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舒劼：知识普及、意义斗争与思想实验——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科幻
一
“最好的时代”——对中国科幻文学前景的这份乐观判断，已经得到了出版数据和文化现象的有力支持。刘慈欣《三体》和郝景芳《北京折叠》先后获得“雨果奖”，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在网络中被誉为科幻电影元年的标杆作品，因此，再用“儿童文学”之类的标签固定科幻小说显然不妥。在科幻小说迅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普及的话题也急剧升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需要更多的知识普及，在科技创新及其应用日益渗入日常生活的趋势中，科普工作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然而，同样分享着科学的发展、同步升温的科幻和科普，彼此间却似乎失去了热络的互动。评论界承认，当前的科幻更像是在有意地疏远科普。“以逻辑哲理、技术景观等人文视角为出发点，已成为当下不少科幻小说家探讨科幻中的科学的思考模式。我们很难看到把科普作为创作主动机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主流脱离科普背景成了21世纪中国科普创作的新特点。可是，历史检索所呈现的却截然相反。
“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科学普及’这面光辉的旗帜下涌现出来的。”科幻小说是科学普及的胎儿，由时势所接生。在风雨如磐的晚清，科学技术承载着拯救家国的希望，而小说又是启民智、新人心的利器，自然接过了普及科学知识以强国救亡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师法苏联科幻文学的中国科幻小说，也围绕着科技理想主义的主轴发展。“苏联科学幻想读物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苏联人民对于科学、对于世界的知识的渴望，表明了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民服务的。”将现代化的科学想象和服务于新中国建设的知识普及相融汇，成为当时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主流诉求。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郑文光《火星建设者》、迟书昌《割掉鼻子的大象》、童恩正《古峡迷雾》、肖建亨《布克的奇遇》等“十七年”间的科幻小说，呈现出在科学性的叙事框架和知识细节的基础上兼顾文学性的努力。
新时期的启幕带来了许多新鲜的观念和术语，文学思潮的变化剧烈且迅速。可在科幻文学这条路径上，文学幻想与科学普及的联盟仍没有松动的迹象。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洋溢着新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和昂扬向上，对未来世界的全景式科技展现充满着乐观精神，创造了文学科普读物的畅销盛况。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将光学技术的军事研发与爱国主义观念宣扬相结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拍摄成科幻电影。王晓达的《波》虽然增添了丰富的情感表现，但亲情、爱情、同学情、师生情还是服务于爱国知识分子运用波的原理最终擒获间谍的主线。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调动了洋流、考古等诸多学科的知识，揭示了西方殖民合法性论调之下掩藏着的血腥征服史。
科学技术想象与知识普及手拉手的和谐场景，从清末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刘慈欣不无动情地回顾了这段科普与科幻携手同行的历史：“有两个诞生于清末民初的孩子，至今仍未长大。他们……一起走过民国的腥风血雨，一起在新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创造了不大不小的辉煌。但在80年代中期，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中，自己的同类都是特立独行，就开始互相嫌弃对方，认为对方降低了自己的品位，最终分道扬镳。”文学曾经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所造成的冲击。《人到中年》里的医院院长赵天辉，面对因长年超负荷工作而突然倒下的眼科大夫陆文婷时只能无奈地感叹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普及的工作自然陷入了困境。此时的科幻创作所面临的，还多了一重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幻、科普就此相揖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有很多科幻小说家，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已经能写很优秀很好看的故事了，但在他们的小说中，却很难再看到普及科学的意识了”。即使是在科幻与科普都成为文化热点的情况下，科幻也似乎无意重温昔日的科普激情。今天的读者在遇到问题时，是找《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工具书，还是打开手机上的搜索引擎呢？
二
科普，尤其是以科幻这种文艺形式出现的科普，真的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吗？当前文化语境中，科普是否还需要科幻？答案并不复杂。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上，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中科院院士怀进鹏表态：“当下的中国十分需要借助科幻——科学幻想的强大影响力，来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让未来科学星空群星闪耀。”既然科幻与科普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科普的发展又形势大好，那么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转化为“科普需要怎样的科幻”，或者“科幻应该怎样科普”。
科普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这是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的基本定义。在西方，“科学家”和“普及”作为术语的现代使用出现在19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所置身的语境中，科普“源自俄文Популяция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意为popularizationof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学知识的普及化）。1950年‘全国科普协会’成立，这个词开始在中国大陆通行”，“在西方国家，类似的词汇是popular science(通俗科学)，泛指学术论文以外的科学艺文。俄文概念下的‘科普’，和西方概念下的‘通俗科学’，意义不尽相同，但皆有科学传播的意涵”。传播科学知识并使其为专业工作者之外的人群所了解，科普的任务并不难以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承担科学普及任务是科幻小说的荣光。用文学的艺术方式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寄托着作家对国家建设的美好憧憬，这也似乎不是什么难题。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要稳固的多。那么，交给文学的任务似乎就是装饰。“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让科学知识的受众“不生厌倦”就是科幻小说的功绩。
肩负着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普及科学知识重任的科幻小说创作者们，很快发现困难比预想的更大。科学技术的知识、原理和逻辑不像小姑娘一样好打扮，它们严肃、木讷、不肯配合。那个时期的中国科幻受苏联的影响很深，“苏联科学幻想小说家认为，科学幻想作品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的质量”。苏联著名科幻作家叶菲列莫夫高度强调了科学的客观真理性：“科学的错误和不准确性不仅在科学幻想作品中，就是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也不能容忍。与此相同的是现实主义从开始就不允许虚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细节和在作品中歪曲真象。同样，在科学幻想作品中，也不允许有对各种科学事件的愚昧无知和错误，这在科学幻想小说中犹如说写字不要犯拼写法错误一样。”强调科幻小说必须尊重科学的真理性以免堕入巫术和幻觉世界的观点，始终影响着中国当代科幻的科普叙述。科幻小说“被优孟之衣冠”而让科学知识融入文学表述的道理看似简单：“科学小说中的科学成分乃是科学幻想，也即科学的逻辑推理的构思，它必须同整本小说的文学构思相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相加或杂交，而是有机的综合与重叠，是真实与幻想的综合重叠。”问题是怎么“有机”，怎么“综合”？
肯定科幻和科普相互成就，“在新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创造了不大不小的辉煌”的同时，也要看到20世纪50—60年代的科幻小说创作者们对自己的科普性叙述不满意。郑文光坦承，“文学的功能和科学的内容，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不容易做到的”，自己的《从地球到火星》《太阳探险记》等作品都无法完全摆脱“把科学知识塞进一个小说框架的毛病”。科幻作家肖建亨感慨：“无论哪一篇作品，总逃脱不了这么一关：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带着眼镜的年青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位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了。于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参观记——一个毫无知识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样样都表示好奇的记者，和一个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参观记、误会法、揭开谜底的办法，就成了我们大家都想躲开，但却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童恩正的意见与肖建亨无二：“现在某些科学幻想小说，似乎已经将情节化成了一个简单的三段式，即第一，提出一个悬念；第二，一个新闻记者（或无知的当事人，或求知欲望很强的小孩，视情况而定）追求答案，遇到一些更古怪的事物，激起更强的好奇心；第三，科学家爷爷（或教授、工程师，视情况而定）解释原委，于是疑团冰释，误会顿消。”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幻和科普看似拥有共同的表述基础，但二者的叙事目的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科普叙述的前提是科技知识的正确性和完整性，顾均正《和平之梦》的初版为突显其想象的科学性，甚至不惜在文字叙述中插入图表和化学反应方程式，这当然让传统的文学叙事尴尬不已。“科普的原则就是我这里有正确的知识，科普对象那里缺乏它们。所以我把正确知识灌输给他们。无论科普创作怎么变化，怎么趣味化，这个基本原则不可能变。”可科幻叙述往往正想在既有的科技确定性上实现突破，它喜欢的是未成事实的可能性甚至是不确定性，不太在意这种想象是否正确。科普的“确凿无疑”和科幻的“无中生有”难以共商大事，方程式和想象也无法琴瑟和鸣。
然而，这还不是科幻小说中科普叙述最困难的地方。
三
尽管科幻的科普叙述面临着诸多困难，以至于部分研究者提议将两者分开，使科幻从科普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可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如何普”的问题没能解决，“科普”所“普”的究竟是什么也存疑。科普的常规理解，就是使客观正确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大众中得以普及，现在这个知识传递链条的每个环节似乎都不那么确定。即使假设科幻小说承担科普的叙述问题得到解决，为何科幻小说的科普一定“普”的是科学技术？即便照抄方程式，就能保证科普叙述的正确？怎么认定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一定秉持客观？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从事科学知识普及，与“向科学进军”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并不能就此断言，科幻小说中的“科普”甚至“科普”本身，就只是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于近代危机中的中国，已经决定了看似客观的自然科学知识普及必然与特定的价值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小说是为了让科学更为便捷地为大众所接受，而为大众所接受，又是为了启民智，“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进而救亡图存。伊藤虎丸曾指出鲁迅“没把近代科学只是当成个别知识，而是把它们当做新思想或新伦理来接受的”，“近代科学决不仅仅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个别知识，近代科学的背后，还蕴藏着造就近代科学的人对于社会和自然的崭新的主体性精神态度”。科学技术知识的原理和逻辑的确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但离开人与社会，它随即失去意义。活跃于20世纪50— 60年代的科幻和科普作家，在科技普及总是与特定的观念相结合这点上，没多大异议。高士其说：“要把科学内容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在选择主题的时候，作者要密切注意目前政治发展的趋势和千千万万个读者的需要”。肖建亨认为，科学幻想小说在客观上的普及效应要包括“完成美学上的、伦理道德上的教育任务”，培养“正确推理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辩证思维能力”。他反问：“科学既然已经和现代的生活、和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融合在一起，科幻小说当然也会反映出这个特点。我们又怎么能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断然地分开呢？”童恩正将科普影响主体观念的意义置于具体知识传播的意义之前，世界观改造甚至成为知识普及的目的所在：“科学的普及，包括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是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这也就是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以及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第二是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内容，使之成为强大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武器。”“科普”中的“科”，包括非自然科学知识之外的知识，甚至是观念。因此，“科普”所要普及的内容，自然没有正确的保证，也没有保证正确的必要。今天的读者如果还愿意回头去读郑文光《火星建设者》、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或者金涛《月光岛》，也不太可能是冲着其中的科普叙述去的。
越来越清晰的是，公众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怀疑似乎难以断绝。除了文化素质整体性提升的大趋势外，至少还有三种观念的影响：一是“没有一种科学解释是永远真实的”；二是“所有的现象……都可以通过合理但不一定完美的自信来预测”；三是“没有一个科学家能从自然现象中，就人类的价值观或生存的意义总结出任何东西”。科学总是在推翻过去中获得进步，谁也无法担保现今的某条铁律在未来不被推翻。当然，以相对主义之名取消现有科学技术知识的正确性同样不可取，坚持理性的立场和启蒙的勇气仍然十分关键。与其强调每次科普的科学知识都绝对正确，不如保持开放的求真意识。对科幻小说科普叙述“正确性”的讨论，同时将公众的接受意愿和普及行为的主观倾向带出了水面。
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总会潜在地预估读者的兴趣方向，这是它与纯科普作品的明显差别之一。像《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样的作品，更将科技想象几乎全部落实到时代幸福观念下的日常生活科技实效之中。
自行火炮弹药种类间的区别、肠道细菌的分类与作用、地质运动方向的测量等不会是科幻小说的核心动力源，但完全可以是科学普及的好素材。考虑到读者的兴趣，自然会延伸到它所处的整条科学普及的生产链。作为文化系统运作的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了生产、表现、消费、规制、认同选择等诸多环节，科学传播和“组织、身份认同、空间、情感、职业生涯、未来，以及许多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紧密联系……涉及集体和文化的建构”，“各种各样的传播实践构成了既相互依赖又具有自主性的复杂网络”。科幻小说的科普叙述中，“普什么”也是权衡和选择的结果，“客观”终究还要看是谁的“客观”。“我们需要摒弃这样的想法：新技术是科学家发展出来的，然后作为已成交的买卖呈现给公众。科学与社会必须合作起来塑造技术的方向。”“‘科学’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义，未被阐明的认识论冲突的可能存在，以及对知识隐含的社会目的的商定”，这种种分歧和矛盾的可能都是科幻小说的科普叙述必须面对的。
四
处于开放文化环境中的科普，“不是知识的流传，而是意义的斗争”，“在研究科普时，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意义而非信息”。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普及的不仅是科技知识，还有人文观念；不仅是单向的传授，还是多方的平衡；不仅是知识的搬运，还是意义的生产；不仅是客观的介绍，还是认同的探寻。这样认识处于新时代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才能更为全面地展现“科普”的能力，保留科幻和科普相互成就的可能。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启蒙意识。
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期望科幻小说践行的“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某种意义上是与时俱进、难有终结。可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便捷、舒适、污染或沉溺，还带来了知识不确定性的骤增。不停的科技发展发现、不断扩大的问题疆域，以及一些曾经受检验的理论之间无法相互融洽。迄今为止，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能彼此说服也不能彼此替代，前者解释的宏观世界是确定的，后者解释的微观世界却是概率性的。期待科幻中的科普叙述传递确凿无疑的知识，已经难以与这个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及其科普需求相匹配，“小灵通”的时代已经落幕。不确定性还令启蒙主体的身份陷入更深的尴尬。启蒙理性尚未填补放逐神后留下的空白，自己对理性近乎极致的推崇和乐观就招来了后现代主义汹涌的反击。随着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社会发展变化，启蒙观念造就的现代性文明的压迫性一面被揭示出来，知识相对主义的气势也日渐高涨。肖建亨等人当年感叹的能解释一切、揭开最终谜底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已经消失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处于现代与后现代叠加语境的21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包含了“知识的流传和意义的斗争”的科普叙述，在尚未也不能卸下启蒙者的身份之时，还要适应“阐释者”的角色变化，或者说必须在“阐释”中启蒙。“‘阐释者’角色这一隐喻，是对典型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着力于知识话语之间的转译和相互理解，是确定知识传播导向的一种思考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建构，从而跨越专业人员之间甚至是专业人员和公众的区隔。何夕《伤心者》突显了科学专业性与大众理解之间的难度，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创作，也一直在为突破这种屏障贡献着文学想象的努力。
《三体》的引人瞩目不在于黑暗森林、二向箔、“水滴”、思想钢印等的现实可能性，而在于它在坚持理性想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建构一种我们都可能置身其中的意义系统；物理学的知识欠缺不能遮蔽《北京折叠》的价值，它的思考包括了如何认知现实、如何评价自身所处的社会、如何评价自身等问题；韩松笔下地铁、高铁世界的晦涩且诡谲，却是对现有社会制度和文化认同的警示。“对科学素质的理解不仅应该包括对科学的所知和对科学如何运作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还包括把这个理解与人们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知识硬伤只要不把科幻小说改造成奇幻小说，那么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事就可以在科学发展、意义斗争与认同探寻的不确定性中启航。
21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科普叙述，其重心已经从“结束具体问题”转向“打开某个问题”。只要有勇气运用理智，科学的发展还将给启蒙注入不竭的动力。要“洗一洗自己身上的血”，这是姜云生《长平血》中的主人公在时间旅行后发出的感叹。长平之战以来的两千多年里，科技进步未能消除的冷漠与背叛，还将在何时何地重现呢？刘维佳《高塔下的小镇》聚焦的是，如果科技的发展制造了没有争夺、仇恨、暴力、侵略、欺诈却自我封闭的社会，是不是就实现了真正的幸福？赵海虹《伊俄卡斯达》借梅拉妮和她生出的克隆人欧辛间的情感悲剧提出：克隆技术怎样面对克隆者与其主体之间的爱情伦理？与此相关的是，克隆人能否拥有真正的主体性？刘慈欣《三体》所推演出的“黑暗森林”生存环境，实际上是在追问“在伦理学失效的条件下,文明如何存在”。
这些问题都不指向排他性的或固定性的答案，寻找答案的过程更激动人心。科学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解决技术问题，它的真正影响更在于“一种心灵态度，一种思考问题和探究问题的一般方式”。在未来丰富的可能性面前，科幻小说科普功能的实践需要融科学知识传播、认同观念探寻和思维方式更新于一体，“思想实验”正是一种积极的反应。
五
“思想实验”源于现代物理学概念。“现代物理学中有一种所谓的Gedankenexperiment传统，这个词是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发明的，其字面意思是‘思想实验’，用来描述一种在头脑中进行的实验：物理学家设想出一套精确的实验条件，或建立一系列有明确定义的假设，试图逻辑地推断出实验结果。”没有仪器和数据，依靠前提设定下的想象和推演产生新颖的内容，这是科幻小说的强项。在托马斯·斯科提亚看来，科幻小说“担负着一项光荣的使命，那就是向人类展示可能的未来，辨识历史进程中关键的节点。科幻小说在充当文学上的思想实验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这一功能。它至少可以充当一种潜在的催化剂，教给我们思考未来的复杂技巧”，因此，科幻小说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实验的专业制造者”。科幻小说“思想实验”的功能和特色，曾经在不同侧面上得到了理解，如“科幻小说应该被理解为认知性陌生化的文学”，科幻小说“常常暗含了对当下的批评和当今社会趋势下未来可能发展结果的猜想”，海因莱因甚至想用“推测性小说”替代“科幻小说”，而中国的科幻小说研究者也认同这样的理念。吴岩说，“强调用道德和伦理对可能性进行判断，这些恰恰也是科幻文学的内容运作方式”。“科幻可以成为科学引进的调节物，更可以成为思想实验的伟大场所。”在“思想实验”的可能性探索中，启蒙实践得到延续。
“思想实验”是启蒙之问的纵深化推演，自然带有价值认同色彩。认同的探索或异于既有的现状，或向未来敞开，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观念伴随着思想实验的推进而得到传播。王晋康在《十字》中倡导“低烈度纵火理论”，主张让初级病毒逐步传播从而使人类整体逐步适应并实现真正免疫，虽然此过程中不免有个体牺牲，但这正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只关爱群体而不关爱个体”的“大爱之所在”。这样的观念显然与大众所理解的人文关怀形成差异。陈楸帆《荒潮》的赛博格时代叙事语境中，是否只有人类拥有灵魂、是否只有生物才能进化、是否人类的进步必须要付出灵魂为代价等问题的可能性探讨，与生态治理新方案、资本跨境渗透、冷战思维留存、地方宗族势力、女性/底层人物之认同抗争的展开奇异地交织在一起。
刘慈欣《三体》更是由众多思想实验缝织而成，这些想象彼此融汇、撞击，织就了小说思想的张力。人类社会日常伦理失序的危机推演出了丰富的内涵：“自由意志加要求真相，意味着无视真理”；表层的生命维持与深层的美好生活是二而一的整体；“自由政府反而成为生命自由的最大障碍”。当然，思想实验的重心在于可能性的探讨、在于捕捉地平线上的曙光，而非完成思想的某种闭合。结合科技新发展，发现即将来临的可能，突破既有的观念束缚，“思想实验”的魅力正在其中。“实验”不保证正确，但不能因为观念的风险而放弃探究，未来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大可“走出人文主义的执念”，“放弃对古典的人文主义观念的迷思，去重新构想一个未来的、全新的社会样态”。走出执念，就意味着保持科技时代中使用理性的勇气，重新审视自身及自身所处的世界，探寻知识和思想的新的意义空间，这是未来科幻小说科普叙述应有的境界。
（本文原刊于《东南学术》2020年第6期）
陈舒劼，文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