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的审美内涵

　　金庸武侠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风靡海内外的华人世界。我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其审美内涵。

1、从现代神话到对远古神话的回归

　　从本源上说，武侠小说是一种现代神话。正如卡西尔所说：“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尔的特权地位上。所有生命形成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1]

　　我们从文化角度透视金庸作品的武功描写，往往看到渗透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追问，又何尝不是原始思维“生命一体化”观念的理性阐释，对超越极限的武功崇拜，实际上是对生命力的一种崇拜。这种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远古神话的一种重现和追忆。

2、从对侠义精神的追忆到对人性异化的反思

　　有人曾说：“中国的武侠小说活跃于闾巷之间，藏身于草野之中，是一种纯粹的下层社会的大众文化的产物。”[2]武侠小说为什么在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群体，就是因为武侠小说抒写的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情怀。武侠小说所张扬的侠义精神实际上就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儒家之义与武侠之义虽内容大相径庭，但“行义”的态度和方式却是一致的，都崇尚“重义轻利”、“舍生取义”， 这种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历经千百年而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结。

　　在过于平淡、平庸、平静的当代社会中，人们一方面希望过着宁静的生活，一方面却又希望体验一种非凡人生。阅读中，读者抛弃了这种虚拟性的存在而从金庸小说所塑造的一系列侠客身上，体验到一种生命激情的张扬。

　　金庸作品在借助武侠小说这一传统范式的外壳，宣扬了传统的侠义精神之外，更具有现代意识，其中对作品中人物所普遍存在的异化感的抒写是显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迎合了现代读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而使他的作品更具有可读性。金庸作品中表现“异化”题旨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表现自我的绝对孤独感。侠在本质上必然是孤独的英雄。从金庸的作品中要经常看到一种鲁滨逊式孤独地流落而开辟荒沙海岛的探险英雄形象。如《倚天屠龙记》中的金毛狮王谢逊、杨逍、张无忌，《射雕英雄传》中的桃花岛主黄药师等，这类人物，由于他们特立独行的性格而拒绝接受社会的约束，向往着一种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生活方式，努力保存人性自然的本质，而逃离社会化过程。这种人看起来并没有在文明的光环下被异化，实质上他们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远离人群的地方而实现真正孤独。黄药师的难以排解的亲情的折磨，谢逊的最终为了亲情而伤害自己，杨逍性格的重大转变等均是世俗礼教观念直接影响的结果。另一类孤独者，如《书剑思仇录》中的阿九、《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等则是失意人生造成了他们的终身孤独。所有这些孤独者的形象一方面揭示了社会进步、社会文化对人性的异化过程， 另一方面则揭示了人对社会、对悲剧命运的难以抗拒。

　　二是表现人性的失落和世界的混沌。《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从他离开荒岛进入现实社会之后的一系列遭遇，可以看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其实己经是一个全而异化了的世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自古以来，就有人这样宣讲。张无忌的仁慈和绝对诚实的秉性是在荒岛上养成的，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人性而使他在进入社会之后不断上当受骗。他的每一次受骗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到人心的险恶，现实世界的混沌和荒诞。《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原本是清纯得一尘不染的自然女孩，对于爱情的追求完全是追随天然的挚真的情感理念的一个人，然而现实的打压与挫折也逐渐使之变得学会用世俗的思维方式去处理爱情，思考自己的归宿。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必须受制于社会，人在现实生活异化作用下逐渐丧失自我，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全异化的社会的人。

　　三是表现了在人性异化过程中仍保持个体独立性的自然的人。社会的进步对人的异化是全面而彻底的，人必须按照世俗的规范进行生活、思考、行为。但同样也有一些始终保持天性本真形态的人。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他武功高强，但没有摊毫功利之心，而他与瑛姑的故事更是犹如童话般的超凡脱俗。

　　金庸小说可以说既表现了现实社会对人性异化而带给人的种种痛苦和无奈，又表现了他对理想人性的自觉追寻，让看破红尘而又始终在红尘中打滚的人们得到一种精神的抚慰。让我们共同去守护心灵深处的那一份自然的真诚、仁慈和无欲之心吧。

3、从对读者审美距离的适度把握到作为消费文化的狂欢化

　　金庸武侠小说时空距离的产生，我以为主要通过以下几种修辞技巧：

　　第一，营造一种虚无缥缈而又充满神秘的江湖世界。武侠小说往往把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读者陌生的环境，或是读者罕至的地方，或是作者想像的神秘的地方：高耸云天的华山，茫茫无际的大海，布满毒蛇的热带岛，千年冰封的火山绝顶，美丽的桃花岛，令人不寒而栗的不乐岛，，……对神秘的体认和追求是人类审美探究心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现代人工化生活环境的一种心灵补偿。[3]

　　第二，借助于历史幻想而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自身的虚幻世界使现实理想化。小说中的书生、乞丐、流浪儿都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在卑微的外表下却隐藏着高贵的气质，高超的技艺。最卑贱者就是最高贵者。

　　第三，构想主人公种种奇遇情节，进一步营造远离尘世的梦幻世界。金庸的武侠小说无一例外地描写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奇遇，武侠小说借助于这样一种修辞技巧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类似童话的阅读空间。

　　“人类社会的伟大原创活动自始都渗透着游戏”[4]。现代读者迷恋金庸武侠小说，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游戏”性，因而更善于举重若轻，更彻底地解构了负载于生命之上的种种一本正经，使武侠这一文本所蕴涵着的游戏品格，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开发利用。金庸武侠小说主要遵循以下几条游戏规则：

　　第一，诙谐幽默的叙事风格。纵观金庸的多部武侠小说，往往将江湖中血雨腥风、快意思仇的种种凶残化解在轻松、幽默的叙事中，给我们展示另一种江湖世界的游戏生命、游戏人生的放任和洒脱。

　　第二，尽情挥洒的反讽技巧。反讽技巧的适度使用，揭示的是游戏功能的本质内涵。《鹿鼎记》中，将宫殿变成妓院，历史变成玩笑，帝王变成媒客，“小说也因此而J得以化玩笑为创造，使一个貌似荒诞不经的粗俗故事，拥有了一种不可多得的诗性品质。”[5]

　　第三，重叙事轻描写的快节奏叙事策略。语言浅白流畅，以短句式为主，复杂深邃的隐喻往往由作者点出，既有武侠、传奇的一面，情节曲折，又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扣人心弦。娱乐的同时又能娱情、娱性。

　　总之，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它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能够得到双重的美感体验。既融合了中国读者的传统民族审美心理，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达到广泛的交融，又能符合现代读者的审美需求。

参考文献：

　　[1]恩斯特·片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

　　[3]刘智扬，新武侠与读者心理琐谈[J]，创作评谭，1998(3)

　　[4]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5]徐岱，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位[J]，文艺理论研究，1998, ( 4)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