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从1955年第一部金庸小说问世迄今，作品总发行量已逾亿册。上自学者教授，下至农民小贩，从国内到海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作者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灌注于神奇而浪漫的武侠故事之中，使之上升到文学艺术的高度。作品中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从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学艺术、医药民俗到道德人伦无所不包，而且还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萧峰、段誉、陈家洛、张无忌、杨过、令狐冲、郭靖等，这些形象如水墨人物，飘逸潇洒，长袖当风。

　　一十五部金庸小说，写尽了侠客的英雄豪气。著名的金庸小说评论家陈墨曾说金庸小说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

　　由《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到《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传统的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被渐次消解。

一、侠之立

　　“侠”曾是中国历史上实存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其成为文学角色之前，游侠就是一种社会角色。

　　司马迁曾据实记述了侠的行迹，《史记·游侠列传》中言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封建社会制度逐步发展完善之后，法制日趋健全，侠失去生存空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逐渐消失了。

　　但是，侠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侠义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却保留下来，并成为文学阐释的对象，演变形成了武侠小说这一带有古典性的文体。 封建文人将伸张正义、反抗现实的理想寄托在侠的身上，企望侠能在法外“替天行道”，正因为如此，封建传统侠客形象具有先天的人格缺陷。最早的“侠”——荆轲、聂政之流，受尽主人恩惠，成为刺客。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报私仇，就是为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而效命，称之为“死士”更为恰当。

　　《水浒传》中塑造的梁山好汉们，打出的口号倒是正大光明——“替天行道”，颇有些“为国为民”的味道，但其中的李逵、武松等主要人物，都有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嫌疑，有失侠义本色。民国时期也是一个武侠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但其中的人物都会“飞剑取人头”、“口吐白光”，半神半魔，半妖半仙，称之为侠却是有些牵强。

　　武侠小说到了金庸笔下才彻底割除封建痼疾，传统“侠客”意象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早期几部书中，金庸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的观念来书写。《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不仅具备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品质，更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这种精神在《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身上发展到了最高峰。书中郭靖的行为做派完全是一种醇正的儒家风范。更重要的是。金庸借郭靖处处强调他对“侠”的两种境界的认识：“武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牢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儒家的传统理论和英雄的具体行动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或者可以说“侠就是儒家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在社会现实中的行动者和实现者。”

　　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儒学侠义观发展成熟，与传统侠义小说相比，“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

　　传统的侠义精神在被金庸剔除了其中的快意恩仇、好武任侠等封建元素之后，加进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侠义精神因此发展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也因此出现了败笔。对于主人公郭靖，金庸表现出一种超乎艺术范畴的偏爱，甚至有时不惜扭曲其正常的人性。由于不堪没有节制的英雄道义的重负，郭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为一种偶像，或者说，被神化了。泰戈尔有诗说：“鸟翼系上了黄金，它就再也不能飞翔。”对英雄人格的道德提升无意中倒成为戕害英雄人性的致命武器，这也许是作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