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人工环境”与网络文学专业批评
“数码人工环境”是我借来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由几位“网生一代”学者（王玉玊、王鑫、高寒凝）在她们的近期著述中提出的，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但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已经成立。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网络文学研究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理论提升，它打开了新的理论维度，也使一些长期含义不明、争论未决的问题——如网络文学的“网络性”、网络文学的定义、网络文学独立的评价体系——获得了有效的理论表达。我们对于网络时代文学批评新状态的探讨，如果放在这一概念下，将比在“新媒介”这样普泛的概念下，更有具体的指向性。
“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内涵和理论空间
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虽然学术界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版本，但是经过研究者多年的努力，终于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强调网络文学的新媒介属性（网络性），即强调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媒介文学。这一强调背后有一种反抗意图——反抗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在雅俗秩序下对网络文学的“安置”。在这一“安置”下，网络文学只是通俗文学的延续，或者说是通俗文学的网络版。我曾在一篇论文中不无激进地表达：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出发，“网络文学的重心在‘网络’而非‘文学’——并非‘文学’不重要，而是我们今天能想到的和想象不到的‘文学性’，都要从‘网络性’中重新生长出来”。
然而，到底什么是“网络性”？这些年的研究依旧是模糊的。早期的研究者多从文本实验的向度将“网络性”指向文本的超链接性、超文本性，这样的研究倾向受到了青年学者崔宰溶的批评，认为这种抽象化、观念化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现实性和特殊性。他认为网络文学研究的立足点应该从文本（超文本）转移到网站，特别是起点中文网这样具有独特商业模式的大型商业文学网站，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实际发生地。在他这里，“网络性”的概念虽然与“超文本”相似，但又突破了作品、文本、超文本的概念局限，因为所谓的“超链接”不仅存在于文本内，也存在于文本外。他甚至生造了一个古怪的“超文本作品”概念，它可以指几个特别具有互文性的文本，也可以指整个文学类型，甚至整个网站的作品都可以视为一个超大的“超文本作品”。在崔宰溶这里，“网络性”就等于网站的属性，“网络文学的网络特征，即‘网络性’和超文本性是只有我们考虑整个网络的结构时才能够看到的”。并且，他明确提出文学网站是数据库，“它给网络文学活动提供一个空间，而这一空间并不是空洞的，因为这个空间本身是一种数据库、一个有意义的形式”。
在崔宰溶的理论基础上，我也对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做出三点概括：“超文本性”、根植于粉丝经济的部落性与ACG文化的连通性。其中，“超文本性”延续了崔宰溶“超文本作品”的概念，指文本内外广泛链接、无限流动的网站属性；后两点在趣缘经济和数据库方面有所推进。这些特点的概括基于我和学生们对于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的观察，虽然比较贴近现实，但总觉得停留在现象层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了，但终究隔着一层窗户纸。
当看到“数码人工环境”这个概念时，我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了。应该说这个概念的孕育是基于研究团队的“集体智慧”，当然，她们思考的方向也各有不同。
王玉玊在《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一书的结语《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网络文学创作趋向》中，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学术表达。她称“人工环境”的概念借鉴于日本后现代学者东浩纪，东浩纪首先在文学“世界”的意义上使用了“人工环境”这个词，之后在《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一书中，以日本“角色小说”为例提出了“人工环境”这个概念。
王玉玊认为，东浩纪的“人工环境”概念，在三个洞见上给了她重要启发。
第一，人工环境的兴起与后现代状况和“现实主义”的衰落密切相关。
第二，当前文学作品人工环境的底层逻辑深植于数码环境、网络空间与计算机程序逻辑。
第三，后现代人工环境是多种多样的，而非如“现实主义”那般，假设只有一种现实，一个“世界”，日本角色小说的人工环境是（数码）人工环境中殊为重要的一种，但并非唯一一种。
王玉玊这一代网络文化研究者大都深受东浩纪的影响，“人工环境”概念的提出，与东浩纪对于后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是一体的。“宏大叙事”（唯一）的凋零、局部“小叙事”（复数）的增生，这正是《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2012）的主题。在这本书里，东浩纪提出了很多概念，如萌要素、资料库、大型非叙事等，这些概念的提出还主要依托于纸质出版的轻小说、漫画。在《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2015）中，他将主要讨论对象转向电子游戏，“人工环境”的概念在这里提出，可见确实与互联网媒介有着深切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也使他此前的概念获得了更具系统性的表达。应该说，“人工环境”在哪个世界都存在，但只有在互联网媒介变革之后，才成为一种可以和自然世界作为平行世界出现的环境。对于这个环境，王玉玊这一代“数码原住民”体会更深，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尤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三次元人”被卷入这个环境。所以，王玉玊在“人工环境”前加上“数码”的界定是必要的，只有从数码的意义上，才更能发挥这个概念的理论潜力。
在即将刊发的《设定及其反讽——当代流行文艺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叙事形态》一文中，王玉玊进一步把“数码人工环境”定义为：“数码人工环境有双层含义，一方面指向人类生存的技术环境，也即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人类开始生存于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世界的双层结构之中；另一方面指向叙事类文艺作品新的想象力环境，也即一个新的文学世界。”
除了首提“数码人工环境”概念外，王玉玊还将这一概念置于网络文学发展的范畴，并基于中国网络文学（尤其是“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发展的数据库，建构起网络文学“数码人工环境”的内涵。所以她说，她对“数码人工环境”这一概念的使用，不局限于东浩纪的范畴。
王玉玊提出的网络文学的“数码人工环境”的内涵包括：人物设定和人物关系设定；世界设定；梗。在她看来，典型的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网络文学作品包括以下六种基本类型：升级—系统文、日常—甜宠向、无限—快穿文、吐槽—玩梗向、脑洞—大纲文、人设—同人向。她还提出“模组化叙事”的概念，用以描述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网络文学的创作特征：“人物、世界、主线、副本、情感线、事件线等元件都被拆分开来，分别编码，而每一个元件又是由（数码）人工环境数据库中预置的材料结合而成。”最基础的元件都含有初始值和算法，它们被按照数码逻辑组合起来形成小的模块，小模块再组成大的模块，形成各种数据库。数据库中的模块可以被反复调用，形成新的组合。“我们在脑海中按下开始键，所有模块便运行起来，人物与世界碰撞，男孩与女孩相遇，世界法则乘以人物性格，就运算出万千悲欢传奇。”
高寒凝没有使用“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但她在论著《罗曼蒂克2.0：“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中使用的“拟环境”概念与之相似。这个概念也借鉴了东浩纪的“人工环境”概念，但又有所不同。在东浩纪的论述中，“人工环境”有时就指代“萌要素数据库”。在高寒凝这里，“拟环境”就是指一个环境空间，但是，这个“环境”与传统文学中的可以与人物形象构成一组相应概念的“（典型）环境”不同，因为，“‘人设’却绝对无法直接从环境中生长出来。事实上，在以‘角色配对’为前置动作的文化生产中，环境描写并不是必备要素，也并不必然承担塑造人物的功能”。因而，这个“环境”被高寒凝称为“拟环境”，指一种暧昧的存在，“它既可以完全悬置，也不妨成为人设暂时栖居的土壤，总而言之，它并不与‘人设’相呼应”。
我认为高寒凝对“拟环境”的概念表述，确实还有些暧昧，我宁愿直接将之指认为她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另一概念“亲密关系实验场”。这个“实验场”被限定在“女性向”的范畴，为了与带有“宅男”性癖色彩的“萌要素”进行区分，她将之替换为“亲密关系要素”。粉丝们在这里以“角色配对”（嗑CP）的方式，进行亲密关系探讨的思想实验，“以所谓的‘萌要素（亲密关系要素）数据库’为基础，依据特定的算法公式，在一个个具有浓厚‘趣缘社交’和‘参与式文化’氛围的粉丝社群中，将千千万万次循环往复的实验动作汇聚成了繁芜与秩序并存的‘亲密关系实验场’”。高寒凝的“配对算法”也是一种叙事模式，将之与王玉玊的“模组化叙事”结合起来看，“数码人工环境”的底层逻辑和文学叙事模式就得到了比较完整的阐述。
高寒凝最具原创性的概念是“虚拟性性征”，它被用来描述罗曼蒂克2.0的基本属性。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包括以下两个要点：“第一，‘罗曼蒂克2.0’的行为主体在达成某种想象性的亲密关系/性关系之前，应首先成为‘虚拟化身’（即avatar，例如‘玛丽苏’式同人创作的女主人公，就是作者在其虚构作品中的‘虚拟化身’）或‘虚拟实在’（即virtual being，例如由‘亲密关系要素’拼贴而成的‘人设’）。第二，该行为主体的恋爱对象，必然是另一个‘虚拟化身’或‘虚拟实在’；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虚拟形态的，并不存在于自然实在之中。”高寒凝指出，这个“虚拟性性征”的隐喻便是“性与自然实在的分离”，“以‘虚拟性性征’为基本属性和运作机制的亲密关系/爱欲关系，早已不再是纯粹的有机体，而是与网络环境、电子媒介、虚拟身体紧密相关的‘赛博格（cyborg）状态’”。对“赛博格（cyborg）状态”的描述也是高寒凝对于“数码人工环境”概念建构的最大贡献。其实，不仅是“罗曼蒂克2.0”中的行为主体，参与这项以“角色配对”为前置动作的文化生产活动的作者和读者也是以虚拟化身(avatar)的形态登录的。
王鑫从另一路径进入对“数码人工环境”这一概念的理论建构。除了东浩纪的数据库理论外，她的另一重要理论资源来自汉娜·阿伦特。基于阿伦特的批评性思考，结合系统论和信息论的相关理论，王鑫将“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定义为“人和物（自然）都受互联网控制的环境”。她以“数码人工环境”为关键词，描述了互联网从“乌托邦想象”向“控制论环境”的变化，“数码人工环境是试图把握偶然性的控制论环境”，“人们可以用命令式制定条件，但不必然直接命令个人去做或不做某事。只要条件划定得足够充分，人们看起来随机的、偶然的行为也会落在必然性的格子里”。王鑫使用“透明化”描述了“数码人工环境”深入快感通道的控制能力，也试图通过“梗”“可玩文本”和“意识形态分析”等进行游离和瓦解。“玩梗”在她这里不仅是一种语言模型，而且是令主体有条件避开“数码人工环境”中的同一性、强制性，获得可以移动、逃离乃至自创玩法的语言游戏。
除了理论的建构性，王鑫还作为网络原住民对身在其中的“环境”进行自察，以“从中作梗”的姿态，反抗对技术环境的麻木。得益于对阿伦特、福柯等思想家开创的理性批判传统的自觉继承，她的论文反复强调“玩是一种反抗的能力”，并具体展示了种种“玩”的“招数”，虽然反抗的力量或许是微弱的。这使“数码人工环境”这一概念在建构的同时就具备了反观的向度，在获得省察、批判效果的同时，也打开了某种更具积极参与性的可能。
三位青年研究者的创新突破，打开了非常宽广的理论空间，而且，她们基于相同经验而不同向度的讨论，特别令人期待。我个人认为，对于“数码人工环境”这一概念，还可以从媒介理论的脉络进行考察。
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创始人，麦克卢汉提出的最核心的观点是，媒介是人的延伸。在他看来，印刷文明时代人的所有器官都获得了延伸，而电子媒介延伸的是人的中枢神经。麦克卢汉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他基于电话、电报的使用体验，预言了地球村，并且说在地球村，人类将重新部落化。在第二版序言中，他甚至提出，“用电子时代的话来说，‘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一种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在这个电力媒介塑造的新环境中，以往工业时代的机械化环境成了“内容”。
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数码人工环境”可以看作数据库（萌要素、亲密关系要素）和趣缘社群的延伸，数据库和趣缘社群则是人的欲望（性/亲密关系欲望、消费欲望、交往欲望、创作欲望等）的延伸，它们在前网络时代已经诞生，催生它们的是高度发达的印刷媒介（比如书籍杂志出版的速率飞升）、后现代“状况”和消费社会的“丰盛”。但只有互联网这一新媒介出现后，这些延伸的欲望才有了一个生存环境，此前的纸媒环境的内容成为新环境的数据库。
如果我们把“数码人工环境”理解为人的欲望（白日梦境）在网络媒介中的延伸的话，那么在这个环境里，人的“自然”欲望不但被极大放大了、增生了，也被规则化、系统化了，变得可以人工操作、玩耍了。原本黑团团的无名欲望，被诸多“萌要素/亲密关系要素”条分缕析地分类、标注，放置在“库房”的小格子里，玩耍者可以各取所需，根据“算法”运算得出有趣的结果，这自然会激发出人类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在这个“亲密关系实验场”中，很多长久被压抑、被扭曲的欲望得以伸展舒张，无数“应然”“或然”的小世界被重新编码出来，世界有了无限的可能，“作为虚拟世界的集体创造者，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第一次开始过上一种系统的意义性的生活”。这是“数码人工环境”积极的一面。
消极的一面也可以看到。首先是欲望“自我截除”的危险。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媒介的延伸总会导致被延伸器官的“自我截除”，因为人的感官比率需要调整到与更高、更快、更有力的媒介匹配，并且迷恋上这种延伸，陷入“自恋性麻木”的状态。相对于人类以往的各种延伸，“梦境的延伸”最让人难以醒来，也就是说，人可能丧失“自主欲望”的能力。“罗曼蒂克2.0”比“罗曼蒂克1.0”更好吗？高寒凝说“未必”，她认为更新版本未必是优化版本，“反向优化”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因此，“并不试图捏造或夸大‘罗曼蒂克2.0’的进步性、普遍性与革命性”。那么，新版本会取代旧版本吗？高寒凝认为也未必，“版本更新并不具有强制性”，用户可以一直选用旧版本，新版本也可以尽量兼容旧版本的主要内容和功能。这样的回答或许出于谨慎，但背后确实有着对环境边界的清醒认识。进入数码时代后，人类的情感模式会是怎样的？是“二次元人”“三次元人”各行其是，还是可以进入“2.5次元”的状态，在不同环境中自由切换？其实，不管怎样，都需要人们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媒介自觉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把媒介延伸的过程展示出来。当“数码人工环境”“罗曼蒂克2.0”这样的概念建立起来，“环境”的边界和运行规则就可见了，“麻木”的状态就成为讨论对象了。
其次是王鑫提出的，在“数码人工环境”里，主体的透明化和系统的整体受控状态。当人被数码化，欲望被编码为“萌要素”，一切的运行发生在由数码逻辑建构的环境内按算法进行时，无形的欲望终于落网了。或者说，通过数码化，人类终于找到一个最好的控制欲望的方式。王鑫对技术环境麻木状态的揭示，沿用了麦克卢汉关于“麻木”的理论，将之与控制论的理论相结合，打开了纵深的理论空间。
“媒介环境学派”一直注重研究媒介和环境的关系，“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念，贯穿这个学派的研究中。继麦克卢汉之后，波兹曼提出的“媒介即隐喻”（1985），梅罗维茨提出的“媒介情境理论”（1985），莱文森提出的“软利器”（1997）、“新新媒介”（2009），始终是追踪媒介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将“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放到“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脉络中考察，也不失为一种理论维度。
重新认识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和“文学性”
虽然对于“数码人工环境”的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辨析、质疑、丰富、完善，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基本内涵的确立，确实使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上升了一个维度，使一些处在“瓶颈”中的问题有了突破。
首先突破的是网络文学的“网络性”问题。从“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出发，包括我在内的研究者以往提出的诸多内涵要素，都找到了底层逻辑。在王玉玊看来，网络文学的“超文本性”，并不是以超链接的方式实现的，而是以公共设定方式实现的，以公共设定为基础的每一部具体的网络小说都是不完整的，要在公共设定的场域之中完成自身，同时超越自身，这就形成了所谓网络文学的超文本的特性。这是对崔宰溶的“超文本作品”观点做更深层的理论阐释。而对于粉丝经济，王玉玊认为，更应该理解为趣缘社群的一种运行方式。公共设定的公共性一定要在粉丝社群中去实现，是粉丝社群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公共财产，粉丝经济只是粉丝社群运行方式的一种。我们可以说，在消费社会的格局下，粉丝经济是一种最具主导性的运行方式，既有“‘有爱’的经济学”一面，也有“数据劳动剥削”的一面。在“数码人工环境”下，无论是“有爱”还是“剥削”，都有具体的数据和算法。
我们看到，“数码人工环境”概念的提出，不但使“网络性”的概念落实了，也更丰富、更具系统性。事实上，只要“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内涵确立了，“网络性”的提法就可以取消了，“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内涵就是“网络性”。那么，网络文学是否可以直接定义为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文学？
网络文学的发展成熟有一个过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向度，就是对其区别于纸质文学的媒介特征——“网络性”的充分认识和实现，也就是“数码人工环境”的形成和对其的自觉。在我的观察中，大约在2015年网络文学出现明显的风格“转向”，这和网络一代的崛起有直接关系。我在一篇论文中，称之为“二次元转向”，并将此前作为主潮的网文称为“传统网文”。但王玉玊不同意转向的说法，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创作方向上的转换或者说代际更迭导致的借鉴的主导文化资源的置换”，因为“二次元网文”每一个经典特征都能在“传统网文”中找到大量的对应物。她认为，在网络文学形态形成的过程中，一直有两种力量在互相拉扯：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和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创作趋向。一开始传统文学惯性可能更强大，看到的就是传统网文的形态，在传统网文的形态之中数码人工环境底层逻辑依旧是存在的，只是更好被掩藏在底下。渐渐地网络文学开始走向更充分的自我实现，渐渐甩脱了一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和惯例，实现了更加充分的自我实现，于是看到了一种更加明晰的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网络文学。我现在同意王玉玊的观点，并且意识到，作为中文系出身又缺乏游戏经验的“传统学者”，我对“数码人工环境”元素缺乏辨识力。出于谨慎，王玉玊在论著中，只将“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称为“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网络文学”。我倒反而想更激进一些，直接将网络文学定义为基于“数码人工环境”的文学。因为，对于一种新媒介文学，定义只能基于媒介的核心特征和创作发展的趋向。网络文学毕竟只发展了20余年，处于网络时代的开端时期，“传统网文”只是过渡形态。目前学院派指认的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大都属于“传统网文”，其“经典性”只能在“断代史”的限制内讨论，不能影响其文学形态的定义。当然，对于网络文学的定义，目前也是初步想法，有待进一步讨论。
从“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出发，文学性的“网络重生”也有了全新的母体。这些年来，学术界一直讨论网络文学独立评价标准的建立问题。但是，如何才能摆脱传统（纸质）文学标准的规定性影响呢？“数码人工环境”概念的建立有釜底抽薪之功，它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建立了一个“平行空间”，更在于发现了作为中介的“环境”。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当媒介转型之机，媒介被发现了。在“数码人工环境”这一新概念的建构过程中，传统文学中“世界”建构的人工性，也被暴露了出来。
王玉玊将“数码人工环境”中被设定的“世界”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称之为“自然”的“世界”作对比，指出既然在艾布拉姆斯定义中的“世界”“可以是人物和行为，可以是思想和情感，那么它就不是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既然‘世界’是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那它也就必然不是作为其源头的‘现实’。当我们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简单地理解为文学艺术反映世界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个作为中介的‘世界’的存在”。
为什么这个作为中介存在的“世界”在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纸质）文学中会被忽略呢？不仅由于它是摹仿现实世界创作的（1∶1的尺度、透明的语言、朴实无华的技巧），更在于它不是对于现实粗略的摹仿，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文学艺术发展到现实主义阶段已经超越了柏拉图的“摹仿说”），无论是现实主义的“镜”，还是浪漫主义的 “灯”，都是“世界”的先在规定性。只要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人们，对于世界的真实持有共同的理解和信念，艺术家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就被认为是展现了更真实的“世界图景”。或者说，在印刷文明时代，特别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兴盛的启蒙时代，人们正是通过小说展现的“世界图景”去建构对世界的理解的。
事实上，浪漫主义对“灯”的秉持，本身就是“现实之镜”破碎的前兆。“应该走得更远一些；心灵必须背叛自己，催生新我，必是这一活动，镜变为灯”。“灯”是对“心灵”这一媒介的发现和主观强化。如果说，现实主义背后是基于启蒙信仰的坚定明朗的世界观（世界有本质，并且可以被认识），浪漫主义背后，则是“伟大的心灵”用以“烛照”世界的价值观。尽管浪漫主义的才子们个个以“上帝之子”自命，但对于“上帝是否只有一个”的问题已然悬置。到后现代转型之际，文学世界已经不能再在现实世界中隐身，“世界设定”暴露出来。于是，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方向，我们分别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超现实主义的“变形记”和作为“拟宏大叙事”的“第二世界”。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在基于数码逻辑运行的虚拟环境中，你所设定的世界是否遵守万有引力规则都是可以选择的了。做世界设定不仅是每一个创作者拥有的权利，也是在一部作品展开前需要向读者申明的规则。在中介的意义上，普通网文作者建构的世界，和托尔金的“中土世界”、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以及巴尔扎克的“巴黎”的关系，都是平行世界的关系。这些“作为中介的世界”，是作者和读者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约定或共识而建立的公共交流平台，这些构成“传达互动的条件”的约定或共识，被东浩纪称之为“想象力的环境”，有时“想象力的环境”也被直接指认为数据库。
在“平行世界”的概念下，网络文学自然获得了与传统（纸质）文学平等的地位。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它们的依托环境、想象力环境、主体（作者、读者、作品人物）状态、文学要素、文本内部遵循逻辑、语言等，都有明显的不同。简要列表如下：
在做出这样系统性的区分后，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纸质）文学的批评标准去衡量网络文学。因为，那些对于网络文学很重要的东西，如世界设定、人物设定、人物关系设定、梗，传统体系里根本没有。而传统体系里特别重要的东西，如作品的思想深度、环境的典型性、人物的立体性，等等，又在网络文学出现以前就不断被瓦解。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一定是“平面化的”“动物化的”。“数码人工环境”是一种“人和物（自然）都受互联网控制的环境”、一种数字化生存环境，基于这一环境的文学，必然要面临无数的人类新命题，只是要处理这些新命题需要新的理论资源。所以，建立网络文学独立的评价体系，加强网络文学的理论建设，势在必行。
新环境下“学院派”如何重建专业批评
网络媒介和专业批评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悖论。网络是去中心化的、去精英化的，专业批评就是中心化和精英化的化身。亨利·詹金斯曾专门讨论了在粉丝“集体智慧”的挑战下，“专家范式”（主要特点为：精通有限的知识，具有垄断资讯的特权，必须遵守传统和规范，证书化，等等）显示出的“老大僵硬”状态。
在媒介变革之际，原本占据文化中心位置的学院派具有充分的警觉和反省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网络时代，学院派的专业批评和研究就没有合法性，只是我们必须在新环境下重建自己的专业性。“数码人工环境”概念的提出，也为学院派重建专业批评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要求，一些任务和方法也更明确了。
第一，倡导“学者粉丝”立场方法的必要性和掌握“数字人文”方法的迫切性。
“学者粉丝”是詹金斯等粉丝文化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起提出的一种“新型民族志”的研究身份和立场，我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应该延续这一路径，这些年也一直和研究团队努力践行。在“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下，深感其必要性进一步加强了。
所谓“学者粉丝”，就是研究者不再外在于粉丝群体，不再像过去时代的学者那样，以田野调查的姿态走进部落，找到“社群的‘心’”，而是作为粉丝社群的一员，为自己为伙伴为社群发出心声。詹金斯等人倡导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型时，还是在前网络时代，趣缘社群还是在线下空间。进入网络时代，传统研究与粉丝研究已经隔了一层“次元之壁”，而“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更让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平行空间，其虚拟性和数码逻辑都超出了“三次元人”可以“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范畴，需要我们化身(avatar)其间。
数码逻辑也迫使我们必须使用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已经引进网络文学研究几年了，我带领的研究团队也一直在努力尝试。同学们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技术问题：文科生不会编程。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如最近大火的ChatGPT）似乎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基础工具了，现在考验我们的是态度问题。我们先不要问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先要看它能做什么，它能做的人工做得了吗；如果做不了，就要学会使用让它做。但首先要保证，我们能充分掌握这把利器。只有把人工智能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才知道，人的用途是什么，使用的过程也是学习过程。一个好的数字人文研究者，不但要以数字人文为“器”，还要以数字人文为“思”。我们只有主动去学习数字人文的新语法，才能把数字人文研究的新范式嫁接在原有的研究方法上，使其成为文学研究的加强版、升级版，将印刷文明阶段数百年积累的成果方法加上数字的引擎。如果我们一味拒斥、麻木不仁，一旦整个学术研究发生系统性转型，未及内部转型的学科就可能在“降维打击”中被格式化。
第二，建立“学院榜”的重要性。
“学者粉丝”可以分为“学者型粉丝”和“粉丝型学者”两种身份。前者的本质是粉丝，“学者”只是作为粉丝的一种特殊“装备”，有的粉丝的“装备”是历史知识，有的粉丝的“装备”是工程师思维，我们的“装备”是文学阅读经验和解读能力，如此而已。“粉丝型学者”的本质是学者，粉丝经验是研究的资源。在学者粉丝范式的研究中，一个学者所在粉丝群体的质量，往往会影响其学术研究的质量。当然，粉丝经验如何转换，考验学者的能力。
互联网媒介前所未有地激发出业余者的参与热情和能量，对“专业范式”发出挑战，但挑战的只是传统范式下的专家。从学者粉丝的范式出发，专业者和业余者不是对抗关系，专业者是从业余者中转化而来的。每一个专业者都应该曾经是（最好一直是）积极的参与式粉丝，在与社区粉丝分享“集体智慧”的基础上，那些“专门的知识”、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才构成其专业者的资格。
“学者型粉丝”的阵地就在网文第一线，在“本章说”下写出高赞的段评，在微博、B站、知乎等社交平台写出高转发的帖子，总之，以用户ID而非学者Title重新获得尊重和影响力。作为“粉丝型学者”则需要重建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其中，做“学院派”榜单是基础而重要的一项工作。
进入消费时代以后，文学场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颁发象征资本的权力一再向消费大众倾斜。在数码经济运行机制下，网文读者的选书意愿更直接以算法的方式呈现在数据榜单中。
在付费模式（2003年建立）中，由于自觉付费的用户（由于看盗文方便，付费用户基本只占10%—20%左右，有时甚至低于10%）大都是高参与度的“社区型用户”（不仅真金白银地订阅、打赏，还积极投票、发表评论，至少喜欢看“本章说”等只有付费用户才能看到的评论），所以，商业榜本身具有文学评价的导向。我们可以说，付费模式下的商业榜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精英榜”。
2018年以后，基于流量经济的免费模式兴起。与付费模式不同，免费模式吸纳了大量的“下沉用户”，不但囊括了大部分盗版用户，也吸纳很多从来没有读过网文的读者。这些用户更是以文艺产品消费者而非网文爱好者的心态阅读网文的，大数据个人推荐更是基于每个人的欲望模式而非阅读口味，“好看”和“好书”之间的价值链条断掉了，于是，“千人千面”的推荐榜就失去了公共性，很多人在享受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反而需要到“书荒广场”求个人荐书。可以说，越是大数据推荐系统，越需要人工榜单的补充。
事实上，即使在付费模式运行最为良好的阶段，人工榜单也一直存在。其中，既有“三江阁”（起点中文网）这样代表网站编辑导向的推荐榜；也有“农粮榜”（龙的天空）这样代表“老白”（资深读者）口味的“口碑榜”；此外，还有各种推文大V的个人推荐（如小紫推文、赤戟的“书荒救济所”等），都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这些人工榜中，“学院榜”不该缺席。分众的社会只是削弱了专家精英集团的审美霸权，并非取消其存在的价值。在网络文学场各种力量复杂的斗争中，学院派应该参与博弈。
事实上，当分众进行到越来越细、圈子越来越小的阶段，更需要具有超越性和公共性的评价体系成为公众价值锁定的锚点。学者粉丝的“学院榜”可能成为锚定点，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评价体系——它来自文学传统，来自学术规范，又经过学者粉丝的转化，获得了网络重生。当然，这个网络重生的文学评价体系还在建设过程中，但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在批评实践的基础上。追踪网络文学瞬息万变的发展进程，即时推出具有一定公信力、影响力（同时也具备试错功能）的榜单，可以为网络文学史的写作和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扎实的基础。
第三，促进新理论原创性及其与传统理论的对话性。
网络文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接地气的实践批评，另一方面也非常需要原创性的理论开出一片新天地。这项任务恐怕要落在“网生一代”年轻学者身上，因为，他/她们元气满满的新经验，需要新的理论体系才能表达，如果囚禁在既有体系里，新事也会被说旧。一旦能有原创概念（如这里提到的“数码人工环境”“虚拟性性征”），整个体系就有了新的支点。当然，把整个论述建立在自己原创的概念上，这确实需要勇气。这个概念立不立得住？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不是立得住？这是对研究者学术能力的挑战，对此，学术界应该持鼓励和包容的态度。
在我看来，网生一代研究者的研究发展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创造新的概念充分表达自己的生命经验。第二步，在更丰富的生命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理论框架。第三步，打通与传统理论的关系，在彼此对话中，进行一种更具理论连通性的考察。因为新理论提出了新参数，以此为契机，既有理论系统就可以被打开，在新的维度上重新考察。比如，王玉玊将“数码人工环境”中“世界设定”的概念，与艾布拉姆斯使用的“世界”概念做比较，就打开了与文学传统理论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可以进一步延展。
总之，作为数码时代的第一代“原住民”，“网生一代”学者有着非常广阔的理论探索空间。因为其身份不仅仅是亚文化的经验表达者和阐释者，甚至也并不仅仅是自身理论的建构者，而可以是理论的更新换代者，使诞生于印刷文明、工业文明的理论，能够进入网络文明的系统，在2.0、3.0版的更新中，获得一个连续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