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蒋蓝诗集《霜语》出版

 
 

著名诗人蒋蓝诗集《霜语》出版面世
 
 
著名诗人蒋蓝创作的诗集《霜语》日前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四川省迄今唯一入选“天星诗库——新世纪实力诗人代表作”的诗集。
 
蒋蓝，先锋诗人，新散文代表作家，人民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已出版《蒋蓝作品系列1—16卷》（东方出版社2014）、《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等专著多部，与凸凹联袂主编《2006-2007中国诗歌双年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编，现供职于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蒋蓝已经是蜚声在外的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15年来他以200多万字的散文随笔作品，峨眉凸起于西南场域，读者熟悉他的往往是读书访谈、历史文化讲座；他诡异而精怪的断片式思想，一如反手之剑，成为了思想言说界的黑客。其实，他葆有的卓异诗性，恰恰是他的文本区别于寻常言说的根本所在。对一个独立写作者来说，蒋蓝关注的领域，还是两极领域，即对向下的深切和对形上的追问。
 
诗集《霜语》7.625个印张，230页。收录了蒋蓝自2000年以来迄今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集中反映了蒋蓝清晰的创作成就。诗集编排按照时间倒推，以组诗微结构单元，逆向梳理了诗人的诗歌创作精华，收入了引起广泛关注的《豹诗典》《经验之书》等佳作，展示了一个独立于四川诗人群体冷抒情的“诗人思想者”的独到言路。诗集内附有诗人、小说家凸凹的评论《文本风骨与思想洞见》。
 
“天星诗库”是当代中国较具影响力的诗歌品牌，多年来，这一诗歌品牌始终强调作品品质的先锋性与成熟度的综合与平衡，精选有较好市场表现和一定行业美誉度的诗人，每年推出两位诗人的精选诗集，具有较大的社会知名度，诗人朵渔、雷平阳等人的作品曾先后入选。2015年入选“天星诗库”的除蒋蓝诗作之外，还有青海诗人郭建强的诗集。
 
  
附：评论
 
诗人南野指出，蒋蓝的诗使我想到一个久悬未决的论题，那就是诗与思的关系。在一个流行搞笑、娱乐与小趣味的博客时代，转瞬即逝的日常性书写被一再夸耀张扬，思的力量却在逐渐从诗歌的想象中被剥离出来。我所理解的诗歌当然不是思想的直接表述，但诗歌必然溶解着沉思的滋味，它是一只血色果实。蒋蓝的诗即可视为蕴含着哲理味道的幽宁意象的鲜果。 　　
在蒋蓝的诗中，火是一个主意象。这一意象的哲思性质明显,因此它不是日常意义、也不是平常抒情性质上喻示着热烈的词语。它在相对性中获得一种思索的张力：它被置于静的情境构造，处于水中，处于镜子之间，甚至“我正在学习冷却”(《火焰褶子》)。诗人善于制作令人讶异的言语图像，并把握住语言的能指(包括直接的所指)与生活中诗(思)性的微妙关联，如《困境》：“这就类似于/我在玻璃上/钉钉子。”诗之思的表露在此源于对生存动静的敏感和对事物的体会，而且每一样事物被触及都是一个过程，不是停滞中沉湎式的歌唱，而是旅行中遭遇式的笔记(见《大黄蜂》：“对不起了，我要赶路”)。《十陵镇》又是一首别有意味的诗，描述的场景由近而远，在对照中到达诗人的心之所向
 
批评家朱大可指出，蒋蓝是大批四川先锋诗人分化后的“剩余价值”。他是非非主义的第二代传人，多年来保持了跟诗歌相关的书写，成为盆地写作的晚期代表，在他身上，延续了八十年代川籍诗人的各种特点：非非式的语词营造、钟鸣式的知识考古、以及以“流氓”和世俗的方式在世，跟日常生活保持良好的关系。
中国诗歌界，没有诗人能够让笔下的诗与思想随笔“并驾齐驱”，蒋蓝成为了个案。同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批评家张闳指出：“仿佛蚕丛时代的纵目人，蒋蓝看待世界的眼光奇特。纵目看到的世界，乃是垂直的立面，从这个立面上，可以看到时间断层的沉积物，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放置在同一平面上观察。消失已久的古蜀国的文化幽灵，扇动着现代主义的巨翅，盘旋在蒋蓝的言辞‘城堡’之上，呈现出一副玄妙而又怪异的话语奇观。由对历史幻影的玄学冥想，突然间变成现实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犀利批判，蒋蓝在虚构话语世界和现实经验世界之间，建立了一条隐秘的通道。但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幽暗小径，其间隐藏着蒋蓝诗歌话语魔术的大秘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张清华指出，正像在南方、在四川盆地很少见到他那样高大魁伟的身躯一样，在时下的诗人中也很少见到他这样富有理性思维和学养的分子——比“知识分子”还要知识分子。平心说，蒋蓝的散文随笔要胜过他的诗，不是他的诗不好，而是他的散文更佳。他诗中的理念和思想有时候看来稍稍硬了那么一点点，而在他的散文中，思的东西和灵感之间、与感性的叙述之间，达成了完美的结合。
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叙述者一定兼有诗人的形而上能力，有小说家设身处地的敏感，散文家激扬文字的功夫，和戏剧家多重角色的推演设计能力，而蒋蓝是这样的叙事者和诗人。文字在他那里是活的，飞行和潜跃——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纹，敏感和绵密，精细和犀利，甚至有神秘和暗示的诗性气质。很少有人能够抵达他那样的境地，很难言喻的精准和超越性，思化为了神，知变成了识，察生成了悟，脑转换为了心。

蒋蓝接受采访

写作是对自由的依赖和卫护
——蒋蓝访谈
 
王学东
时间：2015年4月
地点：成都顺江路
 
 
王学东：作为盐都和恐龙之乡的自贡，历史不仅有熊过、宋育仁、赵熙、李宗吾、王余杞等文化名人，也出了傅仇、李加建、张新泉等著名诗人。那么，你早年所经历的自贡诗歌环境是怎样的呢？
蒋  蓝：生养我的小城自贡市，距离成都不过200公里，但空间形成的经济、文化距离却至少要以10年计算。1986年，当第三代诗人开始旁逸而出、朦胧诗的余绪呈现出回光返照的辉煌时，家乡的文人仍然在热烈陷入关于后者“懂”与“不懂”的口水争论。他们被制式赋予的创作圭臬牢牢控制在本地的公共空间，当地几乎无私人空间。这就是当时自贡的诗歌环境。
 
王学东：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您对现代诗歌的理解来自何处呢？
蒋  蓝：当我首次从一个去成都开会的评论家手里接过一张《非非评论》时，一种浓重的陌生化的感觉自始至终笼罩着我的阅读和思考。记得首版上是周伦佑的长文《论第二诗界》，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定义了，但是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却明确给了我一种异端的、要从制服一样的诗歌队伍里突围而去的勇气和底气。
 
王学东：在您诗歌的道路上，给你较大影响的人是谁呢？
蒋  蓝：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就是尚仲敏。他因为女朋友是我邻居的原因，他经常出没在我的居所附近。来无影，去无踪。我注视着这个昂首挺胸、气质十足的诗人，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他发表在《诗歌报》上的《我对诗歌的看法》等文章，成为了我们开始交谈的话题。他很少从座位上起身，但满脸的笑意打消了我的疑虑。口语。语感。还原。举手为声。骑在牛背上找牛。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啊，祖国……他在口语里复活着他壮丽的诗歌风景。比如，那从《月儿弯弯照高楼》的冷峻笔法里，突然弥漫开的感动。偶尔，他用特立独行的沙哑声带朗诵起一些诗句，抑扬顿挫，额头放光，引得周围的听众大受感染。尚仲敏经常说出周氏兄弟的名字，并描述周伦佑在成都和西昌的一些事情，引起了我不少兴趣和想象。记得是在1989年，久不见面的尚仲敏突然落座在我家的椅子上，他拿出了2册杂志，送给了我。这就是我保存至今的《非非年鉴》1988卷和1989卷。
 
王学东：您一开始谈到了非非，而且您也是后非非写作代表诗人之一，您与非非主将周伦佑怎样相识的呢？您对他有怎样的印象呢？
蒋  蓝：1986年的秋季，在一阵冲动之下，我提笔给周伦佑写了一封信，诉说了我对“非非”的粗略印象以及一些近于混乱的认识。大约二周以后，收到了周的回信。他对我的一些认识予以了纠正，简明地提出了创办“非非”的目的及其意义。原信至今保存在我的老家，因为不在手边，无法引述。应该说，这封信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透过这页32克的白打信笺纸，我似乎看到了一幅正在展开的无法预测的画卷。我陆续寄了一些诗作给周伦佑，他每信必复，认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作品，经我修改后又回到了那个叫“西昌市急救输血站”的地方。记得有《死亡》等3首诗，被他留用了。我必须承认，在我诗作逐渐形成自己的语体之前，尚、周二人起到的引领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在这期间，我去过成都几次，但每一次都没有见到周伦佑。但他留在成都诗友耳朵里的一些声音，就被别人转述出来。他几乎成了神龙见尾不见首的人物。
直到1995年冬季的一天，由于东北诗人杨春光的缘故，周伦佑和在蓉的近十位诗人击鼓传花一般，杨春光邀请他们来到我所在的位于东门街95号6楼的文化经济研究所。周穿一件短哔叽大衣，双手深深插进衣袋，戴着眼镜，目光犀利，显得有些矜持。哦，他戴了一顶鸭舌帽，很少说话，在一大帮诗人中显得卓尔不群。他与我握手时，我觉得他的手掌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粗糙。几杯啤酒下肚，酒力足以击退寒风，周脱了短大衣，谈了一些近年他经历的事件。搜查。自主出版。煽动。打锣坪。想象大鸟。反暴力修辞。他说，要使暴力失去耐心……这次与周的见面，强化了我的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学术、思想观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无法割裂的血肉关系。周的经历深深感动了我。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与周伦佑的联系多了些，也差不多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词锋断片》的写作。
我的工作室搬到中央花园以后，周伦佑经常来我处，处理有关诗歌的稿件、对外联络、“非非”网站的设计、内容编排，一干就是一整天。间或对我正在推进的思想随笔提出他的不少意见，这对我十分有益。他成为了我的文章的“第一读者”。这就像我在荒原里跋涉，终于找到了一个确定方位的觇标。因此，自己的思想，伴随着文字的反复推演，逐步得到了清晰和明确，并呈现出锋利的刃口。
 
王学东：对于“非非”这个命名，周伦佑有自己的阐释。那么，作为后非非写作的重要成员之一，您是怎样理解“非非”的？
蒋  蓝：是是非非，谁是谁非，是非不分，是非分明等等，“是”与“非”永远是对立的动词。所以，“非非”不是“永远正确”的。它是连续的飞翔；是永不停止的动词；是不断的解构与结构；是对立的紧张；是悖论构成的聚力与张力所组合出来的力的流程图；是如鲁迅所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是一道续接生命断片的黄钟大吕，为汉语写作和思想，送来了声震五内的金属之声。它们构成的纠结的“非非系”，将是“非非”既留给世界、也是留给自己的客观存在。在对立、对创生成中成长的“非非”，所形成的“非非系”，其实就跟古希腊哲人对哲学的解释一样，“非非”，就是关于生与死的学问。
 
王学东：那“非非”的群体写作有思想变化的过程吗？
蒋  蓝：2005年的一个雨天，在成都中央花园侧的茶坊里，我问周伦佑：迄今为止，在思想史上有三种最主要的思潮：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从思想谱系着眼，你认为“非非”属于哪一种思潮？周沉思半晌，朗声回答：“非非属于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思潮”是一种流行的思想和观点，它固然不可能“纯而又纯”，它体现出来的主要价值倾向则是可以判定的。因此，我认为，纵观“非非”20年以来的推进与它经历的三次转型（20年以来，非非主义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批判（反文化、反价值），90年代的道德批判（红色写作、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进入到当前的意识形态——历史的批判阶段），“非非”无疑是急进主义的典型阐释者与实践者。
“非非”经常使用的所谓后极权时代，其实指的就是“权威主义”。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我们可以把“非非”的批判向度予以明确化：肇始于80年代的“文化批判”——就是针对集权主义的批判；90年代的“道德批判”——就是针对极权主义的批判；21世纪初叶的意识形态—历史的批判——就是针对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批判。深入当下的汉语处境，坚持从艺术的立场而非政治博弈角度介入写作与思想，承担责任，正是“非非”不同于往常急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地方。
 
王学东：当下学界对非非主义诗歌流派的研究，一般更为看重的是“前非非”，而忽视“后非非”诗歌创作及其理论。您是如何看到“后非非写作”的？
蒋  蓝：“后非非写作”不过是“非非写作”的当下美学状态，它不但是“体制外写作”的命名者和实践者，也是这一阵营中当仁不让的前锋。前期优秀的非非诗歌因为其语境具有历时的特征，其文本非凡、鲜活、始源、个别性突出；后非非的优秀文本则因为其具有共时的特征，逐步展示出成熟、圆满、囊括、普适性等特点。周伦佑的《遁词》、《变形蛋》和你的《影响三部曲》就是其中十分优胜的佳品。“后非非写作”与我们向更广阔的领域所提倡的“体制外写作”具有相同的内核——在对一切“肥词”进行大清洗的同时，以自己的动词确立非非主义跟精英文化、与自由思想的承载关系、互位关系。与其说非非是在反抗专制写作体制，不如说非非是在反抗肥词对自己写作使命的压迫，它实现着自律的自由。非非诗人用自己的动词置换了历史肥词的核心位置，在它延宕而行的道路上，展开的是“体制外写作”的新一页。
 
王学东：在非非主义的转型中，“体制外写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蒋  蓝：波普尔坚持的一种基本原则是：“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他把此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剃刀”。如果我们再套用这个奥卡姆剃刀的派生物，得出的结论则是：体制写作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周伦佑等人在汉语写作界率先提出的“体制外写作”，既不存在“强力话语”，更不存在让“让另外的写作人去尝试一种他们认为的美好的自由写作”的幻觉。首先，“非非”不掌控任何权力麦克风，更没有成为一些官方媒体“影子内阁”的企图；其次，提出“体制外写作”，不过是希望廓清长期笼罩在写作域界的瘴气，彰显自由写作的本来形态。这就必须触及体制写作的死穴，指出它对自由思想的空前蔑视和威胁，这是“非非”的第一要务；阐明“体制外写作”的价值构成与广阔纬度，彰显自由与对笔力、对现实的深度进入，就是一切自由写作人无可回避的本质工作。一言以蔽之，用锐进的命名和策略，彰显自由写作的精髓，就是“体制外写作”提出的动因。
 
王学东：那在你看来，何为自由？
蒋  蓝：首先在我眼中，自由、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自由主义就类似于一团雾气，从外说是一种格局；从内讲可以成为一些人的价值核心，它的确是人类思想发展到近代的常态。但每每在需要对极权话语说“不”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地土遁于“自由的画饼”中，继续其主义的臆想。而汉语版的自由主义，更就是身着改良主义道袍的硬壳礼帽。我们目睹了太多的这类礼帽的反光。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正是提出文化多元主义或价值多元主义。也就是将生活或写作的问题剥离于政治，使它成为私人问题，政治只解决秩序问题，就是让俗人、庸碌的普罗大众能够过上一种和平生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价值多元主义，它把解决美好生活的任务交给个人，交给各自迥异的信仰。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自由高于存在”。自由充满张力的，自由是扩张和永不停息地创造，自由是个性力量充盈并向真理敞开的的呈示。自由是历史赋予人们追求真理的义务，尽管求真之路遍满危机和火焰的荆棘。自由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产生的，就像汉语中“非”字的意义，在对立中打开翅膀。自由精神统领的是飞翔的生存。
 
王学东：那是否存在一种自由主义写作？自由与写作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蒋  蓝：自由主义的写作人往往只能以纯文学、纯艺术的面目的出现。但是，我尊重这种蕴涵着理想的“沉默的大多数”，“非非”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具体写作里，更实际地开始反对那种对自由大施暴虐的铁幕语境。哲学家霍布斯对自由的定义为人们所赞赏：对运动不存在外界障碍，是谓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与必然性是一致的。同样的道理，自由写作是对必然性的深刻反映，是写作的应然状态。所以，写作对自由的依赖和卫护，就如同人类对空气的需求一样自然。
 
王学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与政治又有着难以厘清的复杂关系，您如如何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蒋  蓝：体制从来没有忘掉它与文学的联系。它总是希望把文学施以一种外部强加的塑造策略，从而形成浇铸意识形态的水泥。就非非的宿命史来看，非非总是被一些低弱且头脑进水的官员视为某种具有干扰大合唱因素的异端之音，尼古拉一世的主检查官乌伐洛夫就希望文学全部消失，或至少安静它一二十年。大审讯官康斯坦丁·波比多诺采夫希望“凝固”文学以阻止它扰乱现状。而在体制外领域，非非的理论与实践甚至被一些诗人误为“意识秀”。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写作人连这个起码的、严重的是非之论都企图避而不谈以示清高以示纯诗，这不但是一种典型的鸵鸟策略，恐怕还有一种等候招抚的心理起着自慰作用吧。
“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布罗茨基说得真好，就像周伦佑眼睛里的蜡烛，微弱的火苗要使暴力失去耐心！也如索尔仁尼琴的著名宣言：一个伟大作家是第二个政府。也许，时代会应证了黑格尔的比喻，我们注定要充当“历史的鼹鼠”——当地面塌陷时，并非没有我们的辛劳。
 
王学东：回到诗歌问题上，您是如何看待诗歌语言的？ 
蒋  蓝：语言绝对不再是一个构成问题的问题。记得诗友袁勇说过，非非写作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在变构和超越语言自身的同时，完成语言的人类使命，找回语言的灵魂，提升语言的精神。在语言中闪光到死为止！这就是严肃诗人的宗旨，也是后非非写作的信念。思的定位让诗歌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纳入更多的甚至是“非诗”的甚至“反诗”的东西，德性不仅加强了诗本身的还原，也把诗歌导向一种与当下局势、内在语境的关联意义。我认为，正是在关注的领域与思之间，清楚标识了一个诗人的位格。
 
王学东：您如何看到诗歌的本质呢？或者说诗歌写作的最重要的通道是什么呢？
蒋  蓝：对诗写者而言，拥有不死的隐喻的确是一个神话。就像周伦佑与我交谈中所言，实际上一个成熟的诗人一生就是依靠几个不死的隐喻，来集聚、来呼唤他们散落在这些隐喻四周的言辞断片，这些阶段性的隐喻就像他们的脊椎，最终擦亮了那诗意的额头。隐喻既是诗人的面具，也是他们的脸。既是自己的异形，最终异形也成为了自己的主脑，自己反而消匿在隐喻的浓荫之中。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诗人萌萌说得好：“字、词，从它们一诞生起就携带着隐喻。即在字、词的具体性和单一性的后面隐藏着它们与生俱来的、甚至是促成了它们诞生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诗，或许就是对原始语言的追问、追逐。”
 
王学东：那您所谓的隐喻是什么呢？隐喻与诗歌是怎样的关系？
蒋  蓝：从根本上讲，隐喻已经是一种认知现象，是我们理解世界、进入事物的唯一口令。隐喻既是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也是共时性和历时性、中断性与连续性、单向性和重复性的双重结构以及多重递进模式。隐喻是在三个层面获得生衍的——作为修辞的隐喻（修辞手法）、汉语固有的“隐—喻”范畴（比兴、意境等古典诗学概念）和隐喻性（包括了诗学、语言学、修辞学、意识形态学等等），考察部分非非诗人近年的隐喻写作与写作隐喻，我将更多的使用第一义和第三义，但有时会混同使用。在这个意义上，个别诗人“拒绝隐喻”的美学自况，如果可以立论的话，即便是在狭义修辞方面也是难以立足的，更何况他不可能拒绝隐喻性，否则就没有诗性写作这码事。英国学者C.路易斯说，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我赞同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活的隐喻》中的结论：隐喻不仅提供信息，而且传达真理。隐喻在诗中不但动人情感，而且引人想象，甚至给人以出自本源的真实。他甚至指出，隐喻的诗歌性与诗歌的隐喻性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王学东：那在非非的修辞体系中，隐喻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和意义呢？
蒋  蓝：非非的修辞话语体系当中，隐喻已经远远不止是狭义修辞了。隐喻是非非诗歌的动词，隐喻对文本的“深度撞击”，完全动摇了以往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四平八稳的、静态孤立的修辞论、方法论、本体论，在隐喻的策反之下，隐喻的修辞论、隐喻的本体论、隐喻的方法论转换生成，互为依托，逐渐构成了非非写作一种良性的、日益深化的文学生态。
 
王学东：这里说到的“诗性”，是当代诗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有着复杂的内涵。你是怎样看“诗性”的呢？
蒋  蓝：学人刘小枫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过一本《诗化哲学》，讲的是德国浪漫派自席勒、费希特等人以降的罗曼蒂克式的美学思潮。即把诗不只是看作一种艺术现象，而更多的是看作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把美学视为人的哲学的归宿和目的，成为一种泛美学化的哲学。如此看来，作为一种思想系统，诗化哲学的终极，恰恰是人生的非“诗化”，它作为反抗单鞭权力与极权的操纵术，显得是那样的柔性。诗性不同。诗性以智慧整合、贯穿了整个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在此意义上，非非提倡的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初的、直面现实、崇尚自由的人类普遍精神。
如果从微观角度考察，诗性当然拥有更加繁复的姿彩：语言结构上的延宕与浓化、消解隐喻、重构隐喻，力图实现整体架构上的诗性彰显。从内在事物的隐喻化，到精神的诗性张扬，非非的诗性精神尤其体现在如下方面：消解宏大叙事；再现诗歌场景；张扬自由精神。在当代汉语谱系下，非非主义的诗性是最深植的根性，它深于策略意义的诗化。诗性大于诗意，诗性也高于诗格。
 
王学东：您是一个多面手，您是如何处理随笔、断片、诗歌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呢？或者说您是如何理解散文随笔、断片和诗歌三种文体的。
蒋  蓝：对我来说，这三种文体恰恰是我存在的三种向度的展开。散文是我的生活写照；随笔、断片是我的思想存档；诗歌则是我的神性祷词。我的写作是三位一体的，因情绪季节性的不同而用力不同。
随笔是我高度重视的文体，我写有长文《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就是对穆启尔这一概念的锲入了个体生命体验的推衍。
断片的书写生活以及呈现经验的断片，诗与文之间完全独立，但因缺乏深刻的联系，单件作品可能完美于一个命题。
诗歌则是我的神性皈依所在。所以在我的写作中，诗歌必须在意象、语言、精神上保持纯粹，最终是目击黑暗，以穿透整个世界的黑暗……我对这个世界不抱有什么希望。
 
王学东：最后，您是如何看到文学中的“经典”问题？
蒋  蓝：经典是一件道德含量极高的指称。每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判断，总应该提醒自己极度小心。经典是不能自证的，经典必须经历一个相对宽容的时代的检验，要被好些资源不同的价值梳子反复梳理，就像从多面镜子中返回来的物象。我们在赞美经典的同时，其实没有放弃以经典的坐标照应自己写作的雄心。在一些人眼中，他们未必是注目于那些可见的文字与形象，而是瞩目于那些不可见的德性，因为在时间长河里，可见的毕竟太短暂太可怜，不可见的德性普照反而是经典的宿命。在《论土地与静息》中，加斯东·巴什拉说，经典写作中的诗歌“不是游戏，而是产生于自然的一种力量，它使人对事物的梦想变得清晰，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比喻，这类比喻不但从实践角度讲是真实的，而且从梦的冲动角度讲也是真实的。”这个说法有些神秘意味，我想，朝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目标，经典写作的价值会逐步成为使当下写作归位的决定性力量。
我认为经典写作不同于经典本身。经典写作具有两种倾向性，如果说经典是一个美学的常数，那么经典写作就是向其无限接近的一种趋向，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动词。其一是具有一种向上超越的动姿，它突然向上，并持之以恒，是趋向于恒久的爱的行动；其二是具有一种普照性，接近博尔赫斯所言，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天定的，并且是深刻的，有如宇宙般博大，并且一切都可以引出无止境的优美歧义。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趋向过程中，行动（写作）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已经足已告慰经典了。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的话就显出了一种通透的高度，他说，“写作者的荣耀在总体上还是取决于一代又一代无名的人们在孤寂的书斋里对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激情或冷漠”。
 
——原载《山花》（B）2015年5期
 
 
 
附：

文本风骨与思想洞见：蒋蓝诗集《霜语》阅思碎屑
◎成都凸凹
 
 
1.
在“打碎”与“重建”工作中蒋蓝践行着自己的诗歌主张和诗歌理想。他一开始就做了“打碎”的活儿，并在“重建”的过程中清扫着残渣余孽。二三十年来，蒋蓝一直在诗歌内部工作，一直以惊人的定力推动并偏执于自己的诗行——这个异数，这个落单者，他的踽踽独行拖挂着一位诗歌僧侣的几多壮丽。
 
2.
“生活毕竟是一次伟大的失眠，我们做过或想过的一切，都处在清澈的半醒状态之中。”（费尔南多•佩索阿）蒋蓝奇特至古怪的语峰与想象，成就了他辉煌的白日梦，并以此作机栝为我们创造更多生存空间、精神世界的可能提供了新的凭证。
 
3.
蒋蓝的诗歌行动与诗歌作为，除了猎险，其实是一次又一次揭秘。让障眼的那片叶与碍心的那团雾在诗歌的锋口上化水四散，叫血流动，叫骨头说话，叫真相还原出本来的相与命运。
 
4.
蒋蓝惯于十面埋伏、围点打援、引蛇出洞，以及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切鬼斧神工的诡计他都惯于。比如《铜河》，写铜河（大渡河的古称）而不涉及银河，更不直言时间坑槽、文明遗址，蒋蓝在用迂的、隐蔽的、奇形怪状得不能拿捏的线路逼近和撩开简单事物的复杂原相。剑走偏锋，踏无人之境，仄身偏门、窄门、秘门、反门、空门、死门，是蒋蓝进出诗歌的众多路线和唯一路线。
 
5.
蒋蓝挑战诗艺极限的勇力，其险，其厉，其血腥，堪用与虎谋皮来对应。“血肉从流畅的性欲之巅/挪移而出/皮相呆在原地相思/只用一具森然的骨架/成就了旷野上最灿烂的子夜”（《出位》）。语出惊人，熬骨炼字，是蒋蓝诗歌的重要表征。
 
6.
沙漏一样匀速、节制，瀑布一般陡峭、断裂，蒋蓝的思想生发与思想叙述，因此获得幽狭的深细与大开大阖的广格绷成的巨大张力。这一点，恰如《收刀的时候》。
 
7.
风骨一直持续不断地筋布在蒋蓝二三十年的诗性历程与诗歌文本中。将风骨撑开并钉死在人生历程与诗歌文本中的，是他的定力沉着、向度清明的思想。“就像一个谜/底牌很简单/被人猜中或故意猜错/但刀身保持平静”（《脆刀》）。蒋蓝的诗中，处处都有刀的风声，骨的风声，而其文本价值，也因为透明的力（气）与反透明的力（钙）的双向反勾，呈现出经典写作的趋动与特性。
 
8.
对低矮弱势事体的细碎悲悯和对高大强势制式的剐剖批判，在蒋蓝诗中屡见不鲜。《雷击之树》中，“雷击之树”只是一根“火柴”，读完全诗，我也没能知悉这根“火柴”是否被暗夜流云的“肚腹”擦燃，以及擦燃后的“火柴”与“雷”构成了何种紧张的反抗与对峙？而这，又形成了蒋蓝诗歌的另一自证：吊诡。
 
9.
蒋蓝高海拔的躯干并未与高蹈的词语结盟，你去挖刨他诗中和思中的骨筋，就一定能沾上地气，看见土地年层中的老泥。“深夜的岷江/……尘封的纸页用黄继光的方式扑向星空/……我能看见火焰的/农村包围城市”（《焚手稿》）。如果说蒋蓝的诗作盈溢着入史的鸽哨，那么，乐于地域勘探和善于田野考察的他，则是在用东方的地气和中国的老泥入史，并藉此接上国际的显轨。
 
10.
蒋蓝是随笔、诗歌、专栏、评论、讲学集于一身的学者型文化创作者。我无法擅忖他一首诗歌的始初生发与缘起动议，但就成诗分类与统计来看，有一部分诗，当是为着一种思想洞见的目的，设立与创意的，即先有思再有诗，比如《以刀杀火》。我以为，就诗歌创生论，诗与思，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歌文本/产品的质量如何。这里，蒋蓝写的是思想含量极高的诗歌，而非分行写就的哲学论文与思想随笔，这是无疑的，这也是研判蒋蓝诗歌艺术价值的核心窗口与钥匙。
 
11.
“穿过雪景的月光/同样在马槽留下水迹/这让秘密/看起来如同草料”（《雨雪与风月》）。诗歌在蒋蓝这里是时间的黑匣子——时间不见了，人类开始寻找诗歌。对日常物事的揣摩，对过往雨雪的翻耕，对未来风月的预见，对普遍真理的寻找、把定与擦拭，诗歌的这些担当职能，让诗者蒋蓝如履薄冰又踉踉跄跄大踏步前行。
 
12.
蒋蓝似乎是一位“体制外写作”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操持意象兵器的“隐语写作”者。按说，这是一对矛盾的标签：目的一致的两匹反向的马。但我以为，隐语，恰恰是蒋蓝自由大海的盐与重要元素。他在隐语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诗艺认知与思想创识。《银杏花》中的银杏花肯定是银杏花，但它仅仅是银杏花吗？
 
13.
蒋蓝的诗歌有玉翠的品相与白银的格，纯粹、清洁、高贵，这得益于书斋气场、实地考察和思想导体三合一的搓揉与捏实。书斋气场、实地考察和思想导体，是蒋蓝万变不离其宗的杀手锏。
 
14.
我在蒋蓝的诗歌方法里看见了小说方法。那把叙述趋动前行的，那让思想之核展露毕现的，正是词与词、词与物的矛盾、对立和舒缓的回涟。
 
15.
我几乎读过蒋蓝的全部散文与诗歌，这不是因为我有广阔的时间，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没有时间读那些比时间更广阔的劣文烂诗。这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意思——促狭选择促狭，逼仄追寻逼仄，陡峭赏识陡峭。不用说，你肯定比我更没有时间，所以读蒋蓝之诗，你可以首先读他的代表性作品，比如《出位》。“篝火把血捧往高处成瀑/雷电在灌醉山巅之余/没忘记用山巅的锯齿/撕开昧心者的梦田/当一朵花越来越逼近豹纹蝶/花就反穿豹皮，掩住私处”，《出位》就这样开始了——就这样把你硬生生拽进了诗歌之豹的齿爪漩涡，与蒋氏诗歌的空谷幽境和惊心动魄。
 
16
一首《出位》，几乎可以对蒋蓝诗歌一以贯之的价值观与思想谱系作举一反三的完美指证——《出位》的经典性异禀性正在于此。
蒋蓝诗歌是动词的。诗的内趋系统，词语的发动机，须臾不歇地一直在前进，左冲右突，上飞下潜。名词、介词、虚词、饰词，在他的诗中都是动词。它们是动作的动、行动的动，更是动物的动，如豹，马，蝴蝶，更如一只倏忽间来自空无时空的怪凶：杌。蒋蓝诗歌是叛逆的。面对碌碌世界，置身庸庸之境，蒋蓝策动的身形是，反飞、倒悬、后翻、出位，按他自己话讲，就是“不合作”、“不宽恕”。知道了这个，才能恍悟蒋蓝那本死后可以当枕头的皇皇四五十万言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为什么拿一个叫唐友耕的叛将作为聚光灯下T型台上赫然在目的活体秀物。蒋蓝诗歌是哲学的。“看看那头一头暗中的豹子/血肉从流畅的性欲之巅/挪移而出/皮相呆在原地相思/只用一具森然的骨架/成就了旷野上最灿烂的子夜”。这头豹子，多像我们亲爱的庄子啊！蒋蓝诗歌，哲得堪比鬼神，堪比蛊术，堪比巫。蒋蓝诗歌是黑色的。乌鸦，锈刀，黑铁，深坑，血痂，在为他的诗歌上色。他追求的成色是不变的、最后的、战无不胜的，是对千颜万色最大公约数的求和。黑暗是他诗歌的一盏马灯，他的语汇在黑暗场阈里光芒四射。蒋蓝诗歌是侠气的。他让一寸平地揭竿而起成千里峥嵘，又路见不平拔刀相向，把峥嵘一寸一寸收回刀鞘。有荆轲的剑胆，有鲁迅的愤怒，更多的时候，他在把他的诗骨淬火成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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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价值观恒持、鲜明、锐利，并作艺术化给定，是蒋蓝对其作品品质、美学意义及创作姿态的检索尺度和自我框束。米兰·昆德拉说：“探询一种美学价值意味着：试图限定、命名一部作品对人类世界进行的发现、革新和给它带来的新观点。只有被承认具有价值的作品(其新颖性被把握、被命名的作品)才可以成为‘艺术的历史演变’的一部分。”蒋蓝深谙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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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四野，诗人星罗棋布，磷光一样鲜艳而吓人。蒋蓝却是一位埋没的诗人，这是诗坛对他的不公——他不欠诗歌，但诗界欠他。究其里因，或许，思想随笔与纸媒主笔的声名，遮蔽了他的诗歌沉寂而晦明的光芒：那种即使不被人发见但某一天一定能陡壁一样冲出地表把我们完全笼罩的光芒。对此，我们应该拿出他深究诗歌的沉潜与精力，去深究他，让时间的秤杆在他显身的时代相对公平。关于这一点，南野给出了自己的洞见：“蒋蓝的诗使我想到一个久悬未决的论题，那就是诗与思的关系。在一个流行搞笑、娱乐与小趣味的博客时代，转瞬即逝的日常性书写被一再夸耀张扬，思的力量却在逐渐从诗歌的想象中被剥离出来。我所理解的诗歌当然不是思想的直接表述，但诗歌必然溶解着沉思的滋味，它是一只血色果实。蒋蓝的诗即可视为蕴含着哲理味道的幽宁意象的鲜果。”
 
2012/11/29—30成稿，2014/10/13改定
 
 
——原载《山花》（B）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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