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由于长期以来对环保问题的忽视，不得不直面生态恶化的后果：土地沙化、河流断流、大气污染、森林资源枯竭、珍稀动植物灭绝等现象频繁发生，大自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生态危机引起人类对文明的自我反思。许多思想家认识到人类普遍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人类自身的文化系统。“生态焦虑”作为当代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它背后深度关切的是文明的盛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展示生态危机，显露生态意识;90年代，反思经济发展方式，探讨经济发展与生态和谐的关系。从激情呐喊，犀利批判，到追寻“诗意栖居”的生态理想，体现出文学社会功用与诗性智慧结合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生态危机的加剧和作家生态意识的增强，21世纪以来，小说继报告文学、诗歌之后，成为中国生态文学的生力军。姜戎的《狼图腾》、贾平凹《怀念狼》、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通过生态事件塑造生态人格，表达生态理念，不仅体现了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大地伦理和生命关怀，更显现出生态文学的诗性品格和执着的诗性追求。

　　贾平凹的《怀念狼》，作为“人类生存的现代哲学寓言”，体现了人类生存困境的生态学思考。随着工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狼，这个人类昔日凶悍的对手，面对垦荒与现代化狩猎武器的威胁，演变为只能依靠保护条例生存的弱者，人狼之间的攻守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猎狼禁令的颁布并没使猎人和狼走出各自的生态困境。捕狼队解散后，由于不再有灾害和对手，生活的平静和长期的无所事事，使那些彪悍、英勇的捕狼队员们竟然患上了连现代化医疗技术都束手无策的软骨病。不仅身体如此，他们的精神也日益脆弱，似乎除了打架、酗酒，再做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商州狼也在没有对手后，变得多病、慵懒，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争先恐后地抢着跳上树去把头挂在树梢上吊死。长期遭受狼群侵袭的雄耳川人，也因没有“狼来了”的恐惧，而在生存竞争中日益失去生命力……实际上，人与狼正是在这种悖论性的平衡中各自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人与狼在各自以对方为生态对手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理由。小说结尾“可我需要狼”的绝望呼喊表现的是作家对希望的呼唤。面对生态的悖论性存在，作家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存在于人类内心……

　　姜戎小说《狼图腾》，以生态整体主义视角审视草原上的一切生命。面对繁复生命组成的草原生态，牧民们深知：草是构成草原生态系统的根本、核心，而黄羊、旱獭、野兔、黄鼠、牛、羊、马等都以吃草为生，若没有草原狼对它们种群、数量的一定控制，草原生态系统必然要崩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额仑蒙古人才把狼作为“图腾”来崇拜，从而以宗教的神圣形式肯定了狼对草原生命与生态平衡的决定性作用。几千年来，汉文化中的狼形象总是与凶险、狡诈、贪婪联系在一起，而《狼图腾》中的狼描写，则打破了人们的文化误解与偏见，展示了额仑草原狼的勇猛、机灵、团结以及逆境求生、牺牲“小我”(生命)拯救“大我”(草原)的崇高的精神。如果说额仑草原的狼是维护草原繁荣的野性力量的体现，那么蒙古老人毕利格就是维护草原繁荣的人性力量体现。毕利格老人是原始宗教信仰和草原朴素生态主义的代表，其生态人格自觉体现在信仰与行为中。他相信喇嘛教，相信腾格里，不吃狗肉，不穿狼皮。他尊崇草原古训，打旱獭放过母的和小的，从不猎杀天鹅……可以说由草原和狼构成的生态系统早已成为毕利格老人生命的根基。但置身于欲望无限膨胀，精神信念沦落的现代社会，老人的生态智慧与额仑草原的繁盛注定在坚守中走向终结。毕利格老人成为额仑草原最后一个“天葬”，魂归腾格里的人。他的死亡象征了古老草原生活方式及其对狼崇拜的终结，也代表了游牧民族及生态文化的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