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叙事中，现实的戏局不分昼夜--科幻
谢幕亦是高潮，结局只是开始。AI写作固然是这一文字实验的主角，可读者不难发现“人机对话”“亲情”“性别”等社会现实，构成了科幻舞台的“底色”。林林总总的现实投射，并未给人机协作戴上枷锁，而是彼此成就。当今社会，技术已不仅是增强现实，更创造了现实的镜像，人们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彼此联结，重新定义生存法则。科幻创作与科技进步相伴相随，观照数字浪潮起伏下的人性变迁。
科幻，从不是逃避现实，它不仅是对未来的预演，也是“打开”现实的一种方法。无论何时何地，现实元素总能为科幻叙事提供灵感和动力，引发读者的共鸣。
“舶来”的科幻在中国繁荣生长
科幻小说在清末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国人一开始将其称为“科学小说”，就已经暗含了中西科幻创作具有不同的精神特质。中国的“神仙志怪”从不缺乏“幻想”，老者与童子，书生与狐仙，乞丐和道士……现如今在网络文学中依然活跃着这些故事的变形，足见其人物情节的生命力。而来自西方的科幻，天然地带着启蒙运动的光芒和工业革命的轰鸣，其中的科技认知构成了国人对现代科学乃至西方文明的部分想象。于是，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里有了热气球游历后的破镜重圆，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里有了科技昌明的宇宙强国，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将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提前展现在读者面前，鲁迅译介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更是成为一则文坛佳话。这些科幻作品作为蹒跚起步的“雏形”，将社会现实、政治抱负、传统审美熔于一炉，成为一种诞生在救亡启蒙年代的杂糅式创作。虽然有的作品无法摆脱旧式章回小说的俗套，有的偏重于政治理想的宣扬，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创作者都想把代表着科学文明的拼图，嵌入中国未来发展的版图。
中国科幻诞生伊始的文化语境，决定了中国的科幻小说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参与感，以一种指向未来的方式拥抱现时发生的一切，给予人们改变现状的力量和勇气。若对如今中国科幻的热潮进行追溯，其中最明晰的公众记忆应是2015年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2019年根据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以近50亿元票房又一次引爆大众的科幻热情。近年来，除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科幻作家依然笔耕不辍，科幻小说界也不乏后起之秀，如陈楸帆、飞氘、宝树、王侃瑜等。韩松继《医院》三部曲之后，又将《地铁》《高铁》和《轨道》三部作品重新修订，以“轨道三部曲”再度面世。在高速运转的现代交通工具上，描绘映衬在车厢玻璃上的现代性姿容。陈楸帆再版的旧作《荒潮》中，科技进步背后的环境代价以及与之缠绕的人性异变，在今天依然是发人深省的话题。而在他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人生算法》和《异化引擎》中，除了精巧的灵感与构思，最引人注目的还有《恐惧机器》和《出神状态》这样的AI写作实验，其中的部分文字正是出自《共生纪》项目所用的AI雏形。王侃瑜的短篇《语膜》，探讨翻译技术大行其道的未来世界，人类如何避免“失语”。在科技发达的未来，打破日常惯性，“惊觉”科技的另一面，保持独立清醒的认知，这样的创作思路在她的科幻短篇小说集《海鲜饭店》中也得到了延续。从宏大叙事到细微生动的个人体验，近年来的科幻创作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科技时代中国故事的活力。这与百年前的科幻叙事相比，自有一番新气象。
下一个“惊奇故事”在哪里
1926年，“科幻杂志之父”雨果·根斯巴克创办了第一本真正的科幻杂志《惊奇故事》，安置了无数科幻迷的心灵。雨果奖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刊物存续的时间不长，却奠定了科幻创作的主基调——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提供属于他们的“惊奇故事”。这是一个挑战。
刘慈欣的“三体世界”的确振奋人心，《流浪地球》的成功又提升了公众的期待，这些表明中国科幻文坛近年来的创作力不容小觑。无论是读者还是观众，都在翘首以盼下一个“惊奇故事”。不过，如果从2006年《科幻世界》的连载开始算起，“三体”IP的酝酿迄今已有十余载，现在尚未真正“破茧成蝶”。韩松的《地铁》最初的灵感，还要追溯到2001年北京那场罕见的大雪。极端天气造就了异常庞大的通勤人流，超现实的场面促使韩松写下了短篇小说《地铁惊变》，之后有了长篇小说《地铁》。20年后的读者可能在地铁车厢中读到韩松的小说，仍可以通过文字想象那种陌生又熟悉的体验。科幻小说中塑造的另一重封闭空间，能在多年之后继续承载现实的回响，固然是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中国科幻图书市场对头部作品的依赖也是不争的事实。《2020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科幻图书市场头部效应更加凸显，屈指可数的头部畅销书（《三体》系列、《银河帝国》系列、凡尔纳科幻系列）撑起了绝大部分的科幻图书零售市场。比如《银河帝国》系列2019年一年销量高达124万册。《三体》也长期霸占畅销榜前列。2019年初《流浪地球》的热映带来了可观的科幻图书销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热度正在消减。
市场的反应，至少能勾勒出科幻创作现状的一个侧面。如果从文坛的内部进行观察，中国科幻创作并未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但为实现读者更大的期望，中国科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毕竟，诸如凡尔纳系列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等作品，对于科幻迷来说已类似于科幻“考古”。19世纪蒸汽朋克的怀旧，已经很难引起21世纪新奇的悸动，而这种悸动对于维持科幻文学的生命力而言至关重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当“三体”效应的光环褪尽，《三体》成为像凡尔纳系列这样的“考古”经典，满怀期待的读者和观众，又要把视线投向何方？属于中国的下一个“惊奇故事”在哪里呢？
现实的“热土”给科幻提供动力
孕育“惊奇”需要养料，科幻创作特别依赖创意，但片刻的灵感不足以为科幻写作提供持续不断的能量。与此同时，正是因为科幻制造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感，使相关的创作虽然根植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这导致对具有前瞻性特质的科幻作品，一开始的公众接受度可能并不理想。1982年上映的科幻影片《银翼杀手》，改编自菲利普·迪克1968年出版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改编的电影，在被历史“正名”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沉寂。数十年后，当人们置身人机交互时代，才发现作品中复制人罗伊的遗言其实是留给未来人的“预言”。同样，“三体”系列庞杂的故事设定，也是经过时间的锤炼而为公众所接受。在科幻作品发展的历程中，科幻与现实的互动关系一再成为热议的话题，而科幻现实主义也被屡屡提及。的确，现实的“热土”，能给科幻提供更多的动力，而科幻的“天马行空”，又总与现实彼此相连。
在2013年星云奖“科幻照进现实”高峰论坛上，陈楸帆再提科幻现实主义，而他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长篇《荒潮》在当时摘得了最佳长篇科幻小说银奖。这部作品没有跳脱的奇思妙想，而是以作者熟悉的广东农村为原型，从电子垃圾的蔓延展开故事。刘慈欣在题为《用科幻的眼睛看现实》的演说中，认为科幻文学要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人类终极目标，因而在这种上下求索的过程中，科幻的世界愈加丰富多彩。值得注意的是，“科幻”与“现实”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互相解读和补充，这并不会削弱科幻自身的美学特质。相反，这正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创造性演化，继承了文学创作的历史使命，并且承载着当代人们澎湃的未来想象。罗杰·加洛蒂曾经借莫奈、毕加索等人的创作探寻“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人们不再以“凝视”观察周遭的世界，现实的限度被拉伸，创作也发生了革新。韩松不止一次地指出科幻创作中包含的“现实性命题”。现实有其“重负”，“重负”之下精神拷问的烈度与强度，能够锻造出作品更加坚韧的精神内核。
科幻正在突破、延展现实的边界，在驳杂的数字表征中看到人性的膨胀与萎靡，促使我们不断思考该往何处去。而今公众对于“科幻”的解读形形色色，每一条基于自身经验的释义都犹如毕加索笔下的一个侧面，当所有的释义拼接起来，才能在看似突兀的光影和线条间把握住动态的科技现实。
虚拟的舞台永不谢幕，现实的戏局也不分昼夜。如此“打开”现实，下一个“惊奇故事”必定丰饶、立体而又生机勃勃。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