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马丁的第八天》以清末“义和团起义”的“教民之争”为背景，叙述了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的一次“教会案”中，河北天母河地区天石镇教堂执事张马丁(真名叫“乔万尼·马丁”)遭保护娘娘庙的村民用石块袭击，顿时休克。为早就企图拆毁娘娘庙用天主教堂取而代之的莱高维诺主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利用“张马丁之死”进行“复仇”，不惜将天石镇迎神会会首张天赐置之死地。不久，张马丁奇迹般地“复活”。病愈后张马丁不顾主教莱高维诺的劝告，决定将掩盖的“真相”公之于众，因此激怒主教，被逐出教门。孤苦无依的张马丁既成为教民心中的“叛徒、魔鬼、毒蛇”，更是天石镇村民心中杀死会首张天赐的“凶手”。站在空旷寒冷的天母河上，张马丁被雪花和寒风“俘虏”，昏倒在地。张天赐的妻子张王氏(石榴)误以为是“转世”的丈夫回家，用温情与善意收留了这个“无家可归”的“转世神童”……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面临自己的困境，种种偶然与必然的际遇，纵横交错，无止无尽。

　　纵向看去，“光绪25年”这一时间点正是古老的中国迫于外部力量的巨大存在而被迫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横向看来，在凭借着所谓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之时，以“传教士”为突出代表的西方异质文化也已大规模地涌入古老的中华大地。虽然作为主线存在的是张马丁与张王氏、莱高维诺主教与张天赐这样一条中西文化对峙冲突的线索。但《张马丁的第八天》最终穿透了故事的迷宫，抵达了一个比迷宫更“黑暗”的世界：在本质上这只不过是“人与人”的矛盾与冲突。如同张马丁与张王氏那样“活着的耶稣和菩萨”所无法摆脱的人性困境：善与恶、爱与恨、悲悯与复仇、忠诚与背叛、高贵与卑贱……不止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更超越了文化本身。加上当时的“义和团运动”就像一场血腥无情的龙卷风，把这一切剧烈地纠缠在一起、碰撞在一起。在那个血淋淋的人性现场，文明的剧烈冲突，精神的巨大困境，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反复上演过的。

　　与此同时，小说还另有两条辅线存在：一条是县府里的衙役头子陈五六引出的“荒诞”故事——家有残疾姑娘莲儿的陈五六，本意是要让自家的亲戚葫芦入赘为婿。没想到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家中仆人瘸腿老三的无耻出卖，莲儿连同葫芦，最后只能在饱尝义和团的无端欺辱之后，落得个投水自尽的悲剧结局。另一条则是张天赐的弟弟张天保引出的“情感与理性”的离奇故事。

　　基于此，李锐创作《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意图很明显，就是通过展现大历史事件之外的微观历史故事，表现“历史文献”中所“忽略的牛粪饼的烟火气”。于是，作者全力建构“一个立体天石镇”，以“人”为表达核心，极力捍卫着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在对历史零散插曲、轶闻逸事的叙述中，让“正史”的配角、龙套甚至边缘人物登上历史的中心舞台，从而使历史的风云际会与下层小民的家长里短在同样的事件中相互置换，令传统的历史消弭于民间传闻之中。

　　当代著名学者王德威曾言：“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做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诚然，当世界被安顿在“主流的”、“权威的”等话语里无法自拔时，包括李锐在内的众多小说家们则往往游离于“琐屑的”、“尘俗的”之内，以自己的声音喃喃自语，并激发出不请自来的喧哗，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未必比现存的世界更好，但是却指出了另辟蹊径的可能。借用鲁迅《墓碣文》中的话来说，它让人们从“无所希望中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