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鲁尔福《烈火平原》

　　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7-1986)，台湾地区译为璜·鲁佛。墨西哥作家。其主要作品有《烈火平原》(另译《燃烧的原野》)、《佩德罗·巴拉莫》，曾获得墨西哥国家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等多个奖项。和诺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20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

　　拉美文学旗手胡安·鲁尔福有本短篇小说集，名叫《烈火平原》，里面有十七篇小说，只有一个主题。写的是20世纪初期，墨西哥革命中最野性、最现实和最暴虐的样子;以及墨西哥农村里，有的人为富不仁、有的人此惟救死而恐不赡，残酷现实与理想湮灭的真实境况。

　　一本小说集，只写一个主题并不鲜见——像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等等，也是如此。但是，在读《烈火平原》中那篇同名小说时，总不断想起海明威的《杀手》，一分心，大量信息稍纵即逝，回过神来就读不懂了，跟上文衔接不上。这是小说的叙述特点造成的，《杀手》也是如此，除了刀光剑影，弹雨枪林的面貌，它们还具备简洁锋利的语言。

　　胡安·鲁尔福被誉为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山怪，马尔克斯是这样评价他的：“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事实证明，马尔克斯说得没错，《烈火平原》从1953年出版至今，非但被世界各国的读者反复翻阅，被世界各国的评论家们频频谈论，还与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彼此照亮。除了人们最津津乐道，而被过度谈论的中篇《佩德罗·巴拉莫》外，他的短篇也同样考究，比如《烈火平原》，一个万字不到的短篇，就以点带面地描绘了墨西哥从1910年到1920年，这十年间农民起义从开始到失败所造成的影响。

　　《烈火平原》讲的是一支农民起义军，在与政府军对抗过程中，不断遭到追击、围剿、声势浩大的军队最终只剩区区之众的故事。作为幸存者之一的比乔恩，也就是“我”，因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入狱。出狱后，“我”曾经抢来的那个女人，生下一个男孩，如今已长成少年，名字也叫比乔恩。

　　类似这篇小说里的故事，多数人在写的时候，通常运用的叙事手段，是第三人称“上帝视角”，比如约瑟夫·梅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或者第一人称讲述、描述的方式，比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梅勒的《裸者与死者》，其中的“我”就是整件事情的活见证。而《烈火平原》中却出现了“我们”和“我”这两个叙述者。故事开篇的叙述者是“我们”，第一人称复数，表示有很多人一起做一件事，至少不会只有一人。小说最惨烈的战斗和死亡场面过后，在结尾部分，则换成了幸存者比乔恩，也就是“我”来叙述。这个转换如果处理不好，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性，让读者“咯噔”一下，但是胡安·鲁尔福转换得非常自然，浑然天成，不落痕迹。如果只是阅读，而不是研读的话，一不小心就滑过去了。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做的：

　　“就这样我们的地盘逐渐丧失了，几乎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我们仅存的这几个人决定分散行动，各奔东西。

　　我跟随佩德罗 萨莫拉有五年光景了，好好歹歹地总算过了五年。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有人说他跟一个女人走了，上墨西哥城去了，他在那儿被杀害了。但我们这几个人还期待着他回来，希望他有朝一日还能再来领导我们搞武装起义，但我们已等得不耐烦了，而他却还没有回来。后来知道他被杀害了，这是和我一起坐过牢的一个人告诉我的。”

　　我相信这个叙事角度的转换是胡安·鲁尔福别具匠心设置的，从上一段的“我们”转换成下一段的“我”之后，大势已去的感觉就出来了。结尾部分主要讲的是“我”和那个被“我”抢来的女人之间的故事。而他在转换的时候，首先说的是“我”跟起义军领导者佩德罗·萨莫拉的往事和后来的事，然后再说他已经死了，是坐牢的时候狱友告诉我的，之后再说到出狱之后的事，故事情节环环相扣，行云流水。如果一开始就讲述出狱后跟女人和儿子的事，后面的情节就会跟前面的情节脱钩。

　　胡安·鲁尔福无疑是短篇小说的巨匠，他非常善于运用减法写小说，这点跟海明威很像，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和克制隐忍的复杂情绪，都能做到寥寥数笔还原真实场景，勾勒出情感世界的千沟万壑。比如下面这两段：

　　“我们觉得子弹连续不断地朝我们射来，将我们周围的空气也烧灼热了，甚至连我们用来进行掩护的那些石头也被打得粉碎，像是一堆堆泥土。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向我们射击的枪是机关枪，人被打中就像筛子一样千疮百孔。但当时我们还以为他们只是人多，有几千人呢。”

　　这是“我们”遭遇政府军时的场景。而小说的结尾是这样：

　　“我给你生了个儿子，”她说，“就在那儿”。她用手指了指有着一双惶惑不安的眼睛的高个子少年。

　　“把帽子拿下来，让你爸爸好好看看。”

　　那个少年取下帽子。他长得和我几乎一样，眼睛里闪着狡黠的目光。这一定是从他父亲那儿遗传下来的。

　　“大家也叫他比乔恩，”那女人又说话了。她现在是我妻子了。“但是他既不是强盗，也不是杀人犯，他是好人。”

　　我垂下了头。

　　另外，胡安·鲁尔福跟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在描写那些惨烈的暴力和死亡事件时，用的是一种低沉而舒缓的语调，因此这就让小说具有了一种巨大而震撼的效果。余华在他的评论集《内心之死》里，关于胡安·鲁尔福那章中写道：

　　“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了另一个作家的写作，这已经成为了文学中写作的继续，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得到继续，这里不存在谁在获利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被覆盖的问题，文学中的影响就像植物沐浴着的阳光一样，植物需要阳光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阳光，而是始终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壮成长。另一方面，植物的成长也表明了阳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余华早期描写暴力和死亡的中短篇，也许就是受他的影响。只不过余华比他更甚，语调不是低沉而舒缓，纯粹就是从冷静到冷漠。他也在之后的长篇中加入一些温情的力量，但这种温情背后，是一种更大的残忍。

　　“至今我仍能看到当年堆放尸体的地方燃起的熊熊火焰。人们用铁锹将尸体堆成一堆，或者像滚木头一样将它们从上坡滚到坡下。堆成一大堆后，便在上面浇上汽油，点上火。尸体焚烧后的焦臭味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许多天后，仍能闻到烧焦的死人味。”

　　还有：

　　“我们的这次分散行动，对多数人是有好处的，但少数人却遭了殃。沿途的每一根木杆上都有两脚朝天倒吊着的我们的人。这些尸体一直被吊到烂去血肉，只剩下一张没有硝过的人皮。秃鹰吃去他们的内脏，只剩下一具空洞洞的尸体。由于被吊得很高，它们随风摇晃许多天，有时候甚至几个月。有时候只剩下被风吹得鼓起来的裤子，像是有人晒在那里一样。看到这种情景，人们真的感到局面已无可挽回了。”

　　胡安 鲁尔福的这篇小说，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会在行文中留下大量的空白，也是在践行他在创作谈《回忆与怀念》中的理念：

　　“我认为生命并非是按照时间顺序前进的过程，我们的生活是分为片断的。有一些时刻，有一些日子，是空白。生活不是奇妙的，但是它充满了奇妙的事情。生活不是完整的，而是化分为片断的;它充满了事件，但不是一个事件。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有时若干年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当进行描写时，就只叙述事实;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时，就保持沉默，就像在生活中那样。只需保留某些时代，一种永恒的时间，一种永恒的现在。”

　　且拿他的理念去文本中细细比对，契合之处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个人理解，技巧只是手段，终归要帮助传达。而艺术性则需个人天分。胡安 鲁尔福是大师级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天才的艺术型小说家。小说家的脾性则决定了小说的质感：想象力质地独特，聪明而高贵的小说家，会把小说文体翻出新花样，让读者领略小说艺术的无限种可能，比如博尔赫斯;情感炙热，激情澎湃的小说家，其作品热烈又啰嗦，却具有过人的语言天赋，大段读下来令读者感到口齿生香，意味深长，比如托马斯 曼;能扼住生活的本质，把生活过成艺术的小说家，其作品大刀阔斧，平铺直叙，化腐朽为神奇，能把平常的材料做成一篇动人的传奇，比如福楼拜;而胡安 鲁尔福，他就是要从简，就是要留白与沉默，就是要写得前不见古人，后皆是来者，就是要在狂野的道路上策马扬鞭，高歌猛进。一生只留下一本短篇集《烈火平原》，和一部中篇《佩德罗·巴拉莫》，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点燃了导火线，便决绝离去。这种姿态，非常潇洒，也非常动人，毕竟花海盛放时，人们看到的只是芬芳与灿烂，少有人想到播种者。

　　《烈火平原》这篇小说里的世界，纯粹是个混沌未开的洪荒世界，可残暴如斯，却是步入文明的必经之途。不太理解卡尔维诺说的“革命如同果酱，我们要把它涂在生活的面包上”是什么意思。难道革命是生活的调味品吗?很多人将其奉为箴言的时候，我只好垂下了头。我只知道，所有革命理想的破灭，都是历史进程的一次裹足不前，乃至倒退。相当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还有很多人被蒙冤、被受辱、被损害，最后像草芥一样死掉了。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