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止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传记随笔作家，是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我们不知道的是，青年时代的止庵也曾醉心于小说创作——虽然大多都被他烧毁。今年年头，止庵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喜剧作家》。

　　如今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小说?这个问题，止庵曾问过自己很多次，他甚至一度怀疑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小说本质上是个阴谋，编个故事把读者诱骗其中。但这么多年来，包括止庵在内，人们阅读小说的脚步却从没有停止。

　　你如今还阅读小说吗?对你来说，小说的魅力在哪儿?今天我们来听止庵聊聊跟小说有关的那些事儿。也欢迎你留言给书评君，与大家分享你对小说的看法。

　　《喜剧作家》是止庵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收录《姐儿俩》、《走向》、《墨西哥城之夜》、《喜剧作家》与《世上的盐》五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创作于1985年到1987年之间，于是它们自然带着年轻的止庵——一个二十多岁小伙的荷尔蒙及滚烫的热血。同时，它们还带着80年代的诸多烙印。

　　80年代，在我们当下的讲述中，是一个文学与艺术的黄金年代，充满不灭的理想与荣光。但在止庵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的八十年代。它似曾相识，却又全然新生。

　　止庵写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这部小说集写的，是这样一些与他们的世纪失之交臂的人：那些求而不得的愿望，爱而不得的人，以及未能实现的理想、激情与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喜剧作家》不仅属于80年代，更属于30年后的今天。因为人类的困境，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有时候，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喜剧作家》如同它的作者止庵一样，简单素净。翻开书，不见一篇前言与推荐，打头就开宗明义，一篇篇小说接踵而来。读罢所有小说，你才能在书的末尾看到止庵写的一篇小小《后记》，七八百字，大略记述了这本小说集出版的缘由。

　　我们熟知的止庵，是个传记随笔作家，也是个专业的读书人。如果说起周作人，说起张爱玲，说起“义和团”，乃至说起读书、出版、写文章，我们都会想到止庵。但说起写小说，我们会觉得止庵的名字多少有些突兀。

　　实际上，止庵在少年至青年时代，曾写过大量小说。但最早写的几十万字小说习作，止庵在25年前都烧掉了。对此，止庵说是“幸未谬种流传”。直到母亲帮他编“三十年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其中包括止庵的《河东辑》)，某日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止庵这才从寄放在友人地下室的纸箱中，翻腾出年轻时留下的小说手稿。

　　“幸存”下来的小说共有十多篇，有些曾在80年代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有些则没有。《喜剧作家》收录的五篇短篇小说，自然是止庵精挑细选的。选出来的这几篇，用止庵的话说，“还不坏”。

　　这些小说创作于止庵26岁——28岁之间，那时候的止庵，对人生有着强烈的焦灼感。他渴望找到自己的路，也渴望外界给予自己的寻找一些支撑与回应。少年时止庵曾经对小说创作怀有满满的热望，但小说发表后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关注与评论。“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有时候，一个人一件事的确都有自己的‘际遇’。”如今回头看，止庵觉得这些小说与80年代的时代情绪是错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小说也跟它的世纪失之交臂了。

　　这些如打了一记空拳般的小说，令止庵疑心，自己大概并不适合小说创作这条路。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地，是止庵当时对小说这一文体本身也产生了怀疑。当时他已经开始大量阅读周作人。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与废名的通信内容，两人在信中谈及一个观点：小说，尤其是“好莱坞式”的小说写作，实际上是个阴谋，写作者人为设计一个“套”，设置好一套固定的程式，将读者“诱捕”到其中。言下之意，小说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把戏。“唉?当时读完，我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啊。”此言对当时将小说创作奉为志业的止庵来说，多少有些根本上的观念转变。差不多同时期，止庵曾花了一年时间大量阅读研究庄子的著作及思想。受庄子影响，止庵那种焦虑地期望受到社会认可的心情也变得动摇了。“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得不着急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这可能是种“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90年之后，止庵逐渐远离了小说创作。但此后的三十多年间，小说一直在止庵的阅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向谦卑的止庵，唯独在提到自己的读者身份时，颇为志得意满。这么些年来，他虽然没有继续小说创作，但他读遍了最好的小说。“我知道好小说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儿。看小说的眼光，我有。”

　　如今回头再看，止庵认为，很多时候，小说比历史还要更真实。“文学给我的震撼、教给我的关于人生的事情，不比任何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少。甚至很多东西，我在文学里找得到，在哲学里却找不到”。

　　是啊，小说可能是个阴谋，但我们却如此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