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诗歌地理》近日出版

《四川诗歌地理》近日出版


 
 
“近日，《四川诗歌地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由《四川诗歌》、《存在》、《独立》、《圭臬》，特邀《中外文艺》策划、编选，诗人李永才主编，诗人陶春、易杉执行主编的《四川诗歌地理》一书，旨在梳理四川诗人的地域生态，呈现四川诗歌当代创作生态。收入140多位年龄跨度50年代-90年代四川诗人的力作，文献与文本并重。是比较权威的四川诗人联络图。”圭臬诗刊
 
致敬新诗百年——
 
四川诗歌地理
 
李永才 陶春 易杉 主编
 
主    编   李永才
执行主编   陶 春 易 杉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碧 碧     发星
胡 马    金指尖
刘泽球   李永才
李龙炳   彭毅
凸 凹    陶 春
王学东   向以鲜
谢银恩   易 杉
 
前 言
 
四川：百年中国新诗的“半壁江山”（前言）
 
“文宗在蜀”、“文宗自古出西蜀”，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四川文学都是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古代蜀学，以文史见长，名家辈出。西汉，这里有“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其学比于齐鲁”的学术盛况，汉赋四大家就有司马相如、扬雄二人。唐诗“双子星”中，李白是蜀人，杜甫在蜀中草堂写下了传世名篇。到宋代，这里有“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的赞誉，唐宋八大家蜀中就有三家。明代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四川诗人杨慎为第一。至晚清，这里有张之洞、王运的尊经书院，人才辈出，蔚为壮观。漫长而深厚的历史滋养，为四川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传统，记录了漫长的诗人名单。虽然地处西南内陆，四川却具有“开天下风气之先”的历史气度。
 
尽管巴蜀历来就有一种二重心态，在成都有少城大城之分，在四川有“川陕四路”之别，在巴地区有三巴之异，巴蜀文化地区本身就存在了多重形态。但在巴蜀这个地域概念来看，巴与蜀在历史上他们基本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四川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过程。因此，虽然重庆从1997年作为直辖市而与四川分为两家，但在论述中，仍是在传统的四川行政区划内，将四川诗歌、重庆诗歌纳入一体论述。同时，四川境内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其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诗歌，也作为四川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一同论述的。这不仅是要呈现巴蜀文化圈内四川当代新诗的整体面貌，而且也展示四川当代新诗发展过程中复杂多样的一面。
 
“五四”以后，四川现代作家同样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新文学的诞生与成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按“鲁、郭、茅、巴、老、曹”这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排列来看，巴蜀作家与浙江作家都占了两位。根据《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等工具书的统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四川作家在总体数量是居全国第三位。尽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无疑表明巴蜀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特殊地位。
 
在新诗创始之初，四川诗人们不仅站在了最前列，而且还屹立于诗歌的最高峰。叶伯和可以说是中国新诗创作的第一人，早在胡适之提倡写白话诗之前，他便在音乐教育的实践中，开始了新诗歌创作。正是这样一种探索和创造精神，叶伯和不仅主持了第一份现代文学刊物《草堂》，而且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二个出版个人诗集的诗人。1920年5月他的《诗歌集》由上海东华印刷所出版，比1920年3月中国新诗第一部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只晚了三个月。吴芳吉其代表作《婉容词》被中国诗界誉为“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的传世之作。在五四文学时期，他在诗歌创作中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对诗界全部否定传统诗格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倡导诗歌要有时代感和现实感，要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形成了融雅俗于一体，既有古雅的文言又有现代白话的“白屋诗体”。
 
王光祈、周太玄、曾琦等四川籍作家1919年在北京组织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成为现代史上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学会。1922年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四川籍青年在上海成立的“浅草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他们都为现代诗歌的发展，为整个四川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康白情以《草儿》、《草儿在前》等诗集蜚声诗坛，而且还是现代文学重要刊物《新潮》的组织者之一。也正是他的诗歌，极大地影响了郭沫若。
 
而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教育学等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郭沫若，其《女神》无疑是20世纪新诗的巅峰之作。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为现代诗歌贡献出了《凤凰涅》、《女神之再生》、《炉中煤》、《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经典诗篇。闻一多在《<女神>的时代精神》中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天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解除了束缚、获得自由、畅快的自我，一个充满了力量和充满自信感的自我。这个“自我”就不是古典的“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审美境界下自我，而是一个高度空前和位置优先的“自我”，正如在这一首诗歌中，诗人就是自我主体的意志、欲望和精神的强化，并实现自我能量的释放。这与古典诗歌相比，自我在不断扩张，不断强大，不断冲破一切，大有让“我”统驭世界之势。在这样极端绝对的自我的表达之下，展示出了现代诗歌新的表现对象和欣赏对象，为我们呈现出现了新的诗歌美学。郭沫若的新诗，使中国新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自由”诗！而他1921年在日本东京所创立的“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
 
何其芳虽然只有三本诗集《汉园集》（合集）、《预言》和《夜歌》。但他的诗歌，在梦幻中忘返，展现了无比寂寞和忧郁的独特风格，同时以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表现出的形象和意境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地步。建国后何其芳在诗歌方面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的诗歌批评。他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出版的诗论《关于写诗和读诗》、《诗歌欣赏》，不仅对“现代格律诗”做出极为有益的建设，也建构出了一套诗歌欣赏的理论体系。
 
曹葆华，曾与孙毓棠、林庚一起，并称为“清华三杰”，不仅有《寄诗魂》、《灵焰》、《落日颂》等几部诗集问世，而且还翻译了梵乐希的《现代诗论》、瑞恰慈的《科学与诗》等现代诗学理论著作。九叶派诗人陈敬容认为，“诗是真切的生命体验，是敏锐的生命感觉，是生命搏斗的过程，是精神超越的记录”。她出版了《星雨集》、《交响集》、《盈盈集》等集子，被誉为“在中西诗意结合上颇 有成就，是推动了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女诗人之一”。
 
1937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正式移驻重庆，建立重庆国民政府。1938年8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内迁来重庆市中区张家花园，12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迁到天官府，随之大批作家来到重庆，这形成了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学高峰，也确定了四川作为大后方抗战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将民国文学分为三个十年，那么民国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中心在北京，民国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中心在上海，民国文学的第三个十年的中心就在四川双城——重庆、成都。在重庆除了有老舍等主编的文协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罗荪主编的《文艺月报》、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风主编的《七月》等全国性的大刊物之外，还有《民族诗坛》、《诗报》、《诗垦地》、《诗丛》、《文化先锋》、《文艺先锋》等刊物，在成都有《金箭》、《战潮》、《工作》、《笔阵》、《金沙》、《诗前哨》等等文学刊物，形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另一个高峰，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现代四川新诗人。
 
以华西文艺社为主体的“平原诗社”，虽然历史原因，在建国后一些成员卷入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但他们却构成了抗战时期具有鲜明个性特色和地域的一个现代诗歌群体。他们在何其芳、曹葆华、周文等人的影响下，创办了《华西文艺》、《挥戈文艺》，出版了《涉滩》、《五个人的夜会》诗丛刊，出现了杜谷、蔡月牧、寒笳、葛珍、陈道谟、徐伽、白堤、羊……等等优秀诗人。建国后更多的是以编辑、翻译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上，求学并生活于四川的老诗人杜谷、化铁，他们的诗集《泥土的梦》、《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都被胡风列入《七月诗丛》，成为七月派诗人之一，为四川诗歌带来了厚重而博大的诗歌精神。先后出版有诗集《雨景》、《声音》等诗集的诗人方敬，在诗歌中求真、求美，独具一格。而新时期他更着为中国新诗培养研究者和理论家，贡献了自己的诗性精神。
 
出生于四川的覃子豪，去台湾后编辑《新周诗刊》、《蓝星诗刊》，反对横向移植，提倡自由创作，与钟鼎文、纪弦并称台湾现代“诗坛三老”，并被新诗派诗人奉为宗师。1968年后台湾出版的《覃子豪全集》，全面彰显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贡献。另一位去台湾的四川诗人商禽，一直都对超现实主义保持孜孜追求的热情，他的纯诗理论和创作，拓宽了现代诗歌的发展空间。
 
建国后四川诗歌的表现，依然占据着当代诗歌的中心地位。建国初入川诗人雁翼、顾工、孙静轩、高平等，与四川诗人傅仇、戈壁舟、梁上泉、高缨、张永枚、杨星火、陈犀、唐大同、陆、张继楼、杨山等，逐渐形成了一个巴蜀诗人群。他们的诗歌大多是以巴蜀水风貌为内容，以新中国建设和追求和平为主题，呈现出特有的“川味”特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堪称形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独特的“巴蜀诗派”。1960年四川十年文学艺术选集编辑委员会编的《四川十年诗选》，集中呈现了这一阶段四川诗人的创作实力。
 
1957年1月1日《星星》诗刊在成都创刊，虽偏居西部却与北京的《诗刊》一起并列为新中国创刊最早的“专门的诗刊”。她的创刊不仅为四川诗歌的发展贡献了丰腴的诗歌气场，更是为当代诗歌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在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人的主持和努力下，《星星》实行“多样化”方针，为当代新诗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而1957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的《草木篇》，就引发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全国性大批判。但《星星》诗刊创刊以来，各种流派、风格的诗人及其作品在这里相聚，一代又一代诗人和读者与《星星》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同步，见证了中国诗人的成长，见证了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轨迹，在中国当代诗歌史、文学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部《星星》诗刊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建国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缩影。
 
而1958年全国性的新民歌运动，从“成都会议”发端。1958年3月22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进行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而当时四川就有2万多个山歌社、文艺创作组，出版了三千多本新民歌诗集，出版了专门研究“新民歌”的理论著作，将新民歌运动推到一个高峰。1975年戴安常编选的《进攻的炮声》，让我们看到活跃于文革时期四川的诗人也非常之多，涌现出了一批以柯愈勋、刘滨、熊远柱等为代表的工人诗人歌中着力追求生命的天性与自由。周伦佑保存下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诗文稿，之后编辑为《周伦佑文革诗选》。周伦佑文革期间的文学活动及作品，对80年代的非非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以杨星火、童嘉通、里沙等为代表的军旅诗人。即使是在60－70年代，在知青诗歌与地下诗歌方面，四川也有特别的贡献。文革时期成都的野草沙龙和西昌聚会，便是其中的代表。以邓垦、陈墨为中心人物的“野草诗群”，在特殊的时期，他们多次编选《空山诗选》、《野草》，呈现出了具有巴蜀特色“茶铺派”，在诗就在全国新潮时涌动的同时，四川诗人也唱响了新时期的诗歌声音。骆耕野的一声《不满》，以宏大的魄力介入社会和政治，其诗歌中发出的可怕的“个人声音”，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引起了整个文坛的地震。果园诗人傅天琳、蓝水兵李钢，写《我是青年》的杨牧、《干妈》的叶延滨，《一个彝人的梦想》的吉狄马加，一起构成了诗歌界的“四川新诗潮”。1979年《星星》复刊后，持续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诗人和诗歌作品，其价值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86年12月6-9日，《星星》诗刊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选出了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等十位“我最喜欢的当代中青年诗人”，举行了《星星》诗刊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将朦胧诗诗人进一步推向了全国。在《星星》诗刊内部，可以说由《星星》编辑部的编辑们构成了当代诗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诗人群——“星星诗人群”：叶延滨、杨牧、张新泉、梁平、龚学敏等……他们既是编辑，又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们的创作为当代新诗的发展贡献出诸多有意义的探索话题。
 
1980年艾青出版诗集《归来者的歌》的同时，成都诗人流沙河写了《归来》，四川诗人梁南也写下了《归来的时刻》。四川的一些老诗人，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思色彩，加入到了归来者的合唱之中。同时也以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开创了归来者新的诗歌空间。以孙静轩、雁翼、木斧、高缨、王尔碑、傅仇、沈重、戴安常、唐大同等为代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归来者诗群”。入川老诗人孙静轩，80年代又贡献出了《告别二十世纪》等重大作品，深刻表现了自己的不竭的创造力！他们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写出了重要的诗篇，都在文革失去了自己声音。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呈现出灵敏的现代情绪感受力。
 
80年代四川，更是“第三代”的诗歌最重要的策源地，成为那个时代诗人心中的“圣地”。早在1982年10月，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有过一次艺术家的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许多人物后来都成了“第三代”的诗人，如万夏、廖希、胡冬、赵野等，并且这次聚会诞生了《第三代诗人宣言》。1983年成都诗人北望（何继民）、赵野、唐亚平等创办自印诗歌刊物《第三代人》，刊名“第三代人”成为新一代诗人的代名词。之后，欧阳江河、周伦佑、石光华、万夏、杨黎等人在成都筹办以先锋诗人为主体的“四川青年诗人协会”，接着1985年万夏等人编印《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这成为中国第一本铅印的地下诗歌刊物，它正式提出了“第三代诗人”的概念。莽汉主义、整体主义、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绝对是整个第三个诗歌的中间力量。周伦佑、李亚伟、杨黎、廖亦武、万夏、燕晓冬、尚仲敏、宋渠宋炜等等，均是第三代诗歌最重要的代表诗人。如果说大学生诗派的“反文化”是回归日常、世俗生活，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的反现代文化是回归民族精神，那么莽汉主义诗歌在本质就是义无反顾地行进在反叛而无回归的路上。1993年万夏、潇潇编选的《后朦胧诗全集》，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收选了从80年代初以来73位诗人1500首、5万3千多行的代表作品，成为对朦胧诗后诗歌，特别第三代诗歌的一次完整呈现。在第三代诗歌中，非非主义可以说是第三代诗歌最有影响力的流派。非非主义创立于1986年，由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发起，在理论上的核心是极端的反传统，提倡超越文化。为此，他们提出了“前文化理论”，认为只有彻底摆脱这个符号化、语义化的世界，才能真正地实现“前文化还原”，达到感觉、意识、逻辑、价值的原初存在。1992年周伦佑在非非的复刊号上提倡《红色写作》，再现了他与八十年代创作的内在精神和诗歌方法的继承与反驳。1993年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在《预言家的终结》一文中，将20世纪中国诗歌划分为以朦胧诗和以非非主义为标志的两个阶段，并论述了以非非主义为标志的新诗歌浪潮对朦胧诗的取代和超越，认为非非主义具有世界性意义。
 
1990年孙文波又与肖开愚一起主编《反对》，明确提出了“中年写作”这一个90年代诗学的重要概念，标示了80年代诗学向90年代诗学的转变。而凸显个人手艺的“四川七君”成为当代诗坛的主力。“四川七君”之名来源于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所办的刊物《译丛》，以介绍欧阳江河等七位四川诗人的作品，1995年德文本《四川五君诗选》（欧阳江河、柏桦、翟永明、孙文波、钟鸣）在德国出版，奠定了他们的诗学地位，进一步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另外，在90年代诗歌中，肖开愚主张步入中年后的写作者告别“青春写作”，提出具有积极承担、责任意识的“中年写作”诗学，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在九十年代确立了自己“从身边的事物发现自己需要的诗句”的基本的诗歌创作倾向。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当代社会的各种细节和情节被刻绘和保存，彻底提升了“日常生活”的质量和高度，投射出强烈的历史关怀和人文关怀。同时他们在叙事方面的探究，使现代诗学中叙事的“及物能力”得以加强，构筑了现代诗学新的可能。他们强调对当下生活、当代社会语境、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个人性”的深刻把握。正是在这种当下语境中，他们敏感意识到“生存处境和写作处境”，由此对诗歌本体认识加深，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开阔的写作境界。这不仅代表了九十年代诗歌的“综合”走向，也增强了现代诗歌探测人生真谛、生命意义、生活世界本相的能力。
 
民间刊物，不仅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四川诗歌发展的中间力量。《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非非》、《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莽汉》、《巴蜀现代诗群》、《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反对》、《九十年代》、《诗境》、《诗歌档案》、《存在》、《独立》、《圭臬》、《四川诗歌》这些民刊咄咄先锋精神和极端自由姿态，一同创造出中国诗歌发展的奇迹！这些民间诗刊和诗人们，以其鲜明的自由、先锋、个性、探索和创造精神，深刻地改变了现代汉语，深深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甚至参与到现实社会的建构和改革之中，成就了当代中国新诗的另一个黄金时代。早在1963年成都的“野草诗群”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编辑过多种诗集，预演了一场新的诗歌时代的来临。1982年钟鸣油印编选《次森林》，成为第一本南方诗歌地下杂志。之后的《第三代人》、《象罔》、《红旗》、《现在》、《中国现代诗》、《王朝》、《净地》、《诗人力作抗衡》、《黑陶碗》、《龙舟诗报》、《拓荒者》、《巴蜀诗人报》、《晨》、《当代青年诗人》、《山鹰魂》、《阆苑》、《地铁》、《诗研究》、《诗歌创作与研究》、《上下》、《新大陆》、《裂谷流》、《山海潮》、《跋涉者》、《声音》、《女子诗报》、《蓝族》、《潜世界》、《终点》、《侧面》、《彝风》，再到《在成都》、《人行道》、《幸福剧团》、《或许》、《屏风》、《鱼凫》、《格律体新诗》、《零度》、《自便》、《第三条道路》、《元写作》、《天下诗歌》、《曲流》、《私人诗歌》、《驿站诗报》、《大巴山诗刊》、《此岸》、《中国诗歌年鉴》、《界限》、《蜀道》、《现在诗歌读本》……，呈现了四川这片土壤所孕育着的充沛的诗歌力量。当下《非非》提出“体制外写作”、“介入写作”，陶春、刘泽球、谢银恩等创办的《存在》倡导诗写的“心灵命运的超验之维的呈现”与“文本·人本立场”的同构、互文与担当。发星创办的《独立》倡导的“地域诗歌写作”，易杉创办的《圭臬》倡导的“本相诗歌”和“词语写作”，李永才创办的《四川诗歌》倡导的“文本综合抒写”，不仅形成了一批较有实力的诗人，都初步凸显出自己的诗学向度。2006年创办的《芙蓉锦江》诗刊，秉承“天下诗歌”之理念，试图把诗刊办成“天下诗人之家”。以“中国诗歌最低处”为口号，力图成为中国诗歌的最后堡垒。他们扎根于四川，坚持办刊、出刊，已渐成气候。他们不仅为我们呈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文本，而且展示了相当高贵的诗歌精神，使四川具有了无比丰腴的诗歌气场。
 
攀西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共同创造了当代四川新诗的奇迹。在彝族诗歌方面，吴琪拉达第一个突破了彝族传统诗歌五言古体的形式，开始了彝族当代新诗的全新面貌。而吉狄马加，则以现代的自我身份意识和少数民族的特殊视域，显示了一个特殊的现代灵魂的波动，成为当代彝族诗歌的领军人物。阿库乌雾、倮伍拉且、吉木狼格、发星等是当代彝族诗人的代表。
 
川西藏族不仅走出了扎西达娃、意西泽仁等著名小说家，也诞生了阿来、列美平措等优秀的川西藏族诗人。羌族新诗在当代得以发展，一批作家诗人正在成长起来，诗人羊子等在当代羌族诗歌中比较有代表性。另外，川东的土家族、苗族以其神秘的气质，走出了冉庄、何小竹等优秀的诗人。
 
尽管地处中国内陆，但秉承着“蜀”文化的基因，四川诗人总是具有“敢为天下先”，重塑历史、重构历史的野心。同时，他们对于“语言本体”有着深刻认识，非非主义的“诗从语言开始”，使“第三代”也被称为是“以语言为中心”的一次诗歌运动，或者就是一次“语言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四川诗人常常迷恋着“诗歌之境”，在他们的诗歌中，尽管有着主体的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主宰，他们也始终以远离“物”、呈现“物本身”，让事实、让真实自然朗现出来的诗学愿望。由此，20世纪以来，四川诗界以诗歌的开放承担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革，将自我的追求演化为推进中国艺术在新时期实现全新创建的基础，这些引人注目的四川诗人，他们继承了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传统，更在艺术的创新方面锐意探索甚至无所顾忌，为新时期的四川诗歌与中国诗歌创造了更多的新质，并构筑出一道道灿烂而独特的现代“新情绪”路景。明代何宇度曾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有着漫长而深厚的历史滋养的四川当代新诗，在当代新诗走向集大成之时，值得我们期待。对于四川当代新诗的展示，其意义就不仅在于四川，更在于中国。
                                      
《四川诗诗歌地理》编委会
执笔  王学东
2016-11-27
 
来源：圭臬诗刊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