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琦：科幻小说的“主题矛盾”和“陌生化”--科幻

——科幻小说情节发展的驱动力

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科幻小说叙事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其“思想实验”特性，即通过前文中所提到的一个SF缩写中的一个词语“Speculative”（推测性）来体现。科幻小说正是在文学的世界中安放一个预设的前提，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来推断人性的走向。而推动科幻小说情节持续发展的，正是其中的“主题矛盾”。可以说，设置合理的矛盾冲突是任何科幻小说作品都无法回避的重要的“关键词”。

刘慈欣曾经在一篇题为《用科幻的眼光看世界》的文章中引用了科幻作家汤姆·戈德温的经典短篇科幻小说《冷酷的方程式》，这是一部对刘慈欣本人创作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的“冷酷”因素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不同形式的体现，比如《三体》中所构建的“零道德”的宇宙公理，包括常常被引用的那句“名言”：毁灭你，与你何干，都是一个个十分“冷酷”的例子。此外，2007年，作家刘慈欣和学者江晓原曾经就一个“思想实验”的命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讨论重点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情境中：如果世界即将毁灭，幸存下来的三个人只有吃掉其中的一个才能生存并将人类文明延续下去，这种情况下，“吃人”是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呢？

这个看似残酷的命题源于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提出的著名伦理学思想实验——“电车困境”：假设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开过来，有五个人被绑在前面，即将被车撞死，而一个人手边有一个控制杆，可以控制电车开到另外一条铁轨上，但这条轨道上也绑着一个人，这个“控制者”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就在于是否要无动于衷地让电车继续运行，撞死这五个人，还是亲手搬动控制杆，用杀死一个人的代价换来五条生命。“电车困境”充分体现了伦理学中“道德”与“功利”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科幻小说常见的主题矛盾变体。比如当地球面临毁灭的时候，究竟是建造宇宙飞船搭载着人类逃生呢？还是把地球整体带走呢？在《流浪地球》的原著小说版本里，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的“飞船派”主张像电影《星际穿越》里表现的那样，通过建造飞船的方式逃生，但这种方式只能保证一部分人得以存活，当然电影里是以美国作为主导的，制定和实施计划的都是美国人。而在电影《流浪地球》中，中国人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举动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特色。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电影的高潮部分，当地球被木星的引力俘获的时候，如何逃离这个困境就成了整个影片的主题矛盾所在。在电影中，当救援团队刚刚提出点燃木星大气的时候，人工智能MOSS就已经指出，这个做法经过计算，是行不通的，但后来这个办法却成功了，是什么原因呢？这并不是影片的一个BUG，而是因为MOSS在计算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个条件，表面上看是领航员空间站的燃料，其本质则是以刘培强为代表的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在困境中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的“情感”因素是MOSS这样的“纯理性”人工智能无法掌握的，是真正人性光辉的体现，这也表现了电影《流浪地球》中强烈的中国特色。

《流浪地球》电影海报

“陌生化”

——科幻小说中重构的“疏离”现实

科幻作家陈楸帆在为科幻小说《群星》所做的序言中提出关于一部优秀科幻小说判断标准，认为一部成功的科幻小说应该在主题中提出重要问题，在故事叙述中唤起情感上的联结共鸣，而在表述方式上表现出“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所谓的“陌生化”审美体验，全称是加拿大科幻研究学者达科苏恩文所提出的“认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根据这个理论，科幻小说中所表现的情节与内容，无论多么匪夷所思，都不是“超自然”的，而是现实生活的“疏离化”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和叙事内容则是符合人们的理解和认知规律的。

比如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中塑造的沙漠国度明显带有阿拉伯国家的影子，而故事中对香料的攫取又凸显出现代社会对石油能源的争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H.G.威尔斯的《世界之战》中所表现的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正面冲突；而我们熟悉的科幻作品《安德的游戏》，在电影里体现的是一个天才少年的成长历程，而在小说中则表现出更加深刻的时代背景。

《沙丘》

科幻研究学者宋明炜先生在《中国科幻新浪潮》一书中提出，科幻小说中塑造的世界是“认同”和“异质”的组合，其本质在于为读者塑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他者”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原型，可以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潜在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认知-陌生化”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从另一个视角看待我们这个已经“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的现实世界。例如，在其代表作《荒潮》中，科幻作家陈楸帆通过一种“赛博朋克”的科幻风格为我们呈现出的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和反思，印证了“科幻就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