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娅编著《彼岸之观》出版
发布时间：2021-09-20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孙晓娅编著《彼岸之观》出版
《彼岸之观》序言
洪子诚
“中国新诗研究丛书”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孙晓娅编著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有点“另类”。它不是严谨、系统的研究论著，里面的主要篇幅，是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这些年举办的外国诗人讲座，和中外诗人、翻译家交流、对话的现场实录（书中也收入若干诗人、翻译家有关中外诗歌交流、翻译的论文）。讲座、对话这些活动，由孙晓娅博士单独主持或与其他学者、诗人合作主持。现在，她将这些实录汇集出版。这本书内容丰富，富有启发性，值得细心阅读。下面是我的几点读后感。
首先是有关新诗合法性方面的。其实，《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没有任何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新诗已经百年。百年虽是历史一瞬，但对“当事人”来说也足够漫长。令人尴尬的是，百年“老叟”常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机之中，有时还担心报不上“户口”。这个情况现在有了改变，即使怀有偏见的也不得不承认：它就在那里！诗人和读诗者这方面的焦虑得到缓解。这个判断，从《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中也能得到间接支持。中外诗人、翻译家的这些对话，他们对中外诗歌写作和翻译问题的探讨，侧面显示的信息是：新诗已经有了丰厚的艺术积累，确立了自身的传统，出现了成就卓著的诗人。新诗的存在，既无须以是否“继承”古典诗歌作为前提，也不必征引外国（西方）诗歌作为依据。就如有的诗人指出的，它的评价标准，由新诗自身的“传统”给出。从书中的对话实录中可以看到，中国诗人在中外诗歌交流中已不再总处于被动、仰仗影响的弱势位置。他们中的优秀者已有足够心理能量、知识储备和艺术才能，来参与这种平等的对话。在成为域外诗歌创造的参照物上，不仅中国古典诗歌能够承担，新诗也已加入其中。
另一个感想是，在诗歌批评、研究（包括诗歌史写作）上，除了系统、严谨的学者论著之外，诗人、翻译家的谈论诗歌写作经验的文字，也值得重视。这里说的重视，不仅指它们为研究者提供背景性的资料。2014年10月在台湾清华大学举行的两岸诗歌研讨会上，我的发言谈到，由于诗歌这一“文类”的性质，诗歌批评、研究，包括诗歌史写作应该有多种方式。没错，寻找规律、条理化的研究论著自有它的价值，但是，更多基于诗歌写作实践的，能容纳并有效处理感性细节，呈现为抽象概括遮蔽的情景、思绪、精神氛围的著述，也十分重要。对于诗来说，我们解说的方向不仅需要聚拢，也需要开放扩散；不仅要谈论“必然”和“中心”，也需涉及众多的偶然和碎片。读着《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印象最深的就是鲜活的现场感，和不避偶然和碎片的独特发现。这个特点，既来自演讲、座谈、对话的方式，也来自参与者的诗人、翻译家的身份，他们那种“置身其中”的视角。比起小说等来，现代诗是一种特殊，甚至是更“专业”的手艺和知识；诗歌写作经验，是有成效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史写作的重要条件；因此，出色的诗歌评论家和研究者，应该也是够格的诗人。这个想法很可能被认为是偏见，但它却既为历史证实，也是我在新诗研究上屡陷困境的自省。
第三，新诗自它诞生之日起，与外国诗歌就关系紧密，“跨语际交流”一直在进行。自然，由于情况发生的变化，交流的性质、方式也相应不断发生变化。从本书的交流实录可以看到，在当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诗人和学者的重视。一是在对话中发现差异的重要性，另一是诗歌翻译的位置。诗歌翻译在当前中国诗界得到特别关注，和中外翻译的不对等情况有了某些改善，也和对翻译性质的理解有关。王家新引述巴赫金的话说得很好：“自我是一个礼物，他从他人那里得来。”而且，翻译不仅是沟通的媒介，也是创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戴望舒不只写有《望舒草》 《望舒诗稿》，还写有《洛尔迦诗抄》。
至于说到交流对话，正如本书编著者孙晓娅说的，交流是一种融合；不同事物在“相遇”中互相发现，互相支持；因为交流创造了“空虚”和“饥饿”。卡夫卡说，“读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在我们身上挖出了一个空虚”（本书中法国诗人克洛德·穆沙的引述）。“空虚”感是融合得以产生的前提。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交流也是在发现差异，以保护、发展文化、诗歌的多元性。了解陌生的对方，吸取滋养，同时返回“本土”，返回自身，返回自身的语言、文化传统，返回写作者内心，以认识我们生存、创造的可能与意义，“让生命在诗歌中重生”。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什·希德戈谈到，欧洲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其实像马赛克一般，是由许多不同的小环境、小气候构成。首都师大诗歌中心这几年对东欧诗歌的侧重关注，对其中一些诗人的重点推介，体现了他们对诗歌一体化、同质化趋势的警惕，也体现了对哪些诗人、哪些诗歌传统能与当前的中国诗歌建立更有效对话的识见。我们从这里得到的启示还在于，当我们谈论、处理诸如“华文诗歌”“现代汉诗”“中国新诗”等范畴下的事物的时候，如何也能警惕某种同质化的思维方式，而细心发现、保护，并推动因地域、族群、语言、文化传统形成的特殊性的成长。
要感谢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感谢孙晓娅，这些年来他们做了这么多扎实、有意义的工作。可以想见，组织这样的中外诗人、翻译家的讲座、交流对话活动，需要付出怎样的精力。而论题的设计，对话的引导、阐发，更体现了孙晓娅在深入把握中国新诗基础上，对诗歌现状的那种问题意识。“写自己的故事”与为集体发声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象牙塔”的说法是否是一种“政治上的发明”而“在艺术上并没有价值”；主流社会追求赢利，崇尚迅速接受的知识，并非一目了然的诗歌对此是要抵抗，还是采取妥协；多媒体、视觉诗歌、跨界写作将给诗歌带来生机，还是让我们轻忽语言、文字的力量；网络导致的自立门户、自设标准的“文字共同体”的出现，是开拓诗歌多样性，还是破坏了建立共识的需求；在信息爆炸和交往频繁的今天，人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内心空间，又如何定义这个空间；沟通、传播的便捷，也加速语言陈旧化的速度，诗人将如何面对为“过时”写作的恐惧……讲座和对话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是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相信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洪子诚，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种声音的奇妙混合
——关于《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
张清华
从1916年新诗的诞生至今，整整一百年了，诗歌在我们的时代，早已不再是天朝中土自我封闭的田园牧歌，而是不同文化互相激荡和吸纳的结果，诗歌的丰富与复杂，观念的互渗与穿越，早已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新常态。
在设想历史叙述的修辞构成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一个“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的说法，这一构想原本是要体现历史本身的具体性和多杂性，但其实用在理论和诗歌的总体性上，也同样适用。《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便是这样一部著作，它几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当代中国诗歌、关于世界和西方诗歌、关于诗歌史、先锋派、经典作家、诗歌翻译学、诗歌写作与交流等等在内的一个“奇妙混合”着的学术场和思想流的集合，汇集了众多中外诗人、翻译家、学者们的讲座、对话和交流的现场实录，可谓是今年诗歌界、批评和翻译界关于诗歌话题的一个思想的汇合。只消看一看这些名字，就知道它的丰富：凡尔日·佩、克洛德·让克拉斯、克里斯提昂·杜麦、克洛德·穆沙、弗朗索瓦·德布津、阿莱什·希德戈、贺麦晓、乔治·欧康奈尔……他们的声音几乎涉及了关于诗歌和翻译的全部领域，共同构成了一个话语的棱镜，发散着丰富的思想光芒与艺术色泽。
这本书的来源，是青年批评家，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的孙晓娅，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总策划人，在近年中组织的数十场中外诗歌交流活动的学术结晶，她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矢志不移的学术抱负，也已赢得了诗歌界和批评界的认可，以及高度的赞誉。当然，值得赞佩的还有她出众的学术调度能力，参与这些活动的树才、高兴、李金佳、明迪，还有王家新等，也都是重量级的诗人和翻译家，他们既是参与者，当然也是最好的媒介，可以将以往横亘着语言和文化沟壑的中外诗歌界，密切地联通起来。
进入这个棱镜的世界，我们会更强烈地感到，中国新诗已经可以确证地获得了它存在和发展的逻辑。不同语际的思索与对话，正碰撞出更加宽阔的界面，和意想不到的启示，无论是契合还是反拨，我们都可以近距离地在对方的文化镜子中看到新的可能，并重新认识着我们自己。这种交流既是相遇和寻找，同时也是自我的再度发现和确认。除此，该书还给出了一个启示，即有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可能最终都无法与写作脱节——书中几乎所有批评与翻译家都是诗人，而所有的诗人也都拥有着理论的见地与建树。这不止使得他们的见解更具穿透性和魅力，也使此书更具有话语的弹性、诗意与可信度。
几年前在一次访谈中我曾经提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外观上真正的“大乱”局面，但不同层面和方向的写作者们，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失序”的状态中找到了自由，新诗在诞生一百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多元和自在的生态，而且在语言、形式和内在的美学观念上都孕育着新的变化。我乐观地认为，一个汉语诗歌的繁盛时代就要来了。
对那些视野宽阔的人来说，《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自然值得一读，对那些想了解诗歌的现状与边际的读者来，更不失为一个凭借和契机。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无限启迪的张力
——关于《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
罗振亚
中国新诗萌生的引发模式，和众多诗人汇入世界诗歌潮流的事实，双向证明全球化语境中“对话”的重要，赋予了《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集束式成果展示以非同寻常的价值，而讲座、交流、随笔等充满细节又极具现场感的蒙茸、鲜活状态，则使一个一个“问题”研讨落到了实处。
论著抓取的诗与传统、诗与语言、诗与翻译、诗与民族及地域等话题，均为中外诗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之维，其中的一些观点虽非定论，有的还不无商榷的余地，却能够在观念和方法上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思考，而这恰恰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魅力所在。
摆脱过度倚重西方的“移中就西”的研究立场，一改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为中外跨语际平等对话的交流方式，并在交流中坚持主体个性的自觉，与扩大汉诗研究的视角和疆域同步，力避中外对话时“失语”的思维，也使论著获得了无限启迪的张力。
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彼岸之观》后记
孙晓娅
立足跨语际交流的全球化视野，将六年来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持的讲座、研讨会录音以及相关随笔整理出来，以期更多读者分享，是我多年的心愿。
本书分三编，上编为我主持的中外诗人讲座：外国诗人讲座的主题多为命题或半命题，中国诗人的讲座系近年在首都师范大学组织的“外国诗歌与我”系列成果。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历迥异的诗人从个体的诗歌际遇、精神向度、深切的生命体验谈起，主题各有侧重并自成体系，涉及诗歌功能、审美旨趣、技艺策略、诗性机制、生产阅读、出版传播、实验革新等诸多方面。每场讲座生动可感、风格迥异，本土与异域比照、传统与现代兼容、规范与创新交织。主讲人多立足此岸观瞻彼岸，从不同维度彰显了他们的主体情怀、宏富的诗学储备，对诗歌意涵与形式的理解与创造，对时代生活、哲学文化、地缘生态、民族宗教等焦点议题的探察。上编犹如不同小宇宙的汇合体，个体智性的光芒熠熠于诗歌澄明辽阔的星群之列。
中编收录了我近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的三届 “北京国际诗会”和首届“国际驻校诗人”讨论会、以及几场中外诗人主题对话的录音整理，它们均属国际协同合作。召开这些研讨会的初衷出于如下思考：吸纳尽享跨语际交流的文化资源与互动空间；梳理挖掘中外诗人共同的精神血统与差异诉求；促进中外诗人之间的沟通，搭建多方位比较研究的平台。为保证讨论的有效性，每场研讨有针对地邀请二十余位嘉宾，围绕设定的元话题，但是不拘囿于此，议题的复杂性、观点的个性化、思想的深度在活跃而紧张的氛围中被激发出来。从这些讨论中我们感受不到影响的焦虑，鲜见翻译的隔阂与语言的障碍。略有遗憾的是，部分议题因为现场时间所限，未及深入展开，有待读者继续探讨。在场感、后延性、开放的姿态、前瞻的眼光是本编的独异之处。
下编收录的是与前两编相关的随笔和论文，侧重外国诗歌的中译和中国诗歌的外译等翻译问题，偶有兼顾中外诗歌的品鉴与评论。在中国现当代译诗界，外国诗歌的中译自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第1卷的翻译始，历时百年，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相形之下，中国诗歌的外译显得薄弱，始终不见格局。汉语的结构与西方语言差别很大，中西方诗人的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由此，自新诗发轫以来，少有外国诗人、学者热衷并投入中国诗歌的外译工作。在本编择录的三篇研究中国诗歌外译的文章中，来自德国、美国、克罗地亚的诗人、学者、翻译家分别论述了汉诗在目标语环境中接受与变异的内外因由，关涉到文体因素、思想因素，语言因素、时代因素，以及原语与译语的结合。本编实为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汉诗外译及相关研究的重视。
本书旨在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创作与研究提供新异的经验、丰盈的思想资源、流动的审视维度，活跃并扩展新诗的研究与建设工作。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我尽量剔除口语的重复、跳跃、错杂，讨论中的语义散失、无逻辑、零碎不连贯等问题，尽可能再现讲座与对话的精义和主脉。此外，本书呈现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这些年为开展中外诗歌交流所做的工作，每场学术活动都贯穿着明确的学术理念——古今诗歌并重，中外诗歌互动，置身国际前言领域，深化中国诗歌研究。作为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很幸运能将我个人点滴的学术理想，对中外诗学粗浅的思考渗透在讲座的开场与结语之中。
经由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的推荐，本书得以纳入“北大·中国新诗研究丛书”，特此表示感谢！诚然，本书凝聚了一批同仁的心血与汗水，铭感多年来切实支持、协助过我的师长、诗友、责编、学生，在此一并致谢！
截至目前，我个人或与诗友合作组织的诗歌讲座、讨论远不止本书收录的内容。鉴于篇幅等因素，仅挑选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先整理成文，至少可以避免它们遗失于虚空的片影中，留存住过往的诗歌记忆和有价值的资料。从工作的持续性看，这不是本书的终点，我们相信，经由跨语际的交流、启示与滋养，诗歌必将遒劲地生长，我们仍在行进中。
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执行主编。出版学术专著《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读懂徐志摩》。编撰《中国新诗研究论文索引（2000-2009）》，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7卷）、《新世纪十年散文诗选》、《牛汉的诗》等。曾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孙晓娅编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来源：诗刊社
（编辑：moyuzhai）
《彼岸之观》序言
洪子诚
“中国新诗研究丛书”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孙晓娅编著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有点“另类”。它不是严谨、系统的研究论著，里面的主要篇幅，是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这些年举办的外国诗人讲座，和中外诗人、翻译家交流、对话的现场实录（书中也收入若干诗人、翻译家有关中外诗歌交流、翻译的论文）。讲座、对话这些活动，由孙晓娅博士单独主持或与其他学者、诗人合作主持。现在，她将这些实录汇集出版。这本书内容丰富，富有启发性，值得细心阅读。下面是我的几点读后感。
首先是有关新诗合法性方面的。其实，《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没有任何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新诗已经百年。百年虽是历史一瞬，但对“当事人”来说也足够漫长。令人尴尬的是，百年“老叟”常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机之中，有时还担心报不上“户口”。这个情况现在有了改变，即使怀有偏见的也不得不承认：它就在那里！诗人和读诗者这方面的焦虑得到缓解。这个判断，从《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中也能得到间接支持。中外诗人、翻译家的这些对话，他们对中外诗歌写作和翻译问题的探讨，侧面显示的信息是：新诗已经有了丰厚的艺术积累，确立了自身的传统，出现了成就卓著的诗人。新诗的存在，既无须以是否“继承”古典诗歌作为前提，也不必征引外国（西方）诗歌作为依据。就如有的诗人指出的，它的评价标准，由新诗自身的“传统”给出。从书中的对话实录中可以看到，中国诗人在中外诗歌交流中已不再总处于被动、仰仗影响的弱势位置。他们中的优秀者已有足够心理能量、知识储备和艺术才能，来参与这种平等的对话。在成为域外诗歌创造的参照物上，不仅中国古典诗歌能够承担，新诗也已加入其中。
另一个感想是，在诗歌批评、研究（包括诗歌史写作）上，除了系统、严谨的学者论著之外，诗人、翻译家的谈论诗歌写作经验的文字，也值得重视。这里说的重视，不仅指它们为研究者提供背景性的资料。2014年10月在台湾清华大学举行的两岸诗歌研讨会上，我的发言谈到，由于诗歌这一“文类”的性质，诗歌批评、研究，包括诗歌史写作应该有多种方式。没错，寻找规律、条理化的研究论著自有它的价值，但是，更多基于诗歌写作实践的，能容纳并有效处理感性细节，呈现为抽象概括遮蔽的情景、思绪、精神氛围的著述，也十分重要。对于诗来说，我们解说的方向不仅需要聚拢，也需要开放扩散；不仅要谈论“必然”和“中心”，也需涉及众多的偶然和碎片。读着《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印象最深的就是鲜活的现场感，和不避偶然和碎片的独特发现。这个特点，既来自演讲、座谈、对话的方式，也来自参与者的诗人、翻译家的身份，他们那种“置身其中”的视角。比起小说等来，现代诗是一种特殊，甚至是更“专业”的手艺和知识；诗歌写作经验，是有成效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史写作的重要条件；因此，出色的诗歌评论家和研究者，应该也是够格的诗人。这个想法很可能被认为是偏见，但它却既为历史证实，也是我在新诗研究上屡陷困境的自省。
第三，新诗自它诞生之日起，与外国诗歌就关系紧密，“跨语际交流”一直在进行。自然，由于情况发生的变化，交流的性质、方式也相应不断发生变化。从本书的交流实录可以看到，在当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诗人和学者的重视。一是在对话中发现差异的重要性，另一是诗歌翻译的位置。诗歌翻译在当前中国诗界得到特别关注，和中外翻译的不对等情况有了某些改善，也和对翻译性质的理解有关。王家新引述巴赫金的话说得很好：“自我是一个礼物，他从他人那里得来。”而且，翻译不仅是沟通的媒介，也是创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戴望舒不只写有《望舒草》 《望舒诗稿》，还写有《洛尔迦诗抄》。
至于说到交流对话，正如本书编著者孙晓娅说的，交流是一种融合；不同事物在“相遇”中互相发现，互相支持；因为交流创造了“空虚”和“饥饿”。卡夫卡说，“读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在我们身上挖出了一个空虚”（本书中法国诗人克洛德·穆沙的引述）。“空虚”感是融合得以产生的前提。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交流也是在发现差异，以保护、发展文化、诗歌的多元性。了解陌生的对方，吸取滋养，同时返回“本土”，返回自身，返回自身的语言、文化传统，返回写作者内心，以认识我们生存、创造的可能与意义，“让生命在诗歌中重生”。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什·希德戈谈到，欧洲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其实像马赛克一般，是由许多不同的小环境、小气候构成。首都师大诗歌中心这几年对东欧诗歌的侧重关注，对其中一些诗人的重点推介，体现了他们对诗歌一体化、同质化趋势的警惕，也体现了对哪些诗人、哪些诗歌传统能与当前的中国诗歌建立更有效对话的识见。我们从这里得到的启示还在于，当我们谈论、处理诸如“华文诗歌”“现代汉诗”“中国新诗”等范畴下的事物的时候，如何也能警惕某种同质化的思维方式，而细心发现、保护，并推动因地域、族群、语言、文化传统形成的特殊性的成长。
要感谢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感谢孙晓娅，这些年来他们做了这么多扎实、有意义的工作。可以想见，组织这样的中外诗人、翻译家的讲座、交流对话活动，需要付出怎样的精力。而论题的设计，对话的引导、阐发，更体现了孙晓娅在深入把握中国新诗基础上，对诗歌现状的那种问题意识。“写自己的故事”与为集体发声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象牙塔”的说法是否是一种“政治上的发明”而“在艺术上并没有价值”；主流社会追求赢利，崇尚迅速接受的知识，并非一目了然的诗歌对此是要抵抗，还是采取妥协；多媒体、视觉诗歌、跨界写作将给诗歌带来生机，还是让我们轻忽语言、文字的力量；网络导致的自立门户、自设标准的“文字共同体”的出现，是开拓诗歌多样性，还是破坏了建立共识的需求；在信息爆炸和交往频繁的今天，人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内心空间，又如何定义这个空间；沟通、传播的便捷，也加速语言陈旧化的速度，诗人将如何面对为“过时”写作的恐惧……讲座和对话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是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相信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洪子诚，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种声音的奇妙混合
——关于《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
张清华
从1916年新诗的诞生至今，整整一百年了，诗歌在我们的时代，早已不再是天朝中土自我封闭的田园牧歌，而是不同文化互相激荡和吸纳的结果，诗歌的丰富与复杂，观念的互渗与穿越，早已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新常态。
在设想历史叙述的修辞构成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一个“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的说法，这一构想原本是要体现历史本身的具体性和多杂性，但其实用在理论和诗歌的总体性上，也同样适用。《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便是这样一部著作，它几近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当代中国诗歌、关于世界和西方诗歌、关于诗歌史、先锋派、经典作家、诗歌翻译学、诗歌写作与交流等等在内的一个“奇妙混合”着的学术场和思想流的集合，汇集了众多中外诗人、翻译家、学者们的讲座、对话和交流的现场实录，可谓是今年诗歌界、批评和翻译界关于诗歌话题的一个思想的汇合。只消看一看这些名字，就知道它的丰富：凡尔日·佩、克洛德·让克拉斯、克里斯提昂·杜麦、克洛德·穆沙、弗朗索瓦·德布津、阿莱什·希德戈、贺麦晓、乔治·欧康奈尔……他们的声音几乎涉及了关于诗歌和翻译的全部领域，共同构成了一个话语的棱镜，发散着丰富的思想光芒与艺术色泽。
这本书的来源，是青年批评家，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的孙晓娅，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总策划人，在近年中组织的数十场中外诗歌交流活动的学术结晶，她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矢志不移的学术抱负，也已赢得了诗歌界和批评界的认可，以及高度的赞誉。当然，值得赞佩的还有她出众的学术调度能力，参与这些活动的树才、高兴、李金佳、明迪，还有王家新等，也都是重量级的诗人和翻译家，他们既是参与者，当然也是最好的媒介，可以将以往横亘着语言和文化沟壑的中外诗歌界，密切地联通起来。
进入这个棱镜的世界，我们会更强烈地感到，中国新诗已经可以确证地获得了它存在和发展的逻辑。不同语际的思索与对话，正碰撞出更加宽阔的界面，和意想不到的启示，无论是契合还是反拨，我们都可以近距离地在对方的文化镜子中看到新的可能，并重新认识着我们自己。这种交流既是相遇和寻找，同时也是自我的再度发现和确认。除此，该书还给出了一个启示，即有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可能最终都无法与写作脱节——书中几乎所有批评与翻译家都是诗人，而所有的诗人也都拥有着理论的见地与建树。这不止使得他们的见解更具穿透性和魅力，也使此书更具有话语的弹性、诗意与可信度。
几年前在一次访谈中我曾经提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外观上真正的“大乱”局面，但不同层面和方向的写作者们，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失序”的状态中找到了自由，新诗在诞生一百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多元和自在的生态，而且在语言、形式和内在的美学观念上都孕育着新的变化。我乐观地认为，一个汉语诗歌的繁盛时代就要来了。
对那些视野宽阔的人来说，《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自然值得一读，对那些想了解诗歌的现状与边际的读者来，更不失为一个凭借和契机。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无限启迪的张力
——关于《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
罗振亚
中国新诗萌生的引发模式，和众多诗人汇入世界诗歌潮流的事实，双向证明全球化语境中“对话”的重要，赋予了《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集束式成果展示以非同寻常的价值，而讲座、交流、随笔等充满细节又极具现场感的蒙茸、鲜活状态，则使一个一个“问题”研讨落到了实处。
论著抓取的诗与传统、诗与语言、诗与翻译、诗与民族及地域等话题，均为中外诗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之维，其中的一些观点虽非定论，有的还不无商榷的余地，却能够在观念和方法上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思考，而这恰恰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魅力所在。
摆脱过度倚重西方的“移中就西”的研究立场，一改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为中外跨语际平等对话的交流方式，并在交流中坚持主体个性的自觉，与扩大汉诗研究的视角和疆域同步，力避中外对话时“失语”的思维，也使论著获得了无限启迪的张力。
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彼岸之观》后记
孙晓娅
立足跨语际交流的全球化视野，将六年来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持的讲座、研讨会录音以及相关随笔整理出来，以期更多读者分享，是我多年的心愿。
本书分三编，上编为我主持的中外诗人讲座：外国诗人讲座的主题多为命题或半命题，中国诗人的讲座系近年在首都师范大学组织的“外国诗歌与我”系列成果。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历迥异的诗人从个体的诗歌际遇、精神向度、深切的生命体验谈起，主题各有侧重并自成体系，涉及诗歌功能、审美旨趣、技艺策略、诗性机制、生产阅读、出版传播、实验革新等诸多方面。每场讲座生动可感、风格迥异，本土与异域比照、传统与现代兼容、规范与创新交织。主讲人多立足此岸观瞻彼岸，从不同维度彰显了他们的主体情怀、宏富的诗学储备，对诗歌意涵与形式的理解与创造，对时代生活、哲学文化、地缘生态、民族宗教等焦点议题的探察。上编犹如不同小宇宙的汇合体，个体智性的光芒熠熠于诗歌澄明辽阔的星群之列。
中编收录了我近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的三届 “北京国际诗会”和首届“国际驻校诗人”讨论会、以及几场中外诗人主题对话的录音整理，它们均属国际协同合作。召开这些研讨会的初衷出于如下思考：吸纳尽享跨语际交流的文化资源与互动空间；梳理挖掘中外诗人共同的精神血统与差异诉求；促进中外诗人之间的沟通，搭建多方位比较研究的平台。为保证讨论的有效性，每场研讨有针对地邀请二十余位嘉宾，围绕设定的元话题，但是不拘囿于此，议题的复杂性、观点的个性化、思想的深度在活跃而紧张的氛围中被激发出来。从这些讨论中我们感受不到影响的焦虑，鲜见翻译的隔阂与语言的障碍。略有遗憾的是，部分议题因为现场时间所限，未及深入展开，有待读者继续探讨。在场感、后延性、开放的姿态、前瞻的眼光是本编的独异之处。
下编收录的是与前两编相关的随笔和论文，侧重外国诗歌的中译和中国诗歌的外译等翻译问题，偶有兼顾中外诗歌的品鉴与评论。在中国现当代译诗界，外国诗歌的中译自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第1卷的翻译始，历时百年，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相形之下，中国诗歌的外译显得薄弱，始终不见格局。汉语的结构与西方语言差别很大，中西方诗人的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由此，自新诗发轫以来，少有外国诗人、学者热衷并投入中国诗歌的外译工作。在本编择录的三篇研究中国诗歌外译的文章中，来自德国、美国、克罗地亚的诗人、学者、翻译家分别论述了汉诗在目标语环境中接受与变异的内外因由，关涉到文体因素、思想因素，语言因素、时代因素，以及原语与译语的结合。本编实为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汉诗外译及相关研究的重视。
本书旨在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创作与研究提供新异的经验、丰盈的思想资源、流动的审视维度，活跃并扩展新诗的研究与建设工作。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我尽量剔除口语的重复、跳跃、错杂，讨论中的语义散失、无逻辑、零碎不连贯等问题，尽可能再现讲座与对话的精义和主脉。此外，本书呈现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这些年为开展中外诗歌交流所做的工作，每场学术活动都贯穿着明确的学术理念——古今诗歌并重，中外诗歌互动，置身国际前言领域，深化中国诗歌研究。作为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很幸运能将我个人点滴的学术理想，对中外诗学粗浅的思考渗透在讲座的开场与结语之中。
经由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的推荐，本书得以纳入“北大·中国新诗研究丛书”，特此表示感谢！诚然，本书凝聚了一批同仁的心血与汗水，铭感多年来切实支持、协助过我的师长、诗友、责编、学生，在此一并致谢！
截至目前，我个人或与诗友合作组织的诗歌讲座、讨论远不止本书收录的内容。鉴于篇幅等因素，仅挑选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先整理成文，至少可以避免它们遗失于虚空的片影中，留存住过往的诗歌记忆和有价值的资料。从工作的持续性看，这不是本书的终点，我们相信，经由跨语际的交流、启示与滋养，诗歌必将遒劲地生长，我们仍在行进中。
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执行主编。出版学术专著《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读懂徐志摩》。编撰《中国新诗研究论文索引（2000-2009）》，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7卷）、《新世纪十年散文诗选》、《牛汉的诗》等。曾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孙晓娅编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来源：诗刊社
（编辑：moyuzhai）
推荐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