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黄牛皮卡》的进程
在《黄牛皮卡》第一稿，有一个有趣的小说开头，它曾经描写过一个小男孩，他的脑袋上有一个秃癍。我们的讨论就是从这个小男孩开始的。等讨论完了，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吃惊地发现，这个小男孩和整个作品没有构成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小男孩仅仅是卡车回到白云村的一个实物点缀。这个点缀是怎么来的呢？这也许就和写作者的写作动机有关了——作者渴望尽可能详细地交代白云村的生活环境，那当然是越具体越好。但是，作者更进了一步，甚至还饶有兴致地交代了秃癍的由来。这一来小说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第二叙事空间。第二空间不是问题，第三空间也许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这个作品中，开头部分的第二空间和第一空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我把这样的部分叫作“想象的余数”。即使在非常成熟的作家那里，想象的余数也是经常出现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处理。到了第二稿，作者果断地放弃了那个小男孩，这是值得称赞的。实际上，这个小男孩的形象挺可爱，问题是，在小说开头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开辟第二空间显得有点枝蔓。我不能说原先的开头一定就不好，但是，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学会忍痛割爱，懂得克制，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现在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这个作品的篇幅比较大，“想象的余数”恰巧遇上了作者特别饱满的状态，这个“余数”的篇幅可能就比较长，很可能有几千字，有时候甚至是几万字——怎么办呢？删还是不删？我想这样说，写作要有大格局，这个“大格局”许多初学者其实是不理解的，以为时间跨度长和空间场面大就是小说的大格局，这样理解就机械了。大格局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整体性”。无论是多么精彩的余数，一旦伤害了整体性，我们就一定不能手软。当然，反过来，在小说的发展过于急促、小说的形态显得拘泥和刻板的时候，如何去延宕，如何去迂回，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很喜欢作者对吉妈毕摩这个人物的把握。说白了，这是作者熟悉的人物。如果我们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就必须承认，吉妈毕摩这样的人物其实不新鲜。现在我就要说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创新。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个人物或者某个题材被别人“写过了”，或者说，某种小说修辞被别人“用过了”，你再去写，那就是不“创新”。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是死心眼。我们写作的人要有这样一个信念：任何一个被别人写过的人物类型我们都可以写，任何一种被别人使用过的小说修辞我们都可以用。创新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可遏制的表达冲动——只要你想表达的东西来自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就永远也不要担心你在重复别人，那是不可能的。你爱上了一个人，你最终说：“我爱你。”——这怎么能是重复别人呢？“我爱你”是千姿百态的、无限宽广的和因人而异的，可以说，它包含了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你把“我爱你”用你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这就是创造。文学的基本点和出发点是“我”，或者说，“我”和某种生活形态之间的渗透和对抗，这个关系只能是原生的、创造的、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这是文学作为一项精神活动得以恒久的基本保证。文学无所不在。所以，创新的重点在“我”，而不是书写的对象。不要说是虚构，就是非虚构，哪怕是新闻报道，你去采访过张三了，我还敢去采访，我还敢去写，你信不信？
吉妈毕摩是谁？——生活在世俗之中的神职人员。这样的人物我们在许多作品当中读到过。他的特征是双脚踩在大地，脑袋却悬在了云端。这个“一上”和“一下”共同构成了吉妈毕摩的基性，吉妈毕摩的“文学可能”其实就在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把黑塞的作品找来看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写的就是这个。当然，那是一个长篇，大地和云端也是分开来写的，是两个不同的人物，纳尔齐斯是一端，歌尔德蒙则是另一端。《黄牛皮卡》是短篇，篇幅小，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把这个题缩小一下，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的双重性就压在了吉妈毕摩一个人的身上了。这样的人物其实是不好写的。难点在哪里？当然是“云端”，它牵扯到精神与灵魂，也许还涉及思辨，确实不好写。
而实际上，在我看来，事实正好相反。地上的东西格外难。这就牵涉到了小说的本质，小说和形而上有关，但是，小说的质地、小说的性质、小说的总体要求其实是形而下的。形而下才是小说的立足点。这个“形”就是形象，也就是人物，自然也包括世间万象。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童年长大的，都几千年了，而小说只不过几百年。在我看来，用小说这种方式去表达世界，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进步。即使算不上进步，起码也是一个巨大的拓展。小说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人类的认知。哲学的基本方式是从概念到概念，小说不是这样，它的方式是从人物到人物，也就是从“小说人物”到“小说读者”。这就给我们小说的写作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即使你要表达的是云端，你也必须站在大地上。事实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已经给我们很好的示范，如果我们凝视一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结构，我们会高兴地发现，黑塞没有使用云端的纳尔齐斯做线索，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大地上的歌尔德蒙。
所以我认为，如何交代大地上的吉妈毕摩，才是《黄牛皮卡》的关键。事实上，作者正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作为一个父亲，吉妈毕摩是苍白的。
在小说的第一稿，也就是讨论稿，原先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吉妈竹梦开着车，带着吉妈毕摩前往雪山。这当然是一个朝圣之旅。汽车行进到中途，拐了一个弯，离开了高速公路，进入了一个叫“阿卓”的小县城。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点，在阿卓，住着一个叫“陈江”的男子，他曾经是竹梦的恋人，两个人甚至还有过孩子。作者在写这个地方是这么处理的——汽车来到了高速公路的出路口，“碰巧”就拐了一个弯；——吉妈竹梦要去买水，“碰巧”就去了一家小卖部；——这个小卖部是谁的呢？“碰巧”就是陈江他们家的。这就儿戏了。仿佛上天自有安排。在这个地方，我们讨论热烈了。一位女同学提出了她的看法，她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假说，做了很周密的分析，一句话，这些“碰巧”都是成立的，作者是“这样想的”，同时还是“那样想的”。我同意这位同学的假设，她的假设可以自圆其说。但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写一部三十万字的《黄牛皮卡》，你必须配备一本一百万字的《关于〈黄牛皮卡〉的阅读指南》，你要交代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所有心思。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读者只认文本，不认别的。所以，对读者来说，作者是“怎么想的”毫无意义。读者只是阅读文本，作者所有的“想法”都必须也只能体现在文本上。这里没有借口。我一直强调，好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就因为你的天才的表达，文本出现了像海明威所说的那种情况——象征无所不在。“象征无所不在”是什么意思呢？直白一点说：作者没有想到的读者都替你想到了。这是伟大作品的奇异标志。反过来就不能成立：作者知道了，而读者不知道。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答案只有一个，作者的能力没有达到，精准度不够。
我很高兴阅读现有的文本。在现有的文本中，作者是这样处理的：在高速公路上，吉妈毕摩对女儿说，他们应该去一趟“阿卓”。无所不知的吉妈毕摩知道，女儿的前男友陈江就住在阿卓。别忘了，在小说的前面，为了女儿未婚先孕这件事，吉妈毕摩作为一个父亲，他动过刀子，差一点就杀人了。现在，吉妈毕摩和吉妈竹梦就要和故乡说再见了，其实是永别。还是吉妈毕摩，还是这个父亲，由他提出来去一趟“阿卓”，这里就意义非凡了，它体现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宽恕，一个父亲对女儿的体谅，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热烈、深沉，十分地含蓄。就因为这个，吉妈毕摩的世俗身份得到了确立，是以父亲这个形象确立起来的。这一来这篇有可能在“云端”的小说一下子就来到了“大地”。在此我要祝贺《黄牛皮卡》的作者，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我要说，关于小说的“情节”，关于小说的“人物”，关于小说的“情绪”，关于小说的“进展”，关于小说的“意识形态”，它们从来就不孤立，小说的诸多要素其实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它们是整体。这是小说的局部，更是小说的大局。
也许我还要说一说小说里面的一个次要人物，诺别沙依，也就是吉妈竹梦的母亲。事实上，这个人物的意义并不大，她的作用只是拓宽了小说的体积。当然，她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在《黄牛皮卡》中，涉及这个女人的其实只有两个点：一，放牛；二，识字。关于识字的部分，小说的第一稿里头甚至还写到了扶贫干部。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呢？我估计作者还是考虑到了“现实性”。我对这个部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语言。或者说，小说的整体氛围，或者说，小说的风格构成。《黄牛皮卡》的风格是怎样的呢？是巫的，是斑斓的，偏向于神秘主义，偏向于神神道道，也许还偏向于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抗。总体上说，它偏于浪漫，不属于写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现实的问题是，《黄牛皮卡》如果涉及扶贫，那么，小说就必须再增加一个人物，也就是扶贫干部。扶贫干部的语言和动态如何与吉妈毕摩所构成的氛围相互交融，是个难题。在这里我有两点需要补充：一，作家的天赋；二，天赋的类型。作家的天赋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大家都懂。我重点要说的是不同作家的天赋类型。莫言可以让不能押韵的文化形态在小说的内部共存，丝毫没有违和感。莫言的天赋是一种类型，鲁迅的天赋则是另一种类型。我只能说，每个人都只能抓住“我”，也就是属于“我”的那个天赋类型。鲁迅的天赋类型是抓本质，稳、准、狠，他的天赋类型又瘦又硬，真的就是一把短刀，你也没见他干什么，刀子已经抵达了心脏。就靠这把短刀，鲁迅成了荒漠大地上的孤胆枭雄。莫言的天赋类型有点像“赋”，丰腴、饱满、膨胀、嚣张，棍子那样，呼呼的，看上去很过瘾。有些天赋可以共生，有些天赋却彼此抵触，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可以呈现如此动人的局面，什么鸟都有。《黄牛皮卡》的作者非常年轻，究竟是何种天赋类型呢？一篇小说是看不出来的，这就需要大量地写，需要一点一点地发掘。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一篇小说里，这个作者目前还不具备容纳多种天赋的能力——既然能力还达不到，怎么办？也好办，不要贪，先把能写的写好。在《黄牛皮卡》里，不要小看了这个扶贫干部，他是很难写的，作者做了尝试，显然，很不成功。
我很高兴《黄牛皮卡》的作者听从了大家的建议，在诺别沙依那里，作者做了极大的简化，它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小说语言的风格统一了。小说的内部显得很澄澈，虽说这篇小说的风格并不是澄澈。
事实上，我们所读到的《黄牛皮卡》已经是第三稿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满意吗？这句话我想分开来说：一，我非常满意；二，我其实也有遗憾。
先说满意。这篇小说作者总共写过三稿，可以说，它的每一次修改都有质的变化。在写作的基本能力之外，我非常满意作者消化的能力和输出的能力，说到底，也就是进化的能力。对一个在校的研究生而言，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再说遗憾。实际上，这篇小说尚有空间，“云端”有空间，“地上”也有空间。这么说吧，这篇小说其实还有得写，作者并没有写干净，没写透。那么，我为什么没让作者继续修改下去呢？我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作者毕竟太年轻了，有些东西大学的课堂是不能解决的。作者已经做到了最好，再改下去作者会对写作产生恐惧。我不希望作者有恐惧，热爱比什么都重要。我想说的是，《黄牛皮卡》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大学生创意写作的上佳文献。
在我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时候，我不知道《黄牛皮卡》的作者是谁，我让工作人员把所有习作上的姓名都删除了，这样有助于讨论。现在我知道了，她叫焦典，是北师大文学院的三年级研究生。祝贺你焦典同学，《黄牛皮卡》是你的成果，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给予我的慷慨馈赠，我喜欢这个来之不易的礼物。感谢莫言。感谢张清华。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