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网文章――公安文学观念的演进

公安文学观念的演进
朱维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作者简介:朱维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文科部副教授。　　　　
建国至今,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既是共和国发展的历史,又是公安文学生成发展的历史。新近出版的公安文学大系,清晰地记录了公安文学发展的轨迹。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安文学,从战斗故事和侦探小说中脱胎而来,表现方法介于两者之间,公安文学观念处于萌芽之中,但已经显露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日渐清晰的独立性。文革十年是公安文学的空白时期,但是空而不白,公安文学蛰伏于其中等待一飞冲天。由于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公安人员面临人妖颠倒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由英雄人物向悲剧人物的角色代换,这使文革后的公安文学充满了沧桑感和历史的反思,具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风格特点。从文革坩锅中提炼出来的是对人性的认定和对生命的赞美。作为对失落的人性的追寻,警民鱼水之情成为公安文学复苏之后的重头戏。表面上看来这一时期警民题材仿佛是对50―60年代同类小说的重复,实际上已经升华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并且成为后来文学发展的铺垫和前奏。从此之后,公安文学呈百花齐放之态势,其中最有价值的两条线索代表了80―90年代公安文学发展的主潮,并且极有可能成为下个世纪公安文学的基本模式。一条线索注重描述人的心灵历程,将文学从综合型转向分析型,从外在描写转向内在描写,在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另一条线索重现了现实主义的辉煌,展现广阔的社会画面,表现新时代的风貌,具有史诗般恢弘的气势和纵横捭阖的大手笔。这两类作品也许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但却是公安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本文将勾勒建国以来公安文学发展的轮廓,展现公安文学观念演化的进程。
50―60年代是公安文学的童年时期,像所有年轻的文学一样天真明朗又不甚成熟。襁褓中的公安文学还没有完全显现出自己的特点,就像公安队伍脱胎于人民军队一样,公安小说也从战斗故事中产生。当时的公安英雄和战斗英雄如此相像,以至于我们无法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像《擒匪记》简直就是《智取威虎山》这类战斗故事的翻版。主人公身上的硝烟气味仍未褪去,举手投足皆有军人气概军人豪情。剿匪使战斗故事顺利过渡到了公安文学,一切都自然而然,就像战士改换了战场。而接踵而来的肃反使战斗故事难以施展拳脚,隐蔽战线上斗争的特殊性使作者有意无意套用了侦探小说的特殊形式。悬念和神秘感这些侦探小说的精华,为这一时期的公安文学增添了光彩。为了增加神秘感,这一时期的小说的背景大都被放在具有传奇色彩的边境,从《国境一条街》、《边界上》和《秃鹰崖擒匪记》等小说的名字上便可窥见一斑。在海边、在深山、在密林深处,敌我双方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国境线便是死生之地,就是忠诚与叛逆的分水岭。边境、边情、边民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像色彩绚丽的风情画。当然,初级阶段的痕迹也时时显露出来,最明显的是人物的脸谱化。反面角色大多面目可憎,“老鼠般的小眼睛”、“扫帚眉”这一类形容词的使用频率很高。脸谱化不仅限于人物的肖像描写,还扩展到了反面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之中。反面角色在黑暗的角落中“狞笑”,然后“鬼鬼祟祟地溜出去”,颇像戏剧舞台上的白鼻子奸佞,让人一望便可知。当然不是所有的反面角色都被贴上了白鼻子,中篇小说《一件杀人案》中的反面角色就是一个文质彬彬、才华横溢的白面书生,作为潜伏特务,伪装是他的生存技巧,而对伪装的描写也给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在肃反题材的小说中,一方面作家被侦探小说的魅力吸引,另一方面,对敌人的蔑视不允许他们将对手塑造成足智多谋的人物。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反面角色如同跳梁小丑般粉墨登场,由于敌我双方在智谋方面对比悬殊,双方的较量总是以我方轻而易举的胜利而告终。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原本无可厚非,但多少影响到了小说的精采程度。主观情感的流露是这一时期公安文学的又一特征,它与形象塑造中的脸谱化相辅相成,爱与憎、好与恶明显流露于字里行间,在结尾处时常可见豪迈抒怀,豪言壮语掷地有声。甚至在环境描写上也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在《国境一条街》中潜伏特务跳入界河被子弹击中,这时“波浪喷着愤怒的白沫,掷它、打它”,河水成为人民力量和人民情感的化身。在作者主观情感中浸染过的祖国山河,真如铜墙铁壁一般。作者的意志将文学各要素铸造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团块,虽有时叫人感到生硬,但它的纯朴、真诚时至今日仍叫人感动。那是公安文学弥足珍贵的童年时期,就像那个时代的一篇小说的名字《蠢动》一样,此时的公安文学观念也在蠢动之中。
文革十年,公安文学像其他领域一样一片死寂。这是公安文学的空白时期,但实际上空而不白,公安文学蛰伏在长久的等待之中,期待着一飞冲天。在盐水、碱水和血水中浸泡过的公安文学,早期的天真明朗一扫而光,在风格特点上变得苦涩而凝重。沉郁的情感有如地火在运行之中,又像是惊雷炸响前的寂静的天空。此时的公安文学在人物塑造方面发生了突变,由于“公、检、法”被砸烂,公安战士一夜之间完成了从英雄人物向悲剧人物的角色代换。此时的公安文学几乎具备了悲剧的所有特征,包括悲剧对美好事物的毁灭;悲剧带来的恐怖、怜悯和悲剧在情感上的净化作用。更为残酷的转变是在文革这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昔日的阶下囚成为人上人,而公安干部却成为阶下囚。社会角色的置换改变了公安文学作家观察生活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使他们有机会在底层重新思索“专政”、“镇压”这样一些原本很熟悉的词。由于角色的转化带来了文学观念的转变,“愤怒出诗人”这条规律又一次得到印证。从文革坩锅中提炼出来的是人性、自由、生命等所有美好的东西,作家用一种杜鹃泣血般的悲壮讴歌它们。这些东西被美化、诗化、升华,于是在文革结束后的公安文学中,象征性和寓意化成为主要特征。象喻成为深沉思想和沉郁情感的载体,营造出一种庄严神圣的氛围。《大墙下的红玉兰》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阴森森的大墙之外,红玉兰却开得如醉如痴,昔日的公安英雄成为监狱中的犯人。他攀上了监狱的高墙,被子弹击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把手伸向了大墙下的红玉兰。这一类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诗剧,它的环境描写很像是舞台背景,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皆有戏剧化的痕迹,但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没有作戏。此时的作品对于文革时的文学是绝唱,而对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文学无疑是报晓的鸡鸣。
这以后文学观念的演进有些出人意料,没有人们预料中的那种火山奔突、惊雷轰鸣的场面。此时的文学表现出一种淡泊清新的韵味,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温情脉脉,凡人小事、警民关系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作为对失落的人性的追寻,公安文学开始了沟通人际关系的努力。警民这两个社会层面频频接触,碰撞出火花,这火花有时竟表现为爱情。这是一个走下神坛的时代,警察也是人,是普通人,是具有美好情感的普通人,在这三段论之后警察融入了芸芸众生。这一段的文学可用一篇精采的小说《同船共渡》来概括:风雨飘摇中,形同陌路的警民双方成为患难与共的兄弟,携手走过艰难的人生。这篇故事回味悠长,像是浓缩了几十年警民关系的历史,而且由于情节的精采使人几乎感觉不出它所具有的浓厚的哲理意味。表面上看来,这一时期文学仿佛是对50―60年代警民颂歌的追溯,仔细琢磨才发现它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层面。这是公安文学观念演进中一座必不可少的里程碑,是即将出现的华彩乐章的前奏曲。从这时起,公安文学摆脱了十年梦魇,平民化的创作趋向更使它贴近生活。
始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是对文学观念的一次解放,公安文学浮出海面,海阔天空,文学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在创作风格上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有两条主线并驾齐驱,代表80―90年代公安文学的主潮。其一的表现手法类似心理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在讯问笔录般简洁的文字中,主人公的意识潮水般地涌动,下乡时的追踪猎物和现今追踪凶手用电影蒙太奇般的手法组合在一起,蛛丝马迹、丝丝入扣,在表现手法上具有现代意识和前瞻性。《女民警的坎坷经历》是一个女民警的内心独白,《无悔追踪》是一个潜伏特务被共产党感化的心路历程。这几篇作品断断续续勾勒出一条线索,这是一条由综合型小说转向分析型小说的波折线,是一条联接传统的小说和现代的小说的纽带和桥梁。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也在发展壮大,《万家诉讼》应为其代表作。此作品有一条农妇告状的主要线索,随情节推进,层层深入,有广阔的社会画卷;有萌动在民众中的法律意识;有推陈出新的社会形态,读来叫人怦然心动。那种似曾相识的震撼力,是我们在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曾经感受过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时代风貌”和“这一个”这些在文艺理论中耳熟能详的东西在我们的公安文学中都能感受得到。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契机,这是一个需要大手笔也能够产生大手笔的时代。《万家诉讼》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将有大批这样的作品问世,90年代文学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这两条线索中,一条追寻未来,尝试用现代作家日臻完美的技法来表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一条回溯过去,用当年现实主义大师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这两条线索反映了80―90年代公安文学的基本面貌,也勾勒出21世纪公安文学的大致轮廓。
公安文学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冰山一角,尽管当今公安文学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发展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公安文学的主旋律。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