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敏锐与超越
发布时间：2021-08-20 来源于： 作者： 李桂玲 点击数：次
《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度优秀论文获奖篇目于2012年12月25日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评出，孙郁的《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另一种理解》，南帆的《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张新颖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栾梅健的《与天为徒——贾平凹的文学观》，张清华的《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美国学者张英进的《从反文典到后文典时期的超文典：作为文本和神话的张爱玲》（林源译）6位批评家及其作品获奖，获奖作者和篇目刊登在《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上。
孙郁教授多年来潜心于鲁迅思想研究，颇多重要成果问世，他的《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另一种理解》，从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并发生浓厚兴趣开始谈起。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吸取有排斥，但都是想要从中找寻可用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有用之论；鲁迅不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从知识分子改造的层面进入相关话题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中阶级性的观点，促进了鲁迅辩证思维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并没有改变鲁迅旧有的鉴赏喜好；鲁迅直到生命结束时，也只能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呼应者。孙郁以上这些观点，建立在对鲁迅文艺思想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之上，清晰而准确地剥离出了鲁迅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批评观这样一条线索，新见频出，能引发读者及研究者思考的点颇多。
南帆的《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深入探讨了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南帆认为，进入现代性控制的当下历史阶段中，文学的重要特征便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兴趣急剧增加。继而，他梳理了从古代时期、五四时期直到当下这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中，文学是如何一步步加强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表现的，及其主要表现方式。最终，南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充满了各种声音的辩论，文学话语也是一种声音。关注普通人的人生，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文学话语的独特视角。世界不可能完全按照文学话语的视角发展，但是，世界也不可能完全取消这种视角”。
张新颖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将一个人与整个20世纪百年历史相提并论，不可谓不大胆，但细读却会发现这个提法是如此地恰切与精当。张新颖从沈从文“个体”的确立谈起，他认为沈从文的自我始终在叩问和探究由自己生命的实感经验所形成的自我，从自我的历史中找到当下和将来的存在方式。这种生命观的外化体现在其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如《边城》、《湘行散记》等。沈从文透过其作品，展现着他对于人、对于人性的发现，这些人和人性，与20世纪现代性启蒙冲击、填塞的人和人性颇不相同，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张新颖认为沈从文通过自己的作品已进行了回答，即守“常”察“变”，寻“本根”持“白心”。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力量过于弱小，但相隔一段距离看过去，这种对比关系也许就会发生变化，强大潮流在力量耗尽后消退了，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沈从文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张新颖的这篇沈从文研究，是在解读沈从文这个人，也是透过沈从文个人与20世纪中国历史关系的图解，警醒我们重新审视与思考个人与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关系问题。
《与天为徒——贾平凹的文学观》，是栾梅健系列作家文学观研究中的一篇。通过对贾平凹艰苦成长历程的分析，对其大量小说、散文等作品的阅读分析，栾梅健认为，对宇宙人间的感应，寻求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是贾平凹文艺观的基石。贾平凹又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对文学创作方法与技巧的认识。在贾平凹那里，尊重生活原样，皈依自然本性，是一切文学技巧与手法所追求的目标与方向。但这种尊重自然，却又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要处理好“虚实关系”，提炼“诗性的东西”，这样一种辩证的、全面的态度。贾平凹从对自然与生活形态的观察中，领悟到了艺术无技巧的真谛，但无技巧又不是否定、排斥一切技巧，而是一种在艺术创作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返璞归真、老到天成。对贾平凹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其文学观的研究未深，此篇可称该领域的上乘之作。
张清华的《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剖析格非小说创作特色的评论文章。张清华认为，一方面，中国当代作家受益于精神分析学，但其中真正自觉接受精神资源和理论方法的作家还显稀少，而格非是其中自觉和含量最大的一个；另一方面，格非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具有极为复杂的一面，其小说因而也相应地具有了最为敏感的意蕴；其三，格非还总喜欢在作品中直接对人物的心理行为进行精神分析，这使他的作品经常有接近于“精神分析的元小说”意味。但对于这些，还从未有批评家给予认真的关注和分析，也是格非研究迄今为止并未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清华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格非小说精神分析研究方面填补空白的一篇典范文章。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教授的《从反文典到后文典时期的超文典：作为文本和神话的张爱玲》一文，借用戴若什的“反文典”、“后文典”、“超文典”理论作为分析方法，以分析张爱玲作品地位的变迁、“张爱玲现象”的出现，试图回顾现代中国文学文典形成的历史，以此来探索文学史的复杂性及其中的困惑。张英进认为，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超文典，张爱玲正巧站在众多批评探索之线的结合部。作为文本和神话，张爱玲依然是个挑战。对张爱玲文学史身份变迁与背景的剖析，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是一篇难得的张爱玲学术史研究。
每年《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的评选，虽无盛大的颁奖仪式，更无奖金，但仍得到批评家们的珍视，其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遴选与褒奖的形式，凸显出年度内应该重视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研究方法、重要文论成果，这不仅是对相关作家、批评家的作品、文论的肯定与尊重，更是对于当下文学发展进程中价值、立场、观念的一种判断与彰显。
（编辑：moyuzhai）
孙郁教授多年来潜心于鲁迅思想研究，颇多重要成果问世，他的《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的另一种理解》，从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并发生浓厚兴趣开始谈起。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吸取有排斥，但都是想要从中找寻可用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有用之论；鲁迅不是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从知识分子改造的层面进入相关话题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中阶级性的观点，促进了鲁迅辩证思维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并没有改变鲁迅旧有的鉴赏喜好；鲁迅直到生命结束时，也只能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呼应者。孙郁以上这些观点，建立在对鲁迅文艺思想深刻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之上，清晰而准确地剥离出了鲁迅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批评观这样一条线索，新见频出，能引发读者及研究者思考的点颇多。
南帆的《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深入探讨了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南帆认为，进入现代性控制的当下历史阶段中，文学的重要特征便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兴趣急剧增加。继而，他梳理了从古代时期、五四时期直到当下这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中，文学是如何一步步加强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表现的，及其主要表现方式。最终，南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充满了各种声音的辩论，文学话语也是一种声音。关注普通人的人生，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文学话语的独特视角。世界不可能完全按照文学话语的视角发展，但是，世界也不可能完全取消这种视角”。
张新颖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将一个人与整个20世纪百年历史相提并论，不可谓不大胆，但细读却会发现这个提法是如此地恰切与精当。张新颖从沈从文“个体”的确立谈起，他认为沈从文的自我始终在叩问和探究由自己生命的实感经验所形成的自我，从自我的历史中找到当下和将来的存在方式。这种生命观的外化体现在其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如《边城》、《湘行散记》等。沈从文透过其作品，展现着他对于人、对于人性的发现，这些人和人性，与20世纪现代性启蒙冲击、填塞的人和人性颇不相同，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张新颖认为沈从文通过自己的作品已进行了回答，即守“常”察“变”，寻“本根”持“白心”。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力量过于弱小，但相隔一段距离看过去，这种对比关系也许就会发生变化，强大潮流在力量耗尽后消退了，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沈从文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张新颖的这篇沈从文研究，是在解读沈从文这个人，也是透过沈从文个人与20世纪中国历史关系的图解，警醒我们重新审视与思考个人与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关系问题。
《与天为徒——贾平凹的文学观》，是栾梅健系列作家文学观研究中的一篇。通过对贾平凹艰苦成长历程的分析，对其大量小说、散文等作品的阅读分析，栾梅健认为，对宇宙人间的感应，寻求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是贾平凹文艺观的基石。贾平凹又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对文学创作方法与技巧的认识。在贾平凹那里，尊重生活原样，皈依自然本性，是一切文学技巧与手法所追求的目标与方向。但这种尊重自然，却又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要处理好“虚实关系”，提炼“诗性的东西”，这样一种辩证的、全面的态度。贾平凹从对自然与生活形态的观察中，领悟到了艺术无技巧的真谛，但无技巧又不是否定、排斥一切技巧，而是一种在艺术创作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返璞归真、老到天成。对贾平凹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其文学观的研究未深，此篇可称该领域的上乘之作。
张清华的《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剖析格非小说创作特色的评论文章。张清华认为，一方面，中国当代作家受益于精神分析学，但其中真正自觉接受精神资源和理论方法的作家还显稀少，而格非是其中自觉和含量最大的一个；另一方面，格非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具有极为复杂的一面，其小说因而也相应地具有了最为敏感的意蕴；其三，格非还总喜欢在作品中直接对人物的心理行为进行精神分析，这使他的作品经常有接近于“精神分析的元小说”意味。但对于这些，还从未有批评家给予认真的关注和分析，也是格非研究迄今为止并未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清华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格非小说精神分析研究方面填补空白的一篇典范文章。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教授的《从反文典到后文典时期的超文典：作为文本和神话的张爱玲》一文，借用戴若什的“反文典”、“后文典”、“超文典”理论作为分析方法，以分析张爱玲作品地位的变迁、“张爱玲现象”的出现，试图回顾现代中国文学文典形成的历史，以此来探索文学史的复杂性及其中的困惑。张英进认为，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超文典，张爱玲正巧站在众多批评探索之线的结合部。作为文本和神话，张爱玲依然是个挑战。对张爱玲文学史身份变迁与背景的剖析，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是一篇难得的张爱玲学术史研究。
每年《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的评选，虽无盛大的颁奖仪式，更无奖金，但仍得到批评家们的珍视，其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遴选与褒奖的形式，凸显出年度内应该重视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研究方法、重要文论成果，这不仅是对相关作家、批评家的作品、文论的肯定与尊重，更是对于当下文学发展进程中价值、立场、观念的一种判断与彰显。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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