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近年来每年都在1000部以上，全国文学副刊多达600余种，任何一年文学作品的总量，都可以轻易超过17年文学作品数量的总和，不少年轻的作家出版了动辄几百万字的洋洋文集。但是，在文学繁荣的背后，我们惊讶于真正有精神有生气的作品并不多见，有思想力、有忧患意识和形上关怀的佳作更是少而又少。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比较，90年代以来文学告别了理想主义和乌托邦幻想，而开始走一条从此岸组织生活秩序的世俗化叙事的道路。凡俗的、日常的生活成为文学乐此不疲的表现对象，身体的、欲望的乃至本能的冲动，成为文学调动眼球的卖点。告别英雄、躲避崇高、消解诗意，成为一些作家的自觉追求。这固然体现了文学对常态的回归，但也引发了文学理想精神的匮乏和精神生气的不足等问题，以至于作家不得不靠技巧甚至通过媚俗、迎合等方式来取悦读者。

　　当前文学理想精神的匮乏和精神生气的不足，是与一些作家人生理想的丢弃和审美标准的降低联系在一起的。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作家从过去的“广场”角色走向日常生活的凡夫俗子，作家和普通人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赢得了平等和自由。作家可以不再充当那个被放大了意义的“立法者”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角色，而文学也从那个“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坛里走下来，成了和日常消费品没有什么两样的东西。作家兴趣点的转移和文学的“向下”倾斜，引发了文学理想精神的危机。它反映了一些作家对自我身份在认同上的危机，把自我等同于世俗社会中的一员，以市场规则为导向，以物质关怀为动力，以制造快乐为目标，文学也就等同于一般的商品，作家的社会角色也就变得晦暗不明。我们当然无意苛求作家，因为作家也是生活中的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不能不为衣食住行而奔波，为活着而操劳。更何况，靠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改善生活条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把作家存在的理由定位于物质生存生理需要的满足是否降低了作家的标准?马克思认为：“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诗一旦变成了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