女人(金至爱)好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男性灰姑娘故事的现代版，是一个普通的通俗作品。你让他跟杨悦好了，就拯救了这个故事的思想性。这些都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选择。

　　在《独家披露》里，如果祝五一跟沈红叶在一起，就符合从一而终的价值观。如果选择跟方舟在一起，就符合门当户对、恩恩相报的价值观。

　　郑义顺：对在电视剧写作这条路上摸索的年轻编剧，您有什么建议?

　　海岩：说到对年轻编剧的建议，我也很无奈，因为我的观点教不了他们，他们要生存、要出名、要获取稿费，很多人参与到一个创作团队当中，他自己无法左右一部作品，只是做技术工作，完成某一个桥段，完成某几集的润色等等。我还是希望，有兴趣做编剧、做作家的年轻人，能有更深的文化追求，离开商业的标准，表达自己更高级一些的趣味，通过更深入的学习和磨炼，写自己更有感触的，对社会的反映更真实、更准确、更有善意的内容，把编剧这个职业不仅仅当做谋生的手段，而是寄托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平台。如果不断有这样的青年编剧和作家存活下来，不断创作出自己小众的作品，或者虽然大众却又不失自己风格和品位的作品，这样的情形是我们非常期待、希望和感到欣慰的。(郑义顺)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