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门》这部小说是对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后，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图画。

　　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地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参与机会与民主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之后，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场景。但它的非寓言性显然又表达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和洞察。

　　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是一个神通广大和无所不能的人物，是一个隐于野又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他的公开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但他的作用又很像旧式中国的“乡绅”，他是呼家堡联系外部社会和地方统治的桥梁，但他又不是一个“乡绅”，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当家人，是这块土地不能缺少的脊梁和灵魂，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为呼家堡的民众深深折服，他对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个人的统治也绝对不容挑战和怀疑。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呼家堡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性格的塑造。这个复杂的、既有乡村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中原农民形象，是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

　　事实上，呼天成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因此他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乡村文化在民间的流传，不是系统的理论，而是在生活方式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得以表达出的实用理性、随机应变等文化品格，呼天成的性格基调就是由这种文化品格培育出来的。它的土壤就是中原文化(乡村文化)中盲从、愚昧、依附以及对私有利益的倚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国乡村农民文化。呼天成的王朝统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它的经典场景就是用一“贼”字对几百口人的震慑：一个“贼”字使他们的面部全部颤动起来。一个“贼”字使他们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一层畏惧。一个“贼”字使他们的头像大麦一样一个个勾下去了。一个“贼”字就使他 们互相偷眼望去，相互之间也突然产生了防范。那一层一层、看上去很坚硬的人脸在一刹那间碎了，碎成了一种很散很无力的东西。

　　这个场景启示了呼天成，他对书上说的“人民”有了新的理解，也启发了他统治呼家堡的策略，通过向孙布袋“借脸”、通过开“斗私”大会让妇女“举手”等政治行为，呼家堡民众的尊严感、自主性、自信心就完全被剥夺了，呼天成不容挑战的权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不是我们在一些作品中常见的腐败的村干部，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而恰恰是一个修身克己、以身作则的形象。他不仅在一个欲望无边的时代，将激情逐出了“私化”领域，以自我阉割和超凡的毅力克制了他对秀丫的占有，而且即便是他的亲娘，也不能改变他“地下新村”的统一安排，一个命定的数字就是他亲娘的归宿。

　　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呼天成的“金刚不坏之身”?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呼天成“公”的观念、集体信仰和他的道德形象以及民众对他的信任亦恐惧?在呼天成那里，他拥有的权力使他可以视统治对象为“贱民”，他在权力和“贱民”的镜像关系中获得了统治的自信。这种权力意志使他难以走向以民主为表征的现代而止步于遥远的乡村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