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布时间：2021-09-20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次
《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以“经典再生产”作为理论支点，运用了文化透视的方法，分别研究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语境、形式批评、政治批评和文化意义，揭橥金圣叹小说评点独特的文化特征，发掘其中蕴藏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在沟通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包括西方文学理论方面，取得了可喜的佳绩。全书视野宏阔，阐释细致而别具只眼、富有新意，是金圣叹研究的一次有效推进，对于加强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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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序
童庆炳
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为吴子林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指导老师，对他的研究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吴子林是一位勤奋的青年学者。在他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与他一起讨论和研究过问题，深知他对论文撰写的态度十分认真，研究十分刻苦。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理论前人已有不少讨论，多有歧见，因此新的研究要获得突破是不容易的。但是吴子林在确定了论文题目之后，知难而进，没有退缩，没有犹豫，而是勇往直前。他的论文进入了金圣叹的世界，又超越了金圣叹的世界，的确是下过大功夫的；他的论文资料基础扎实，论证过程充分，有着自己的新鲜见解。在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高度评价了他的论文。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他是明末清初一位具有突出性格的才子。他的一生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狂傲和怪异，最令人同情的是他因“哭庙案”而被处死，最令人不解的是他死后仍然有种种关于他的那些离奇的传说，最令人困惑的是反封建思想最为彻底的鲁迅对他也侧目而视……。其实金圣叹留给我们的遗产，似乎与上面所言并无太大关系，他启示我们的是在暗无天日时候的那种饮酒赋诗的潇洒、超脱的精神，还有那充满睿智的“六才子书”的评点理论。
吴子林的论文便是对于金圣叹小说评点理论的辛勤的开拓与深入的挖掘。小说评点由晚明李贽等人发端，到了金圣叹这里终于形成了规模和体系。金圣叹摒弃了以诗为正宗的传统的文学观念，真正地把小说、戏曲看成艺术，而且他对小说、戏曲的理解是独到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他的评点与作者构成了真正的对话。他理解了小说、戏曲作者之用心，又填补了作者留给读者、批评家应填补的空白。特别是他的《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应该说是中国小说戏曲理论成熟的形态。在思想解放的今天，我们应该拂去堆积在金圣叹小说、戏曲评点上的尘埃，继承金圣叹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还金圣叹小说、戏曲理论创造的本来面目。吴子林的论文应该说达到了这个目的。
对于吴子林的论文，可以谈论的很多，这里仅简要地谈三点：
第一，吴子林为了还金圣叹的本来面目，把金圣叹及其理论创造放回到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而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精神贯穿他的论文始终。吴子林认识到：“只有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才能做到从‘史实’出’‘史识’”；“历史与理解者之间的对话，是在解释者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这种文化背景则由历史来提供”；“ 在我们看来，金圣叹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言，是‘一无依傍”的“文化离轨者’。事实上，金圣叹并非孑然而行，他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形成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所提供的背景与氛围——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文学思潮，等等——之中。为此，跟以往人们模糊地通过‘时代背景’或是几个显在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谈论不同，我们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深入地研究金圣叹的文化人格与文学精神的构成，以揭示其小说评点生成的文化语境”。他不仅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自觉地这样做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问题这“真”在哪里？“真”不在主观臆断，“真”也不完全在逻辑推演，“真”在历史文化语境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中。因此，如何“返回”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一个学术工作者应该努力去作的事情。当然，历史文化语境百分之百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吴子林的论文把金圣叹放到明末清初独特的吴中文化中去把握，用充实的资料和合理的阐释，让我们似乎真实地感觉到才子金圣叹就是那个时代那块土地那种文化中产生的，金圣叹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也才有了历史文化的根基，理解金圣叹及其著作才成为可能；离开那个时代那块土地那种地域文化，才子金圣叹的出现以及小说评点种种理论的提出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吴子林的论文中虽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表现了他知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但是他没有把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与西方的理论作简单的比附，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仍然是要追求揭示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特质性”，即由中华文化所熏染而成的民族特性。如他对于金圣叹“性格”理论的理解与分析，与此前的种种理解和分析不同。的确，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是其小说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金圣叹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理论上的历史性转换的根本标志是人物性格理论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有的论者甚至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的理论早了两个世纪。吴子林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说：“不难看出，他们都是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殊不知其最大失误，就在于极大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那么他从哪个角度切入来把握金圣叹的“性格”理论呢？他在论文中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 ‘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他抓住了形、神关系这一视角，展开具体、详尽和深刻的论述，的确揭示了金圣叹“性格”说的“东方神韵”，还金圣叹小说理论以民族本色。一段时间以来，不重视中国古代文论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中国古代文论也成为西方文论的注脚，出现了中西文论观点的生硬比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吴子林的论文在这方面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三，吴子林对金圣叹小说评点中重要论点，都作出了新的阐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说，许多研究者都解释过。一般认为，这区分了历史书写与历史题材书写的区别。吴子林的解释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他联系金圣叹才子书评点的各种提示，进行了综合的考察。他提出“以文运事”虽然可以理解为历史书写，但这里是书写，其中也包含了作者的主体性的改造。他在论文中指出：“金圣叹却指出，历史一旦成为一种‘文人之权’的运作，‘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其事游侠货殖，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武本纪》，事诚汉武之事，志不必汉武之志也’；因此，‘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因为他发现：‘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也就是说，历史家对历史的叙述，不是简单地记录‘发生了什么’，而是根据‘写志’的需要，采用了强调（‘张皇’）、集中（‘隐括’）、省略（‘轶去’）、组织（‘附会’）等各种语言的策略，‘事’不过是‘文料’而已。因此，‘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之间实际又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规定性，历史叙事过程也有‘生事’之处；如何叙事决定了历史的真正浮现，体现了史家的自我历史意识和文学创造精神。于是，历史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陈述，或所谓的‘纪实性创作’；既然在‘以文运事’之中包含着‘因文生事’，历史就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已”；“金圣叹的超拔之处就在于，既认识到了《史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差异，又特别突出了它们在文学意味上的一致——‘为文计，不为事计’，而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置。”不难看出，经过吴子林的综合考察，我们的确发现“以文运事”中，包含了“因文生事”，因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叙事话语而已，因为其中不能不折射出作者的立场、评价和言语，完全忠实于客观事实的历史，在历史著作中几乎是没有的。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书写就等于小说书写。吴子林不同意现代把“实录”还是“虚构”当作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分水岭，这样他对金圣叹的诠释就转到“因文生事”的提法上面来了。他引了金圣叹的如下文字：“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并对这段文字作出别出心裁的全新的解释。他说：“在我们看来，如何理解金圣叹‘因文生事‘说，是解决历史与小说叙事界限的关键。表面上看，历史所叙之‘事’是先在之物（‘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是叙事之‘文’整编的对象；历史家‘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形同戴了镣铐跳舞，虽‘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小说叙事则不然，它所叙之‘事’是‘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然而，吴子林的诠释并未到此结束，认为这并非说小说真的就可以任意地自由创造了。他紧紧抓住金圣叹的“顺着笔性”四个字，作了更深入的揭示。他说：“金圣叹‘因文生事’说的侧重点也正在于‘文’，即从艺术的内部规律及其与审美主体的关系探索小说叙事的特点。同样是‘为文计，不为事计’，以‘因文生事’为创作原则的小说叙述与历史叙述是绝然不同的”；“ 所谓的‘笔性’实际就是叙事的内驱力，即文中驱动着材料安排组织、支配和制约着事件发展的一种神秘的张力或惯性，金圣叹曾指出的文中的‘不得不然者’”。吴子林在引用一些相关文字做了进一步阐释后，得出结论：“我们就不难明白：‘因文生事’说的真正涵义是说，小说叙事是创造一个故事，其故事本身就有在人物、情节和环境三方面的自我生长与膨胀能力；这种自我衍生的能力，使得小说的创作不再仅是为了叙述生活事实，而是为了创造‘文’——审美的形式。”这就是说，小说虽然是“因文生事”，但仍然要受到情理的限制，只有这样，才是“顺着笔性”，才符合“文”的需要。吴子林通过这样的解释，把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提升为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这些诠释别具只眼，颇有见地，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视野宏阔、论述细致而富有新意，可视为“金学”研究的一次推进；它对于加深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对于吸收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精髓、加强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吴子林作为一位年轻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很不错的成果。在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我衷心地祝贺他，并希望他仍要勤奋更勤奋，努力更努力，谦虚更谦虚，谨慎更谨慎，因为前面的学术之海是无边无际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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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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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都经历了反思与批判，进行了重新评价，以便走出困境，寻找新的道路。面对新的文学创作的繁荣，新的文学思想的涌现，以及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旧有的文学史观念需要修正，对原有的文学史的写作，自然必须进行反思。
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学者和广大读者大体公认的文学经典的文学史。80年代起，我国文学史界就展开了对现代文学再评价的热潮，过去的那种以政治倾向为原则的文学史编写原则，普遍受到质疑。80年代中期起，我们就不断读到重写文学史的各种主张，特别是现当代的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意味着重新评价以往公认的那些文学经典，或者对原来被认可的经典维持现状，或者进行升级、贬低或删除，或者把那些被读者广泛阅读的、新出现的畅销书奉为经典，等等。相应地在现代作家再评价方面，以往那些文学成就卓著、名声显赫、但认为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抬高了的作家，常常受到了降格处分，甚至排行榜上不见了他们的踪影；过去投降日寇、政治上严重失节的一些作家，认为其著作文采斐然，富有韵致而被视为怠慢了的经典，由国家出版社大量刊印，并得到一些人的推崇；至于同样出于政治的原因，过去一些评价偏低的作家或未曾提及、备受冷落的作家，现在一经高人点拨，立时红得发紫，一下提到了崇高的地位，同新的武侠小说领袖人物，一起光荣地登上了前十名里的排行榜了。这样，文学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就成了文学批评、文学史界的一个热门问题。
在经典的解构与重构的相当长的时间的讨论中，常常听到文学经典的产生是被过去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操控的，所以现在解构、重构经典，就必须摆脱它们的影响，建立文学经典自身的准则，驱除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因素，编写文学史也是如此，这似乎讲的很对。但是从已经出版的一些现当代文学史来看，经典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要说这是已经脱离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操控的著作，这似乎难以使人相信。问题在于这些文学史，它们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经典与准则，也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产物，即力图替代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消解过去的文化操控而建立起来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产物而已。话语权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它随形势而不断消长，这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编写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或者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者由于商业实利的需要，在自立的纯粹的文学准则的名义下，一夜之间可以把某个作家的作品抬到经典的位置，而不顾其品格、人格与国格；也可以把在文学与现实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一笔勾销，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或者说也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导向。
在今天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自然可以成为消闲、玩乐之物，仍至参与今天“娱乐至死”的狂欢、快乐活动。但要说到文学经典，那么它们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这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类作品，本身自然必须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是文学中的审美创新与新的形式的发现，而起到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它们应当具有意识到的较大深度的历史内容，蕴涵较大的社会意义，在深含民族生存意蕴的具体的描写中，不管其描写方式如何，应是表现了最具人性的东西，具有属于全人类的因素、未来的成分，有在“自律”与“他律”张力之间维持高度紧张的因素，进入“长远历史”而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化现象。文学经典大致和人文科学的其他部门的经典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自应高度体现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培养新的“审美的人”，以利于促进并维系我们民族长期的生存与发展。
文学经典实际上不会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地产生的，自然也不会像有的人说的，一不小心就会写出一部《红楼梦》来的。但是今天的写家何其多，文学的“经典”也就何其多！不少出版商为物质利益所驱使，把不少文化泡沫标以“经典”叫卖，使得“经典”竟是遍地泛滥；还有一些人，本身缺少创新精神，却以平庸的见解，戏说经典、反说经典、亵渎经典、解构经典，使得这些文学经典中原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被消解得无影无踪，而只为从出版商那里分享一份高额收入和讨得读者的一笑！
吴子林博士将其书稿《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送我，并要我为它写一序言，我阅读后十分愿意谈谈我的感想。《经典再生产》的意图是，探讨三百多年前金圣叹通过自己的评点，如何将《水浒传》推上文学经典的地位的。看来作者并不想以古论古，而是一开始就将金圣叹的评点置于“经典再生产”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觉的理论支点的起点，一个很有意义的起点。
《水浒传》在民间传诵已久，毁誉不一，但是它得到了金圣叹的高度评价，并且竟然将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置于同一地位，这在明末清初时代的文化氛围中，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显示了旧的文化体制与思想走向解体与新的启蒙理性的巨大冲击力。《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历史上大体上已有定论，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要使《水浒传》与上述宏篇巨构比肩而立，就必须进行全新的阐释：第一，必须阐明何以这种原本不能登入大雅之堂的小说文体，可以能够成为以《庄子》、《离骚》为传统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原有的文学传统获得更新；拆除文学语言的鸿沟，揭示白话的巨大魅力。第二，需要阐明小说自身的高度的艺术价值，能够在整个文学的潮流中标举自身的创新，引领文学潮流。第三，必须阐明金圣叹评点的这种批评形式的创新特征。可见，经典的生成不是速成的，还要具有宏大的理论魄力的批评家的强有力的推动，也许文学经典的生成，在电子化时代的今天就不一样了？
《经典再生产》作者在《导言》中说：“更新理论思维的方式，实现既有范式的根本转变，是推动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准确估价金圣叹小说评点价值的关键”，并努力在与作者对话、交流方式中完成。我以为这一出发点，不仅适用于讨论金圣叹及其评点，而且也适用于我们自身，即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原有的话语评价范式，从而使自己的阐释获得新质，有所更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应该说《经典再生产》的作者自身是做到了这点的，这就是吴子林博士在这部书稿中，运用了文化透视的方法，深入与之相关的诸多文化现象，从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发现时代的征候，并从地域文化的探讨中，导出“才子文化”的建构及其核心观念，阐明金圣叹作为批评家的独到见解及其远见卓识，他的批评个性及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描述金圣叹式的评点的产生及其话语系统。我发现作者把细读法移用于理论阅读，来解读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他从细读中归纳出了“形式批评”、“政治批评”，并与西方的理论相互比照，贯以通过批评家的阅读、评价而参与经典再创造的接受美学思想。运用多种新的批评范式来解读金圣叹及其评点，不仅使人看到了一个更为接近真实的金圣叹其人，而且也让我们了解金圣叹是如何发现了《水浒传》的新的巨大的潜在的艺术价值，也即堪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相提并论的学理，从而使得金圣叹本人的著作也大放异彩。三百多年前的金圣叹的评点，在对于小说的细读上，在对于小说语言多层次的细致分析与标榜上，在独特的话语中发现作品的多重涵义与思想的批判上，在对于小说人物塑造的要求与对于小说创作的章法、结构的整体评价的认识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式的宏大的叙事理论，它在见解独到、细致、深刻方面，与我们现当代不少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的思想与方法，竟是如此的接近与契合，这真使我们深为惊叹！
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推动了我国小说的“合法化”，文学的白话化、平民化，预见了到我国现代文学兴起的先兆；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新文学运动兴起的理论先声。
对于金圣叹的复杂的思想分析，书稿用了意识形态理论做了探索，可自成一说；但是如果能够辅之以两种文化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也许更会增添理论的雄辩力的。
《经典再生产》站在一个独特的起点上，在沟通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包括外国文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它以多种新的角度入手，发掘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活着的东西与具有现代价值的成分，它为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理论经验。
吴子林博士的理论探索，很富新意，令人欣慰，是为序。
2006年春节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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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序
童庆炳
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为吴子林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指导老师，对他的研究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吴子林是一位勤奋的青年学者。在他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与他一起讨论和研究过问题，深知他对论文撰写的态度十分认真，研究十分刻苦。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理论前人已有不少讨论，多有歧见，因此新的研究要获得突破是不容易的。但是吴子林在确定了论文题目之后，知难而进，没有退缩，没有犹豫，而是勇往直前。他的论文进入了金圣叹的世界，又超越了金圣叹的世界，的确是下过大功夫的；他的论文资料基础扎实，论证过程充分，有着自己的新鲜见解。在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高度评价了他的论文。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他是明末清初一位具有突出性格的才子。他的一生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狂傲和怪异，最令人同情的是他因“哭庙案”而被处死，最令人不解的是他死后仍然有种种关于他的那些离奇的传说，最令人困惑的是反封建思想最为彻底的鲁迅对他也侧目而视……。其实金圣叹留给我们的遗产，似乎与上面所言并无太大关系，他启示我们的是在暗无天日时候的那种饮酒赋诗的潇洒、超脱的精神，还有那充满睿智的“六才子书”的评点理论。
吴子林的论文便是对于金圣叹小说评点理论的辛勤的开拓与深入的挖掘。小说评点由晚明李贽等人发端，到了金圣叹这里终于形成了规模和体系。金圣叹摒弃了以诗为正宗的传统的文学观念，真正地把小说、戏曲看成艺术，而且他对小说、戏曲的理解是独到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他的评点与作者构成了真正的对话。他理解了小说、戏曲作者之用心，又填补了作者留给读者、批评家应填补的空白。特别是他的《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应该说是中国小说戏曲理论成熟的形态。在思想解放的今天，我们应该拂去堆积在金圣叹小说、戏曲评点上的尘埃，继承金圣叹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还金圣叹小说、戏曲理论创造的本来面目。吴子林的论文应该说达到了这个目的。
对于吴子林的论文，可以谈论的很多，这里仅简要地谈三点：
第一，吴子林为了还金圣叹的本来面目，把金圣叹及其理论创造放回到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而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精神贯穿他的论文始终。吴子林认识到：“只有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才能做到从‘史实’出’‘史识’”；“历史与理解者之间的对话，是在解释者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这种文化背景则由历史来提供”；“ 在我们看来，金圣叹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言，是‘一无依傍”的“文化离轨者’。事实上，金圣叹并非孑然而行，他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形成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所提供的背景与氛围——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文学思潮，等等——之中。为此，跟以往人们模糊地通过‘时代背景’或是几个显在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谈论不同，我们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深入地研究金圣叹的文化人格与文学精神的构成，以揭示其小说评点生成的文化语境”。他不仅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自觉地这样做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问题这“真”在哪里？“真”不在主观臆断，“真”也不完全在逻辑推演，“真”在历史文化语境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中。因此，如何“返回”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一个学术工作者应该努力去作的事情。当然，历史文化语境百分之百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吴子林的论文把金圣叹放到明末清初独特的吴中文化中去把握，用充实的资料和合理的阐释，让我们似乎真实地感觉到才子金圣叹就是那个时代那块土地那种文化中产生的，金圣叹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也才有了历史文化的根基，理解金圣叹及其著作才成为可能；离开那个时代那块土地那种地域文化，才子金圣叹的出现以及小说评点种种理论的提出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吴子林的论文中虽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表现了他知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但是他没有把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与西方的理论作简单的比附，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仍然是要追求揭示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特质性”，即由中华文化所熏染而成的民族特性。如他对于金圣叹“性格”理论的理解与分析，与此前的种种理解和分析不同。的确，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是其小说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金圣叹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理论上的历史性转换的根本标志是人物性格理论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有的论者甚至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的理论早了两个世纪。吴子林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说：“不难看出，他们都是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殊不知其最大失误，就在于极大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那么他从哪个角度切入来把握金圣叹的“性格”理论呢？他在论文中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 ‘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他抓住了形、神关系这一视角，展开具体、详尽和深刻的论述，的确揭示了金圣叹“性格”说的“东方神韵”，还金圣叹小说理论以民族本色。一段时间以来，不重视中国古代文论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中国古代文论也成为西方文论的注脚，出现了中西文论观点的生硬比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吴子林的论文在这方面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三，吴子林对金圣叹小说评点中重要论点，都作出了新的阐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说，许多研究者都解释过。一般认为，这区分了历史书写与历史题材书写的区别。吴子林的解释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他联系金圣叹才子书评点的各种提示，进行了综合的考察。他提出“以文运事”虽然可以理解为历史书写，但这里是书写，其中也包含了作者的主体性的改造。他在论文中指出：“金圣叹却指出，历史一旦成为一种‘文人之权’的运作，‘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其事游侠货殖，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武本纪》，事诚汉武之事，志不必汉武之志也’；因此，‘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因为他发现：‘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也就是说，历史家对历史的叙述，不是简单地记录‘发生了什么’，而是根据‘写志’的需要，采用了强调（‘张皇’）、集中（‘隐括’）、省略（‘轶去’）、组织（‘附会’）等各种语言的策略，‘事’不过是‘文料’而已。因此，‘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之间实际又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规定性，历史叙事过程也有‘生事’之处；如何叙事决定了历史的真正浮现，体现了史家的自我历史意识和文学创造精神。于是，历史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陈述，或所谓的‘纪实性创作’；既然在‘以文运事’之中包含着‘因文生事’，历史就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已”；“金圣叹的超拔之处就在于，既认识到了《史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差异，又特别突出了它们在文学意味上的一致——‘为文计，不为事计’，而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置。”不难看出，经过吴子林的综合考察，我们的确发现“以文运事”中，包含了“因文生事”，因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叙事话语而已，因为其中不能不折射出作者的立场、评价和言语，完全忠实于客观事实的历史，在历史著作中几乎是没有的。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书写就等于小说书写。吴子林不同意现代把“实录”还是“虚构”当作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分水岭，这样他对金圣叹的诠释就转到“因文生事”的提法上面来了。他引了金圣叹的如下文字：“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并对这段文字作出别出心裁的全新的解释。他说：“在我们看来，如何理解金圣叹‘因文生事‘说，是解决历史与小说叙事界限的关键。表面上看，历史所叙之‘事’是先在之物（‘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是叙事之‘文’整编的对象；历史家‘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形同戴了镣铐跳舞，虽‘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小说叙事则不然，它所叙之‘事’是‘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然而，吴子林的诠释并未到此结束，认为这并非说小说真的就可以任意地自由创造了。他紧紧抓住金圣叹的“顺着笔性”四个字，作了更深入的揭示。他说：“金圣叹‘因文生事’说的侧重点也正在于‘文’，即从艺术的内部规律及其与审美主体的关系探索小说叙事的特点。同样是‘为文计，不为事计’，以‘因文生事’为创作原则的小说叙述与历史叙述是绝然不同的”；“ 所谓的‘笔性’实际就是叙事的内驱力，即文中驱动着材料安排组织、支配和制约着事件发展的一种神秘的张力或惯性，金圣叹曾指出的文中的‘不得不然者’”。吴子林在引用一些相关文字做了进一步阐释后，得出结论：“我们就不难明白：‘因文生事’说的真正涵义是说，小说叙事是创造一个故事，其故事本身就有在人物、情节和环境三方面的自我生长与膨胀能力；这种自我衍生的能力，使得小说的创作不再仅是为了叙述生活事实，而是为了创造‘文’——审美的形式。”这就是说，小说虽然是“因文生事”，但仍然要受到情理的限制，只有这样，才是“顺着笔性”，才符合“文”的需要。吴子林通过这样的解释，把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提升为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这些诠释别具只眼，颇有见地，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视野宏阔、论述细致而富有新意，可视为“金学”研究的一次推进；它对于加深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对于吸收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精髓、加强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吴子林作为一位年轻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很不错的成果。在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我衷心地祝贺他，并希望他仍要勤奋更勤奋，努力更努力，谦虚更谦虚，谨慎更谨慎，因为前面的学术之海是无边无际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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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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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都经历了反思与批判，进行了重新评价，以便走出困境，寻找新的道路。面对新的文学创作的繁荣，新的文学思想的涌现，以及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旧有的文学史观念需要修正，对原有的文学史的写作，自然必须进行反思。
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学者和广大读者大体公认的文学经典的文学史。80年代起，我国文学史界就展开了对现代文学再评价的热潮，过去的那种以政治倾向为原则的文学史编写原则，普遍受到质疑。80年代中期起，我们就不断读到重写文学史的各种主张，特别是现当代的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意味着重新评价以往公认的那些文学经典，或者对原来被认可的经典维持现状，或者进行升级、贬低或删除，或者把那些被读者广泛阅读的、新出现的畅销书奉为经典，等等。相应地在现代作家再评价方面，以往那些文学成就卓著、名声显赫、但认为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抬高了的作家，常常受到了降格处分，甚至排行榜上不见了他们的踪影；过去投降日寇、政治上严重失节的一些作家，认为其著作文采斐然，富有韵致而被视为怠慢了的经典，由国家出版社大量刊印，并得到一些人的推崇；至于同样出于政治的原因，过去一些评价偏低的作家或未曾提及、备受冷落的作家，现在一经高人点拨，立时红得发紫，一下提到了崇高的地位，同新的武侠小说领袖人物，一起光荣地登上了前十名里的排行榜了。这样，文学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就成了文学批评、文学史界的一个热门问题。
在经典的解构与重构的相当长的时间的讨论中，常常听到文学经典的产生是被过去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操控的，所以现在解构、重构经典，就必须摆脱它们的影响，建立文学经典自身的准则，驱除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因素，编写文学史也是如此，这似乎讲的很对。但是从已经出版的一些现当代文学史来看，经典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要说这是已经脱离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操控的著作，这似乎难以使人相信。问题在于这些文学史，它们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经典与准则，也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产物，即力图替代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消解过去的文化操控而建立起来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产物而已。话语权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它随形势而不断消长，这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编写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或者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者由于商业实利的需要，在自立的纯粹的文学准则的名义下，一夜之间可以把某个作家的作品抬到经典的位置，而不顾其品格、人格与国格；也可以把在文学与现实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一笔勾销，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或者说也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导向。
在今天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自然可以成为消闲、玩乐之物，仍至参与今天“娱乐至死”的狂欢、快乐活动。但要说到文学经典，那么它们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这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类作品，本身自然必须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是文学中的审美创新与新的形式的发现，而起到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它们应当具有意识到的较大深度的历史内容，蕴涵较大的社会意义，在深含民族生存意蕴的具体的描写中，不管其描写方式如何，应是表现了最具人性的东西，具有属于全人类的因素、未来的成分，有在“自律”与“他律”张力之间维持高度紧张的因素，进入“长远历史”而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化现象。文学经典大致和人文科学的其他部门的经典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自应高度体现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培养新的“审美的人”，以利于促进并维系我们民族长期的生存与发展。
文学经典实际上不会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地产生的，自然也不会像有的人说的，一不小心就会写出一部《红楼梦》来的。但是今天的写家何其多，文学的“经典”也就何其多！不少出版商为物质利益所驱使，把不少文化泡沫标以“经典”叫卖，使得“经典”竟是遍地泛滥；还有一些人，本身缺少创新精神，却以平庸的见解，戏说经典、反说经典、亵渎经典、解构经典，使得这些文学经典中原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被消解得无影无踪，而只为从出版商那里分享一份高额收入和讨得读者的一笑！
吴子林博士将其书稿《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送我，并要我为它写一序言，我阅读后十分愿意谈谈我的感想。《经典再生产》的意图是，探讨三百多年前金圣叹通过自己的评点，如何将《水浒传》推上文学经典的地位的。看来作者并不想以古论古，而是一开始就将金圣叹的评点置于“经典再生产”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觉的理论支点的起点，一个很有意义的起点。
《水浒传》在民间传诵已久，毁誉不一，但是它得到了金圣叹的高度评价，并且竟然将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置于同一地位，这在明末清初时代的文化氛围中，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显示了旧的文化体制与思想走向解体与新的启蒙理性的巨大冲击力。《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历史上大体上已有定论，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要使《水浒传》与上述宏篇巨构比肩而立，就必须进行全新的阐释：第一，必须阐明何以这种原本不能登入大雅之堂的小说文体，可以能够成为以《庄子》、《离骚》为传统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原有的文学传统获得更新；拆除文学语言的鸿沟，揭示白话的巨大魅力。第二，需要阐明小说自身的高度的艺术价值，能够在整个文学的潮流中标举自身的创新，引领文学潮流。第三，必须阐明金圣叹评点的这种批评形式的创新特征。可见，经典的生成不是速成的，还要具有宏大的理论魄力的批评家的强有力的推动，也许文学经典的生成，在电子化时代的今天就不一样了？
《经典再生产》作者在《导言》中说：“更新理论思维的方式，实现既有范式的根本转变，是推动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准确估价金圣叹小说评点价值的关键”，并努力在与作者对话、交流方式中完成。我以为这一出发点，不仅适用于讨论金圣叹及其评点，而且也适用于我们自身，即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原有的话语评价范式，从而使自己的阐释获得新质，有所更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应该说《经典再生产》的作者自身是做到了这点的，这就是吴子林博士在这部书稿中，运用了文化透视的方法，深入与之相关的诸多文化现象，从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发现时代的征候，并从地域文化的探讨中，导出“才子文化”的建构及其核心观念，阐明金圣叹作为批评家的独到见解及其远见卓识，他的批评个性及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描述金圣叹式的评点的产生及其话语系统。我发现作者把细读法移用于理论阅读，来解读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他从细读中归纳出了“形式批评”、“政治批评”，并与西方的理论相互比照，贯以通过批评家的阅读、评价而参与经典再创造的接受美学思想。运用多种新的批评范式来解读金圣叹及其评点，不仅使人看到了一个更为接近真实的金圣叹其人，而且也让我们了解金圣叹是如何发现了《水浒传》的新的巨大的潜在的艺术价值，也即堪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相提并论的学理，从而使得金圣叹本人的著作也大放异彩。三百多年前的金圣叹的评点，在对于小说的细读上，在对于小说语言多层次的细致分析与标榜上，在独特的话语中发现作品的多重涵义与思想的批判上，在对于小说人物塑造的要求与对于小说创作的章法、结构的整体评价的认识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式的宏大的叙事理论，它在见解独到、细致、深刻方面，与我们现当代不少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的思想与方法，竟是如此的接近与契合，这真使我们深为惊叹！
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推动了我国小说的“合法化”，文学的白话化、平民化，预见了到我国现代文学兴起的先兆；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新文学运动兴起的理论先声。
对于金圣叹的复杂的思想分析，书稿用了意识形态理论做了探索，可自成一说；但是如果能够辅之以两种文化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也许更会增添理论的雄辩力的。
《经典再生产》站在一个独特的起点上，在沟通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包括外国文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它以多种新的角度入手，发掘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活着的东西与具有现代价值的成分，它为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理论经验。
吴子林博士的理论探索，很富新意，令人欣慰，是为序。
2006年春节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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