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刚：日本社会与华人 文学
一.信息时代与孤独
郝景芳在《孤独深处》序言中写道：“《孤独深处》的书名，源于我对科幻小说的感觉。科幻小说构想一个可能的世界，人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最容易感觉到出世和异化。出离世界的感觉是最孤独的孤独。”诚然，《北京折叠》中第一世界无法与父母团聚的老葛、第二世界无法与所爱活在同一蓝天下的秦天是孤独的，他们为了与其他世界的亲人、爱人沟通，不约而同借助了第三世界的垃圾处理工老刀的力量。老刀虽然度过了“孤独的少年时光”，但他有信得过的潦倒朋友彭蠡，有带来希望的弃婴糖糖，有热心帮忙照顾糖糖的阿贝和阑阑——停留在工业时代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并不孤独。
与农田、工厂不同，信息时代的生产方式不需要群体聚集，一台与网络连接的终端足以完成大部分生产流程。因此，信息时代的人们逐渐脱离血缘、地缘关系的束缚，通过网络与相同理想、工种、兴趣的人或物相连。人们在一个个智慧网格中获得个体精神世界的同时，现实世界中的个体之间也形成了空气屏障。人们逐渐习惯通过文字、表情、图片、影像、小程序等无需“口”的视觉类工具社交，对眼前的同类可以视而不见，听到声音或语音甚至还会感到焦虑。
束缚的“束”字不只是把“人”固定在了“十”字架上，还代表着群体，代表着以“口”沟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集体的束缚当然会阻碍个性的发展，但也意味着群体对于个体的生命和部分人性的保护。在《北京折叠》中最为发达的第一世界，尽管有着美丽的阳光、草地和湖水，但只有从第三世界爬上来的老葛还保留一些人性的光辉。不顾他人耗费青春等待自己的依言，不顾千万垃圾工失业的吴闻，不顾第二、第三世界缩短日照时间而推迟世界翻转的白发老人，都有自己的正确，维护着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是信息时代孤独的精英。
在信息时代，孤独并不一定是可悲的，信息时代的特立独行会吸引更多拥趸。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不再是通灵的萨满、坐拥天下的帝王、人文主义时代的艺术家、自然主义时代的科学家、浪漫主义时代的英雄，而是善于诱导和操纵民意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可能是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文体明星，甚至是挑战传统道德的人，他们的共性是掌握着新媒体平台等传播工具，也就是话语权，即信息生产资料。与意见领袖们相反，信息时代里如果主观拒绝或客观不擅使用生产信息的工具、存储信息的介质、传递信息的媒体，无论男女老少，信息生产材料的拥有量或使用率接近或等于零的信息世界底层人群将要面对的只有肉体或心灵的孤独死。干尸却无人知，心死却不生哀。信息时代的网速，无暇顾及人类社会不能扩容的硬件和不能升级的软件。今天最孤独的孤独，恰恰是从信息世界的出离。
二.时钟加速与恐慌
由于老龄化与少子化的速度多年位于世界前列，日本社会中被信息时代抛离的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二〇一九年，日本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七，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意大利，这一数字是百分之二十三。在日本，围观偶像团体热舞的粉丝在逐年递减，老年人智能手机学习教室却在遍地开花。
文坛也不例外。日本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四分之一都出生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的第一次婴儿潮中，他们被称为“团块世代”。村上春树于一九四九年出生，作为团块世代的一员已逾古稀。黑古一夫在今年六月出版了《“团块世代”的文学》，为池泽夏树、中上健次等生于战后第一次婴儿潮的七位作家写史立传。曾几何时，善于让人性扭曲、用刀笔毁尸灭迹的东野圭吾的笔触也在《解忧杂货店》后变得温暖和治愈，他也已年过六十。尽管以《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闻名于世的柄谷行人又以《现代文学的终结》一书意图宣告二十世纪日本纯文学的落幕。但是，日本文坛依旧按部就班地新陈代谢着。桐野夏生（1993年）、阿部和重（1994年）、伊坂幸太郎（1996年）、町田康（1996年）、平野启一郎（1998年）等都纷纷在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崭露头角。阿部和重在北京宣传《朱》时曾自比鲁迅，二十三岁凭借处女作《日蚀》一举获得芥川文学奖的平野启一郎也被众多评论家盛誉为三岛由纪夫转世。众多实力新人登场，似乎呈现出平成文学百花齐放的希望。
特德·姜（Ted Chiang）在《呼吸——宇宙的毁灭》的世界中描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每年头一天的中午，公告员要朗诵一段很久以前为这样的年度仪式而创作的诗文，整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恰好一小时。”但是，一位公告员最近一次朗诵时，钟楼提前敲响了整点报时的钟声。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无论是机械的还是水银计时的时钟，都没有发现任何故障。但是，所有时钟比所有公告员朗诵的速度都快了。这个现象使人不安。“我”经过一番剖析，终于找到了答案——“钟楼的时间没有变快，其实是我们的头脑变慢了。大脑依赖空气流动，空气流动越慢，我们的思维就越慢，从而觉得时钟变快了。”使人感到自己与时代拉开距离的，是相对速度，而非绝对速度。
日本文坛从未中断新陈代谢，世纪末出现的新人数量比战后任何时期都要多，其中也不乏有潜质成为新的三岛由纪夫或井上靖的璞玉。但是，纵使三岛与井上重生，他们纳米丝般敏锐的神经、手术刀般犀利的笔锋、敦煌般丰饶的文化素养恐怕也难以追赶今天科技滚动的车轮。一年可以生产出三岛与井上一生作品字数总和的网络作家们，依然难以摆脱疲于追赶时代的宿命。作家吐故纳新，作家数量有增无减，但科技时代的车轮转动得更为迅猛。
刘慈欣在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时谈道：“现在的时代，至少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我们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变化，充满未来感。未来感很重要，它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市场成长的肥沃土壤。”正因为如此，站在科技时代车轮轴心的中国，回首日本文坛时不免感到乏善可陈，甚至开始有人倾向于相信柄谷行人的终结预言。
日本的作家和读者当然不会轻言放弃，力求保持住对于时代变迁的敏感和洞悉本质的责任。但是，新科技层出不穷，新概念接踵而至，科技时代的发展速度和复杂逻辑，已经不是依靠个人坚强意志和勤奋学习就可以追逐和掌握的了。百年前的二叶亭四迷和夏目漱石们可以通过言文一致启蒙群智，战后的手冢治虫、山田风太郎、渡边淳一们可以利用医学素养解析人性，今天的作家，只有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储备的人才能显得游刃有余。
三.疯狂年代与小鱼
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后近乎停滞，尽管整个社会无意放慢步伐，但日本以外的科技发展似乎更像安装了阿童木的火箭引擎。大数据、云计算、5G、无人驾驶、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当前人类的前沿科技都可以找到中国标签，却少有日本身影。在车联网及共享经济领域，丰田、软银【由韩裔企业家孙正义在日本创办的电信与媒体领域的领军型企业，全球投资超六百家企业，业务领域涉足网络、电商、科技、金融等。】等业界巨人虽后发但已动，而日本文化领域的外界认知，似乎还要迟缓一拍。特别是对于华人科幻文学，还要经过一重美国视网膜的过滤。伴随中国科技在世界科技版图中不断凸显，华人或华裔作家的科幻作品逐渐获得欧美科幻文学领域重量级奖项的青睐。美籍华裔作家特德·姜成名较早，《你一生的故事》（The Story of Your Life）获得了一九九〇年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奖、西奥多·斯特金奖，《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Hell Is the Absence of God）获得二〇〇二年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奖、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与西方文化中土生土长的特德·姜不同，刘宇昆八岁才移居美国。他的《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获得二〇一一年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奖、二〇一二年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世界幻想文学大奖，《物哀》（Mono No Aware）获得二〇一三年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其后，没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刘慈欣和郝景芳也开始受到瞩目。前者的《三体》获得二〇一五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后者的《北京折叠》获得二〇一六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三十年来，华人或华裔作家在科幻文学领域逐渐褪去西式构思，实现了东方科幻的逐级蜕变。
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同年，刘慈欣出版了《三体》和《三体Ⅱ：黑暗森林》。有趣的是，日本文坛也在这一时期将目光投向中国作家，但焦点却集中在杨逸和她的《浸透时光的早晨》上。两个年轻人参加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民主运动，最终在北京奥运前夕体会到人生的挫折与无奈——这一剧情隐隐透露出，芥川奖的首肯映射出的并非是日本文坛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重新发现，而是整个日本社会在中日恢复邦交的蜜月期结束之后日趋浓厚的厌华情绪及观火心理的文坛投影。
《三体》的第七章名为“疯狂年代”。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情节：“在城市边缘的那所著名大学的操场上，一场几千人参加的批斗会已经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在这个派别林立的年代，任何一处都有错综复杂的对立派别在格斗。在校园中，红卫兵、文革工作组、工宣队和军宣队，相互之间都在爆发尖锐的冲突，而每种派别的内部又时时分化出新的对立派系，捍卫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纲领，爆发更为残酷的较量。但这次被批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却是任何一方均无异议的斗争目标，他们也只能同时承受来自各方的残酷打击。”这一次批斗中，叶文洁眼见父亲被活活打死，这在她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多年后，她对三体星人发出了背叛地球的信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
疯狂时代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中都可能出现，经过岁月打磨后，后人眼中还会大概率插入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滤镜。无论是直言不讳的村上龙和他充斥暴力、毒品、酗酒、性欲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还是温和内敛的村上春树和他流淌孤独、迷失、救赎和爵士乐的《挪威的森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日本学生运动都为他（它）们笼罩了传奇的光晕。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历史背景、为中日两国蜜月期画上句号的民主运动、日本多次重播的《大地之子》的虐心剧情、亚洲杯后的大规模反日游行、购岛闹剧后的激昂群情，这些停留在表象、都可以简单归结为疯狂举动的社会事件串连起来，形成了日本社会的当代中国故事主线，故事的时间轴直接连接到了更为符合日本社会当代中国印象的《浸透时光的早晨》。
二〇一九年的美国独立日，继韩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十八个语种在各国出版发行后，日文版《三体》姗姗上市。不知是否是为了让《三体》在日本社会的当代中国认知语境中避免显得过于唐突，与《科幻世界》连载时相同，第七章“疯狂年代”重新回到了第一章。在一部分欧美评论家眼中，大江健三郎一板一眼的现实主义作品，远不如坂口安吾的东方幻想带来的想象与感伤更有吸引力。而对于邻国疯狂时代的兴趣和臆想，也为当代中国作品进入日本市场提供了一丝不太友善的曙光。今年六月，《三体Ⅱ：黑暗森林》在日本开始销售，海报上最为醒目的宣传语是“现代中国最大冲击性作品《三体》，惊天动地的第二部！”是来自现代中国的具有最大冲击性的作品，还是对现代中国造成最大冲击的作品？可以做出两种解读的暧昧日语，总是可以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可能流于偏颇的中国印记。
尚未在日本面世的《三体Ⅲ：死神永生》的结尾处，地球文明的最后两人和三体文明的最后一人在小宇宙中留下了漂流瓶和生态球后，投入到了大宇宙疯狂的回归运动中。“在一千米见方的宇宙中，只有生态球里的小太阳发出一点光芒。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世界中，几只清澈的水球在零重力环境中静静地漂浮着，有一条小鱼从一只水球中蹦出，跃入另一只水球，轻盈地穿游于绿藻之间。在一小块陆地上的草丛中，有一滴露珠从一片草叶上脱离，旋转着漂起，像太空中折射出一缕晶莹的阳光。”三体世界的谢幕词中，小鱼暗示了文明的延续，阳光留下了希望的火种。
无独有偶，在《浸透时光的早晨》之后，杨逸创作了小说《金鱼生活》，鱼同样发挥了符号学作用。来到异国的中年女主人公，如缸中左右游动的金鱼，过着周而复始的漂泊生活。私小说式的自传体风格、女性的无奈、令人深思的隐喻，这部更加日式的作品却没有再次引起日本文坛的侧目，金鱼未能带来现代中国的冲击性。同样是小鱼，同样具有隐喻功能。金鱼的隐喻之中，不仅带有杨逸所言的“吉祥”与“金余”，还有无力与依附。究其缘由，这些属性都植根于金鱼的起源——人工杂交，只为人类欣赏而存在。在零道德的宇宙中，“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在民调中对华印象“良好”的比例连年徘徊在百分之十五低位的日本社会，柔顺与驯服的仿日金鱼或许不如勇于跳出水面的无名小鱼更具有冲击力。也只有这样的野性、个性与独立性，才能催生出重新走上陆地的生命力。
四.三体文明与日本
“三”与“3”在字形上同样具有两头长、中间短的特征。夹在亚欧大陆板块之间由造山运动和地壳作用形成的狭长岛国可以令人联想到“三”的中间部分，台风、暴雨、地震、火山是这个国家的关键词。一九九五年的阪神大地震、二〇一一年的东日本大地震都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三十年来何止天灾，一九九五年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二〇〇八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海啸、二〇一一年由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此类或直接发生、或间接波及的人祸亦可谓高频。除二〇一八年开始回归正轨的中日关系，日俄、日韩、日朝的邻国双边关系仍不容乐观。加之新冠疫情，如此多灾多难的土地，宇宙中大约只有三体星可以比拟。
早川书房《三体》项目组主编山口晶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谈道：“我并不赞成将地球人和三体人之间的关系与中国（或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作平行化对比。具有普遍性，《三体》才更具娱乐性和意义，成为全球畅销书。”如果所谓的普遍性存在于《三体》之中，那么它也仅仅为在西方世界畅销做好了铺垫。在东方世界，与销量只有四百本的韩国相比，成功破圈科幻读者的日本社会在《三体》中获得的共情心理显然更为强烈。
构思《三体》世界时，刘慈欣无疑有意将日本元素融入其中。拥有常见日本女性名字的智子继在《三体》中成为了代表三体文明来到地球限制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人后，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又成为三体文明的最后一人，可谓贯穿三部曲的三体文明代言人。她身着华美和服，在榻榻米上与掌握人类命运的新老两代执剑人饮茶论道，这些东洋符号令人印象深刻。站在科幻巨人肩膀上的刘慈欣不光在儒勒·凡尔纳《地心游记》、亚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的熏陶下走进科幻文学的世界，对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也偏爱有加。他在《为〈科学文化〉杂志所写的常见科幻电影介绍》中写道：这部电影对日本民族产生的那种精神冲击，只能由科幻方式产生。看《日本沉没》想得最多的是中国科幻电影，像这样把现实扭一个大角度的作品在国内最有希望取得突破性成功。《中国沉没》不可能，《中国漂移》呢？《中国飞升》呢？在中国漂移或飞升之前，刘慈欣索性让地球完成了流浪。不仅是日本科幻文学，日本的亚文化也对刘慈欣影响颇深。《银河铁道999》《银河英雄传说》《攻壳机动队》《王立宇宙军》都对他本人成长和《三体》世界构建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刘慈欣甚至称自己的作品是二次元SF。
刘慈欣曾用罗西与足球比拟自己与科幻文学。《球状闪电》的故事核心是足球大小的宏电子；工人体育场看球时触发了《三体》黑暗森林法则的雏形……足球也是解读刘慈欣文学的关键词。《三体》在《科幻世界》的连载始于二〇〇六年五月，构思和撰写大约一年时间。在《三体》诞生一年前的二〇〇四年八月七日，占据刘慈欣个人大数据显眼位置的“日本”“足球”“工人体育场”和“3”如科幻剧情般奇妙结合。这一晚，日本队以3∶1战胜东道主中国队，在工人体育场夺得亚洲杯，击碎了无数中国球迷阻挡日本队君临亚洲的美梦，如同三体文明的“水滴”在四十分钟里就毁灭了不可一世的人类全部太空力量。这场比赛在《三体》创作中是否发挥了作用，是否催生出三体文明占领人类文明的思路，可能进入刘慈欣的潜意识中才能清晰定位。但比赛前奏日本国歌时的全场嘘声、各地云涌的大规模反日游行、其后充斥影视圈数年的抗日神作，都会在每一个亲历者头脑中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
国家记忆是经过意识形态加工后形成的官方集体记忆，一般通过正史或教科书等形式展现。虽具有正面化、合法化、精英化等特点，但并非是对历史的完整还原，也缺少野史的自由性与随意性。如果抗日神剧是对日本侵华历史的魔幻再现，或许可以把《三体》当作日本符号的科幻重组，而日本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民主运动的玄幻式解读，也就变得不再无法理喻。
五.自我剖析与和风
《呼吸——宇宙的毁灭》中，主人公为自己做开颅手术找到了时钟变快的答案，还发现自己的大脑由金属丝编织成的致密网格组成，网上挂着无数金箔叶片。叶片是存储记忆的媒介，通过空气流动作用进行思维，叶片涌起的涟漪就是回忆的表现。网格结构就相当于一张纸，识别引擎不停在上面书写，留下记忆。因此，这一世界的人类颅骨被打破时，大脑会喷出一股金粉，里面只掺杂少量破碎的细丝和箔片。也因此，当宇宙的空气流动变慢到完全静止的那一刻时，也就意味着大脑思维的停止和宇宙的毁灭。
以史为鉴是重视传承的文明的惯性思维，但并不适用于所有文明。如果中国的历史观是具有连贯性的电影胶片，那么，习惯于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日本历史观或许可以比喻成一组相对跳跃的幻灯片。近代以来，东京大地震与美军大空袭前后的东京、核爆前后的广岛与长崎、阪神大地震前后的大阪与神户，相同却又有不同。每一次灾难后，坚韧的日本社会也同三体星一样复苏与成长。阪神大地震后，日本迎来了“志愿者元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一年一首相的日本政坛“乱纪元”得以终结，打造了一八八五年第一任首相以来最长的稳定政权。
每一次吸收外来文化后，日本都如脱水后又浸水的三体星人一样复生。每一个金字塔构造的社会都会强调自身文明的正统性与高贵性，而加藤周一提出的杂种文化论却博得了众多声音的认同。三体星人脱水是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求生，杂交生物才具有更顽强的生命。痛定思痛、无痛自痛式自省是让日本社会感到安全安心的一种手段，新闻节目每天邀请专家预测将要有天灾人祸发生会让观众觉得真实冷静。《心》的自剖、《人间失格》的自灭、《挪威的森林》的自救，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三部小说，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无解。这正如日本传统中的物哀，尽管“哀”字只是一种感叹，而非字面的哀伤，但日本视角对于环境的直接感观却更多是出于负面。如果客体世界是“真”，主体克制是“善”，主体对客体的评判是“美”，那么求生于日本列岛的传统风土中，“美”无疑更近乎凄美。
日本社会对于纯粹具有憧憬，天皇即位遵循的纯血思想便是典型例证。与此同时，已然绝种的国鸟朱、遇风雨则凋零的樱花、绚丽而脆弱的金箔，这些日本文化符号，又都仿如《呼吸——宇宙的毁灭》中的大脑，细致且易碎。但朱与中国鸟类杂交后依然是国鸟，花瓣雨飘落一载后仍然盛放，金阁寺浴火后又在金箔中重生。日本地理上是夹在两长中的一短，同时存在于左侧大陆文明与右侧海洋文明之间。日本已经习惯在三角形中追求平衡。
《北京折叠》中，第一世界的富人大多冰冷，第三世界的底层充满温情；《呼吸——宇宙的毁灭》中，主人公通过自剖发现宇宙的气压在趋于平衡，而这平衡又代表着一切将就此终结；《三体》是凄美的，三体文明面对残酷自然时、人类面对无法战胜的三体文明时、虫子面对意图灭绝它们的人类时，无不传递出不顾玉碎的抗争与悲情。这一切，都贴合到了日本社会的性格——和风。
二〇一九年，华人或华裔作家的科幻作品风靡日本，成为日本社会讨论的焦点。作品本身的世界观、想象力、故事性是吸引所有国家读者的永恒要素。但是，当敏感而非敏锐的日本社会发现，邻国在多方面已经与疯狂年代拼凑成的当代记忆有所不同时，科幻文学恰好提供了一个可以窥探又不失尊严的窗口。字里行间散发的微微和风，又或强或弱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共鸣，诱使日本受众通过阅读转而对日本未来走向与定位加以思考。或可说，由中国科技发展带动的华人科幻文学，已经逐渐叩醒日本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的眼睛。结合同样获得欧美认可的莫言文学在日本仅仅停留在学院派小圈子里的现象，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日本社会在吸收与借鉴外部文明时，关键要素是先进性与兼容性，而非特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