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内奸》
作品通过曲折动听的故事，沉痛地记述了一个进步商人的遭遇，辛辣地讥讽了林彪、“四人帮”的丑恶行径。
这篇作品的故事，有着较强的吸引力量;作者饱含泪水的讽刺笔法，不时使读者发出沉重的笑声。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内奸》的讽喻艺术的浓重色彩
。在《内奸》开宗明义的第一段里，作者告诉读者他要说的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五花八门、三教九流的人物就有十多个，时间竟长达40年之久。作者对这一切安排理丝有绪，脉络清晰，娓娓动听，头头是道，在驾驭如此庞杂的题材时显得裕如自然，毫不费力。人物很多，他着重写了一个商人的遭遇，事件很杂，他着重通过这个商人的眼睛观察了历史的变迁，40年的兴衰，世态的炎凉，共产党的真假，田五堂的可笑而不幸的遭遇，乃是一桩新的传奇公案。
面对千头万绪，作者不去孤立地写环境，写事件、写人物，不去静止地写人物的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而是通过写故事把这种种统一起来，通过故事的发展变化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寓人物于讲述的故事之中。故事以绘声绘色、委婉曲折、引人入胜而见长，这是我国白话小说、说唱文学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
《内奸》里写故事，除了“土”腔“土”调、入耳悦耳之外，刻意求工的是对人物关系、各种事件的选择、剪裁、安排和照应等等。它是以商人田五堂的个人遭遇为主线反映时代、结构故事的，作者尽量地不使故事游离于人物刻画之外，在一篇两万多字的短篇容量中截取长达40年的全部变故中的几个横切面，或描绘，或渲染;或放大，或熔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时而一带而过，时而精工细琢;纵横开合，首尾相顾;摇曳多姿，引人入胜。
40年的境遇，在《内奸》里实际上写了两个不同年代的两件大事--巧妙地躲过日伪的耳目护送“表妹”就医和深陷冤狱、有口难辩。作者紧紧抓住这两件大事不放，让这样两件大事把两个不同时代的众多的人物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彼此冲突，产生悬案，布下疑阵，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环扣着一环，一浪高过一浪，出乎意外，又合乎必然。
《内奸》是故事小说，也是讽刺小说，它对于林彪、“四人帮”无情地揭露和严厉的鞭挞，表现了作者犀利、辛辣的讽刺才能。他笔下的田五堂精通买卖，善于交游，见多识广，好吹好炫，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天雾地，本来是个喜剧人物。但是在“文革”中他被当作“内奸”，黄、严二人变成了“走资派”、“反革命”。这时他既不吹、又不炫，老老实实交代作证，反而却连遭痛打。20多年前就叹服共产党的一个精灵的买卖人，20多年后“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本来的一个喜剧人物，好炫瞎吹时没有被怀疑是坏人，现在竭尽忠诚地说实话，反而被视为“内奸”，成了悲剧人物，这本身就埋伏着一条讽刺的引线，读者由大笑进入了深思。
田五堂是以正面人物的丑角形式出现，是个肯定性的喜剧人物，不时地给人产生笑。可是在“四人帮”及“帮四人”的迫害下，反变成了悲剧人物，所以这种笑是含泪的笑。而另一位清清白白的田有信，却是暗中诬陷好人的“内奸”，这是一个本来丑恶却力求自炫为美的否定性喜剧角色。作者用喜剧手法揭露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前后不一，让他自我嘲弄，自我出丑，通过讽刺性的笑，来鞭挞这肮脏的灵魂。
《内奸》用犀利的解剖刀，把“文革”时期红脸白脸的灵魂形象地作鞭辟入里的剖析，而在这犀利的批判锋芒中，充满着强烈的喜剧色彩和讽刺力量。小说还运用辛辣的语言，增强讽刺色彩，有时几句反语，造成讽刺的语境;有时插入叙述者的议论，以嘻笑怒骂的评点，在诙谐的语言中潜藏着尖刻的讥讽。
内容概要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榆面商人田五堂生意正兴隆，他交游广阔，手脚大方，在唐河一带颇有名气。此时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为首的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大少爷、法政大学学生严家驹。
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后，严家驹与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队伍打鬼子。不久，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上级派来了一批骨干，一个被称为“黄老虎”的老红军任司令员兼政委，严家驹担任副职。严家驹将自家的几十亩良田和作坊的产“共”了，买了枪弹，自己则改名为“严赤”。
田老板自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然而像严赤这样的人物他却连做梦也未梦见过。他决定暂时不做生意了。一天，黄司令员与严赤将他请去，他们对他讲了一番抗日的道理，鼓励他继续做生意，并帮部队到江南办药。就这样，田老板又戴上礼帽跑起生意来了，他果然从上海买来了不少西药，支队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给了小麦——其中有不少便是从严赤家里“共”出来的。
田五堂的一个远房后辈田有信原先在一家粮行当伙计，粮行关门后回到田庄无事可做，常到田五堂处打杂跑腿，并向田五堂表露要找个合适的抗日工作做。田五堂心中有数，只等合适机会。1942年春天，支队遭日军包围，严赤带部队跳到外线将敌人引走，以此保护根据地人民。严赤的妻子杨曙有个4岁的孩子，现又怀孕了，黑天过封锁沟时不慎摔跤，无法再跟部队行动了，黄司令员带她到田五堂家隐蔽，并想找个医生看看。田五堂很是为难，最后决定乘去江南贩榆面的机会将杨曙带到那里躲避和求医。
一路上田五堂与杨曙约定以表兄妹相称，田有信自告奋勇伴随护送。田五堂揣着伪县长的亲笔信和高邮湖大土匪头子的名片，一路没有留难。船到镇江码头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情况。本来，田五堂与码头上的一个伪警官有交情，嘴一歪便能上岸。可这时伪警官却调走了，换了几个凶神恶煞的日本人，挨个儿检查上岸旅客的证件。杨曙没有良民证，根本没法上岸。
田五堂见此状便断然独自一人上岸找了另外一个朋友——日本人的一个翻译。一见面，田五堂便称自己表妹的良民证被小孩玩丢了，这个翻译二话没说，与田老板一同来到码头上。翻译抱起杨曙的孩子，走到鬼子岗哨前与鬼子咕噜起来，孩子却吓得哭了起来，一个鬼子送给孩子一颗糖，竟轻松地放他们通过了。田有信送他们上岸后就回“家”报信去了。田五堂与杨曙母子则来到仁慈医院找曹约翰大夫，曹是田五堂的二婶收养的孤儿，因为从小在美国人办的医院里长大，皈依了洋上帝，并成了外科大夫，战火烧近时，美国人撤走了，把医院委托给曹约翰代管。杨曙便在曹大夫的病房内住下了。
3天后，医院内发生了日本人的便衣队搔扰事件，为首的是严赤的堂弟严家忠，此人认识杨曙。杨曙意识到此时此地的危险性，便让田五堂送她回唐河，田老板想到杨曙的病情很重，坚决不肯答应。当晚他与曹大夫夫妇“摊牌”，将杨曙的真实身分告诉了他们，并要他们竭尽全力保护她。曹大夫决定将杨曙安置在自己的宿舍楼内。经杨曙细细的盘问，田五堂只得说出了真情。杨曙以房内窗台上的一盆水仙花作为暗号，如果花盆不在了，就说明有危险，田五堂就应赶紧离开。从此田五堂的心就悬在那个水仙花盆上，每天要去偷眼望几次花盆是否还在。
十多天以后杨曙终于出院了，田五堂与她一起回到了唐河根据地，受到了两位司令员的热情接风，田五堂乘机也拉来了田有信，从此田有信也参加了工作。当年杨曙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小仙。20多年后，小仙成了一名演员，严赤在某地任装甲兵司令员，杨曙是当地的轻工业局局长。黄司令员则是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曹约翰夫妇都是省人民医院的名医，田有信当上了副县长，田五堂得到了改造，成了蚊香厂的副厂长，还是政协委员，严家忠迟迟方被揪出，判了无期徒刑，在押劳动。
“文革”开始后，严赤夫妇因为有反对林彪和江青的言论受到猛烈的批斗和审查、“外调”到了田五堂那里，专案组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要田五堂揭发交代1942年带杨曙去镇江的“目的”和“详情”，并向田五堂提示许多“可疑的”细节，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对田五堂搞逼供信，田五堂受尽辱骂、殴打和酷刑，始终未做假供词，最后被戴上富农帽子和定为有“严重特务内奸嫌疑”，押回原籍管制劳动。
不久，县革委会成立了，田有信成了第一把手，田五堂万分高兴，他自认为田有信完全了解他的苦情，而且会照应自己。不久，林彪死了，田五堂更觉有希望了，他找到田有信，开口就向他诉苦，田有信却以“在家不谈公事”为由坚拒田五堂。田五堂一次又一次地上机关谈“公事”，却遭到大门口的挡驾，后来还被公安部门认为是“乱说乱动”，“聚众闹事”，并被押到水利工地巡回批斗。
原来，在找田五堂之前，“专案组”曾先找了田有信，在长谈了两夜之后，田有信谈出了当年镇江之行的“可疑之处”，对方听了如获至宝，他们按图索骥，提审了严家忠，攻下了曹约翰，然后才找到田五堂。就这样，曹大夫疯了，他的妻子自杀了，严赤夫妇生死不明，而田有信却荣任了县革委会第一把手。
直到1977年黄司令员的名字见报，田有信才想起应将田五堂作为积案处理，但田五堂却不愿接受，他要求彻底平反。第二年春天，黄司令员和小仙来到阔别多年的唐河旧地，田有信赶去看他们，黄司令员告诉他严赤在“文革”中被整死，杨曙则被踩断了背脊骨，并向他问起怎样落实田五堂的政策，黄司令员认为，以往的田老板是个“路路通”的资产阶级，可他的心是向着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没有通林彪，“四人帮”，比起某些共产党员来他要干净得多!黄司令员来到田庄看望田五堂，并于当天将他送到医院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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