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刚刚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的法国仍然危机四伏，充满着诸多矛盾与冲突。贵族郭文与其叔祖朗特纳克侯爵分属共和党与保王党，郭文率军击败朗特纳克的叛军。几经生死的朗特纳克在逃亡中被三个无辜孩童的母亲的无助哭号所震动，唤起了他内心的良知，冒死从火中救出了三名儿童，并将自己交到了共和党人手中。叔祖出乎意料的转变惊醒了郭文对革命与人道的思考，他最终决定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回报朗特纳克，私自释放了他，把自己送上了军事法庭。最终，郭文被判处死刑。其师西穆尔登作为审判官之一也被卷入巨大的矛盾的旋涡，他最终投下了同意判处郭文死刑的一票，并在郭文人头落地之时扣响扳机，自杀身亡。

　　《九三年》有三个核心人物：共和国联队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登、叛军领袖朗特纳克。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

　　先来看共和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他出身贵族，自幼深受启蒙思想的教育和熏陶，脑子里装进了“人民的灵魂”，在历史的风暴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到了革命和进步的一边。他是一个革命年代特有的那种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的形象。他具有军事指挥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沉着果断，智勇双全，帷幄中妙算决胜，战场上身先士卒。他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在战场上发誓捉住叔祖朗特纳克侯爵后就地枪决。战斗中他像狮子一样勇猛，战斗过后却像羔羊一般温良。他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唯一的“缺点”是“宽大”，然而，恰恰是这个“缺点”，使他成为一个讲宽容、行恕道的人道主义者，成为雨果理想中的英雄。

　　西穆尔登出身平民，“父母是庄稼人”。他当过教士，又“怀着热情回到人民中去”。“他从教士变成了哲学家，又从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战士”。“他憎恨撒谎，憎恨专制政体，憎恨神学政体和他的教士的法衣”。他向往革命，呼唤革命，怀着“崇高的动机”奋勇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他是道德的化身，人民的公仆，“在巴黎的贫民区非常受人拥戴”。他具有英勇献身的精神，绝对忠于革命的原则。他是革命中那种铁面无私、不可腐蚀的革命家的形象。“西穆尔登是崇高的，可是这种崇高是和人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深谷包围着。”他“心地纯洁，但天性忧郁，有一种绝对化倾向”。但这种“绝对化倾向”，起码在雨果看来，是这位近乎天神的领袖人物的一个缺陷。因此可以说他是雨果又敬仰又害怕的英雄。

　　郭文和西穆尔登就像天上的两颗明星，彼此辉映。而他们的对手朗特纳克，他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是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帮助失职的水手制服了滑脱的大炮，然后以“勇敢必须奖励，疏忽必须惩罚”的原则，先授之以圣路易十字勋章，后处之以死刑，显示了叛军领袖所需要的铁腕作风。但他的凶残暴虐的本性是在对红帽子联队的袭击中暴露出来的。他亲自指挥焚烧村庄、枪毙俘虏和伤兵，连女人也不放过，还扣留三个小孩作为人质。烧杀完毕，即策马而去，“朗特纳克侯爵一向享有残酷的名声，大家知道他是毫无怜悯心的”。

　　然而，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另外他还有着一个叛军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因素：他在他的领地岱旺地有着巨大的声望和号召力。他是个有经验的军人，深知游击战达不到消灭共和国的政治目的;他是个勇敢的军人，战斗失利的时候总是最后一个退却;他也是个以身作则的统帅，与众人一起修工事。他曾经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好色之徒，在革命来临时他则成了一个 “真正的将军”，两个方面交融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既有阶级共性又有个人特征的反动贵族形象。

　　对朗特纳克后来的转变，历来争议颇多，许多人无法理解并提出质疑。其实，人性是包含着感性、理性、知性、血性、奴性，甚至还夹杂着兽性的，它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包含着正与反、善与恶、好与坏等多个方面。因此朗特纳克会冒死救三个孩子不是不可能的，何况这位侯爵也有自己的信仰。因此，雨果写他的转变也许是寄托了自己的一种理想与希冀。在革命与人道的两难中，雨果摇摆不定，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清楚到底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朗特纳克的转变是战争的天平向人性的倾斜。雨果是带着对人类的悲悯之心而创作的，他颂扬的是人性的美与善，否定的是革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不足，这种对人性的关怀是难能可贵的。而郭文作为作者最喜爱的人物，作者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美好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郭文看来，“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全书最精彩的就是他在就刑前的谈话。那是他和西穆尔登的一次长谈，事实上也是一次思想交锋。西穆尔登到土牢去看他时，他正在熟睡。一个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断头台的人能够安然入睡，这正说明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品质。但是这也说明了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他对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虚伪的，那是他在对革命的责任发言和认罪。他的从容和安然，则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献身于一个更高的真理：人道主义。他在和西穆尔登交谈时就说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里的“风暴”和“事变”指的是革命和现实斗争，而“指南针”和“良心”则是他的人道主义原则。

　　郭文、西穆尔登、朗特纳克，这是三种强烈的性格的对比，也是三种强大力量的较量。它们相互猛烈地撞击、斗争，迸出耀眼的火花，那当中又飞溅着血和泪。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他们也都有一个非凡的结局：朗特纳克因救三个孩子而自投罗网;郭文在良心获胜的同时自知对革命有罪，泰然上了断头台;西穆尔登监斩了自己心爱的学生，痛不欲生，也饮弹身亡。在这非凡的结局中凝聚着雨果最深沉的思索。

　　除却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外，雨果的浪漫主义手法也在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施展。比如开篇几笔勾勒出的索德烈树林，“这座树林是一个悲剧的舞台”，即为全篇笼上了悲剧的阴影。当然，更为精彩的当属描写战舰大炮的段落。可以说，雨果用他那令人叫绝的丰富想象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波诡云谲的氛围。

　　关于小说结尾的处理，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不是雨果本人，很难了解他创作时的真实心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恐怖与宽容、战争与人性之间，雨果一直在徘徊、犹豫，可能至死都没有思考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整个人类的两难选择。在小说的最后，雨果没有急于下结论：他在18世纪法国革命的伟大历史的大门口停下来深思熟虑……正因为他没有给我们一个终极答案，反而更增添了《九三年》的艺术魅力。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会站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来解读它，从而获得不同的认识。可以说，《九三年》带给读者极大的想象与思辨的空间，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话题：战争与人性。即便是在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也时常挣扎在战争与人性之间，但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性始终是人类的终极关怀目标，如果脱离了人性，人与兽就沦为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