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中文系里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资深教授，忽然产生创作兴趣，以高水平的小说和散文惊艳文坛，是近年出现的一种可喜的文学现象。在这样的教授作家里，武汉大学的於可训和苏州大学的王尧，当最值得称道。王尧的一曲打捞历史的《民谣》，成为2020年长篇小说的一个亮点，在评论界引起喝彩，其创作影响超过了他多年来的散文写作，而於可训，不仅早于王尧出版了好几部长篇，且自2018年以来在《长江文艺》上开设“临街楼专栏”，连载“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的系列短篇，为当代文学带来的新的收获，非常值得关注。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多年，一直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示人，忽然间多了一重作家的身份，它让我们看到了大学中文系教师这个团体的文化属性正在改变，他们不再只是文学的研究者，也是文学的创造者，这种改变将提高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品质，改善高校的文学生态。中文系的一群现当代文学教员，只搞教学科研，而无人涉足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这样的中文系未免不够文学。虽说“大学不培养作家”的定论早已被打破，但中文系教师少有人搞创作这一异于民国高校的状况，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改变，一批知名甚或著名作家陆续被引进到高校，从王安忆开始，刘震云、毕飞宇、李洱、莫言、苏童先后分别进入京、沪、宁地区的重点大学，担任中文系教师。除了空降，中文系原有的教师当中也冒出不少创作者，像格非那样本来就以创作为主的不说，写小说的阿袁、晓苏、南翔、汪应果、葛红兵、张柠、徐兆寿、房伟、张浩文、於可训，写散文的丁帆、陈平原、王尧、李新宇、李宗刚……这些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已经被评论界纳入“学者作家”群体加以研究。於可训和王尧是这个群体中新近显得更为突出的两位，他俩都是在当代文学研究上相当有成就之后用创作来处理人生记忆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写作是人生经验以审美方式的释放，而对大学中文系的专业文学教育来说，多一些研究与创作并重的教员，文学氛围必然更浓厚，对审美创造规律的探寻必定更有可能步入壸奥。於可训是40年代生人，比60后的王尧年长了十几岁，他见证了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全程，以他为个案研究教授作家创作的意义与价值，似更有必要。

本栏目以於可训的“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短篇为分析对象的3篇论文，朴婕的《文学研究作为创作的资源——从於可训“乡人”系列思考学者写作》就侧重于论述学者从事创作的意义。文章将近年颇成气象的“学者写作”，与同时代其他身份的写作主体的创作以及传统文人兼具创作和评论者多重身份的情况作了比较，指出了当下学者写作与它们的不同之处，肯定了有累积多年的学术修养和丰厚的文学教育背景的学者在写作上的优长及作品独有的美学效应，从而准确勘定了学者写作不可替代的价值。朴文还以中国文学史为背景，对“乡人系列”的文体属性作了辨正，彰显了於可训自觉打通现代学科与文体壁垒而回到传统书文观这种文学实践的示范作用，证明现代学科建制对文学创作之发展可以提供助力。邱田的《晚翠淡墨：老派学人笔下的“弱德之美”——评於可训的“乡人”系列创作》将於可训的“乡人”系列视为散文加以评析，正印证了朴文所述——“‘乡人’系列，很难精确定义是小说还是散文。按照於可训自己的论述，这正是对传统‘文’的回归。……其创作也不按照现代的文体分类，而是基于自身表达的需求，形成了当代之‘文’”，等于再一次肯定了於可训创造性吸收传统文体书写当代生活的文学自觉。邱文紧扣文体要素，从造语平淡的叙事风格、历史思考的小叙述视角、底线哲学呈现的弱德之美三个方面分析了於可训借鉴话本的形式对故乡历史和人物的书写，准确把握住了乡人纪传的艺术精神。李勇、李曼的《挽留住故乡那片山水——评於可训的“乡村教师列传”“乡人传”》则是对乡人系列短篇小说进行了文本细读，发现於可训笔下的故乡湖区生活既蓄满了人世的沧桑与温情，又反映出历史中的冷酷，而不管讲述哪种生活内容，给人的感受都是温情和煦，毋宁说它是作者性情的体现，而性情的源头来自母教给予的一种底线人生哲学。这种阐释也从一个方面回答了於可训为何在古稀之年追述童年往事，撰写乡野奇闻，让人从於可训身上看到了历史重叙可以持有的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