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卡尔之四――歪曲的枢纽：传世的少数派报告（涉底慎入）

《歪曲的枢纽》被国外的评论界与《三口棺材》、《犹大之窗》并称为卡尔的三大杰作，但后两者的声誉和地位，往往得到大家公认，惟有这部《歪》，总是被不断质疑，认为诡计不够精彩，真相不够惊人，排不上那么高的地位。

卡尔曾有一句著名发言：“我不想写什么传世之作，只想写推理小说。”说老实话，这话说得多少有点做贼心虚，甚至可以说，让奎因和阿婆来说这句话，都比卡尔来得更理直气壮一点，实际上，卡尔虽然在讲故事方面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是，他同样在作品中体现了强烈的倾诉欲和表达欲，这一点上，黄金时代三大家各有不同：奎因是借侦探之口发表未经雕琢的速食型时评，往往显得粗糙唐突，但是也算为读者换脑，阿婆是以人物的观点说话来定性人物形象，使他们各具其位，为故事大局服务，而卡尔，他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寄托着一份他自己的影子，无论是沉溺爱情的小男生，还是性格独立坚强的女性，或者有恶作剧癖好的绅士，无一例外都是作家本人的一部分投影，卡尔的作品是三大家中个人色彩最浓厚的一位，他的确想写推理小说，但他也更想写传世之作，他想把自己在以推理小说为形式的文学中，来个充分地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算是雷蒙德钱德勒、劳伦斯布洛克他们精神意义上的先驱了。

《歪曲的枢纽》为什么会被捧的这么高？我觉得除了推理，这本书似乎想要讲很多别的东西，就像《尼罗河上的惨案》也好，《Y的悲剧》也好，成为不朽名作似乎并不完全靠得是推理。如果一本侦探小说只能开发智力而无法震撼心灵，将推理文学的文学属性剥落至最弱，那也不是什么太值得赞扬的事吧。

现实告诉我们，推理小说中的诡计基本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因为偶然因素实在太容易干扰，人的情绪和表演也无法天衣无缝，但卡尔是坦诚认识到这一点的，他也并不打算把侦探小说写成智力迷题，虽然侦探推理大都有诡计，有绞尽脑汁的凶手和七转八转的圈套，但卡尔从来没拘泥过迷题本身的忠诚实现，而是注重呈现出案件在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影响下的最终形态，往往便是他得意的“广义密室”和“不可能犯罪”了。正在等待验明正身的爵士在花园中诡异死去，没人看到凶手靠近他，也没人知道作案的动机，当你试图用排除或演绎的办法解释案情，却发现其中隐藏的因素过于超出常理，却又绝非不可能。

卡尔笔下的人物与阿婆相比，许多都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但他们又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指望现实中出现黑斯廷斯那样的人，恐怕反倒显得脑残了。真正的芳雷爵士遭逢重大变故，自身也遭遇大难，既没有绝望消沉，也没有愤世嫉俗，反而痴心不改，更强化了自身那一意孤行，敢做敢当的生猛性格，与她相知的茉莉，却能够产生对恶魔仪式如同对电影或郊游一般无恶意的热衷与喜好。这两个阴差阳错又破镜重圆的知心人，在世间仿佛两个为人所不齿的独行客，最终联手作下了这一桩代表复仇与激情的骇人案件，而菲尔爵士，在其中便扮演了这对“异人”与世俗大众的沟通者之角色。

菲尔之所以是神探，源于他始终以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看待一切，不评判，不偏见，不排斥，穷尽所有可能，认可所以讲得通的道理，所以菲尔能架一座桥，使凶手，涉案者，有秘密的人与普通大众连接起来，从而越来越走进真相。《歪曲的枢纽》，其实正是一个“小众”向大众挑衅的故事，甚至是一个少数人征服多数人的故事，世界靠多数人支撑，却往往靠少数人推动。从叙事看起来，似乎正直的律师，乡村淑女和那个与人为善的假爵士，才是正常的，积极的，合乎世俗鉴赏的一面，然而当书末那封信揭开真相，你会发现那井井有条的一切仿佛失去的颜色，变得苍白无力，都被淹没在那对男女强烈的个人意志中了，《歪曲的枢纽》是一部邪恶的作品，全书先抑后扬，仅书结尾的那一封信，便可看作对凶手那至情至性的人生态度的一部赞歌，船上舱门的铰链可以被扭断，但对人生向往的追求却扭不断，芳雷爵士和茉莉都是反抗者，只有在菲尔这位包容的调和者面前，他们才能微笑地达成和解，然后骄傲地继续上路。我想卡尔想在这案件中表达的，似乎是一种强烈乃至近乎恣睢的个人情怀吧，甚至一篇由衷呐喊的并期待传世的“少数派报告”。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