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我的学术生涯--科幻

1978年5月2日，我以《别具一格——读叶永烈的科学文艺作品》为题，在《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了自己平生第一篇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成了我后来长期介入科幻批评和科幻研究的一个先兆。

我是在小学阶段开始对科普和科幻作品感兴趣的。那个年代能找到的科普书不多，有小朋友拿着的也都被翻得很烂。如果他们能借给你，通常也约定一个很短的时间，因为其他人还等着看。我姑姑当时是北京117中学的教师，她能去被封闭的图书馆偷偷借点书出来。我等她儿子、我的表哥读完了，借来读读。这里最让我喜欢的是苏联作家伊·尼查叶夫的《元素的故事》。那真是故事，科学史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叙事故事，我发现我更喜欢纯粹跟物质世界打交道的科学探索，而不是道德人伦这样的人际关系故事。我一生都在读这类读物。当时我在北京灯市口小学读书，教授常识课的教师叫宝习珍，是个带着厚厚眼镜、有白色眉毛的老人。宝老师那时候跟太太和孩子合不来，常常被赶出来住在办公室。我呢，就借故去他办公室请教，一来二去，成了他那里的常客。他那里的几个柜子里面，有各种常识课使用的仪器，发电机、电动机、一些昆虫标本、一些书。我替他擦拭和打扫柜子，这样就能触碰这些东西。找他借书，是每一次离开时候必须要做的。在这些书中，有《一颗小水滴的旅行》，还有《燃烧以后》。跟着小水滴上天入地，给我一种脱离了自身，行走在自然中的感觉。而《燃烧以后》让我认识了叶永烈。

叶永烈在那个年代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科普作家。“文革”前我读到的书中，属他的名字最响亮。《燃烧以后》是关于化学史的，跟《元素的故事》异曲同工，当然我觉得它还没有能写过《元素的故事》。即便如此，我也已经很满意。为了让这本书永远在我这里保存，我决定进行抄写。我一生里只抄写过这本书。

作为叶永烈的忠实粉丝，我买过他的好几本书。他是“文革”后期就开始恢复创作的少数作者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创作兴趣转移到科幻小说，写出了《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等许多激动人心的作品。我的那篇文章就是对叶永烈科学童话、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的阅读分析，观点很幼稚，情感很真切。

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还会常常跟学生说，写作最重要的是独立的感情和自主的判断。还有，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或者研究者，需要的是无畏的勇敢。无知者无畏，我根本不知道投稿意味着什么，就把自己的读后感放入信封投到了《光明日报》。而这个投稿遇到了拨乱反正，国家希望大力发展科学文艺的时候。我的文章很快便被编发在一个呼吁繁荣科学文艺和儿童科普的专版上。如果没有这次不知深浅的冲动，今天我跟科幻理论和批评的关系可能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那个年代，我是科普和科幻作家的狂热追星族。是高士其引荐我认识了叶永烈，郭以实引荐我认识了郑文光。有关这一段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回忆过。总之，在一个科普科幻繁荣的大潮中，我有机会把过去曾经见过的科幻大家一个一个地熟悉起来。我自己的两个科学小品和第一篇科幻小说也在1979年得到发表。

在郭以实的提名下，我参加了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和“少儿科普”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年会。在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试论本格派科幻小说的分类》的论文。写这篇论文是因为我刚刚读到日本推理小说有本格派和变征派两种，觉得可以很容易地将科幻小说也这么进行区分。我所谓的本格派科幻小说，跟后来王晋康提出的核心科幻有点类似。

在阅读上，我们这些科幻迷当然是认准核心，对外周都是看不起的。但我的本格派覆盖特别广泛，反乌托邦、纯粹的哲学推演故事都算在内。我一共提出了六个类型，什么探险类、社会类，等等。我用汉语拼音字母对这些作品进行缩写标识，然后在自己的每一本科幻作品集中给每一个作品做标志，发现没有一个能逃出我的分类。

这篇文章没能在会议上安排发言，但郑文光说可以在分组会上谈谈。他还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名称跟日本推理小说分类有关。从此时我开始知道，把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放入我自己的领域进行横移，可能获得有意义的效果。我后来指导研究生做论文的时候也常常引导他们这样试试，我觉得对于硕士论文来讲，这个方法既能保证应达到的理论深度，也能保证在撰写的时候有大量的前期工作可以参照。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的人生目标是当一个跟叶永烈一样的优秀科普作家，但科幻是我的重点。因为在所有科学文艺作品中，这种类型让我读起来心潮澎湃。我四处寻找科幻，新书旧书一概收入，有科幻的期刊，更是不能逃出我的法眼。我开始追随科普方面的会议，从会上认识我敬仰的作家。很快，包括郑延慧、余俊雄、冷兆和、叶至善、赵世洲、石工、等早期科普科幻作者，以及赵之、黄伊、《科幻世界》《智慧树》《科幻海洋》等报刊杂志的编辑，都成了我的熟人。那个年代各省市都会编辑自己的科普杂志，而且无一例外都会发表科幻小说。而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冰山奇遇》已经在一年前的1979年9月于《少年科学》杂志发表。因此，在某些时候，我也会产生自己已经是一个作家的幻觉。

我常常会骑自行车去北京和平里十四区郑文光家去拜望他，跟他谈科幻的近况，听他对科幻的观点，谈科幻界的趣闻。我也会到住在演乐胡同的北京出版社编辑郭以实或住在史家胡同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公盾家，找他们聊天和借书。我还会到正义路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知识读物编辑室、《我们爱科学》杂志社，或者北京兴隆街的北京出版社《少年科学画报》编辑部。叶永烈每次到北京的时候，也会告知我住在哪里，我会放下其他的一切立刻赶到那里。北极阁的公安招待所、东四十条大街上的一个招待所、国务院的几个招待所我都去过。跟叶永烈见面的时候，我还遇到过叶冰如，那时候他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由于我太热衷科普科幻，忽视了高中课程，结果本来初中毕业时候在灯市口中学的理科第一名的我，到1981年高考时竟然差13分没有考上大学。此时，科幻已经开始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和海洋出版社的《魔鬼三角与UFO》、地质出版社的一套萧建亨主编的探险和科幻丛书，已经创造了破纪录的销量，科幻小说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全社会都在议论的话题。

对叶永烈和几家出版社跨越科普边界、不断形成销售记录的状况，对他们横扫千军不断成为社会话题的现象，有人开始感到不满。通过各种渠道对出头者进行打压的行动很快就开始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人就聚焦到科幻小说这种文类的所谓知识错误和政治倾向问题上。同时，由于叶永烈曾经在不同场合推荐过我，鼓励过中学生从事科普科幻创作，这样我的高考失利就成了诟病叶永烈的又一个把柄。此前，他们已经在《中国青年报》开设的“科普小议”栏目对作家尤异赞扬我的小说《引力的深渊》大加指责。到了我落榜，他们的所谓担忧被坐实，据说有人还曾经在某个科普作家的会议上告诫叶永烈以后要少鼓励年轻人走入歧途。

考试失败使我面临选择。继续升学还是放弃高考？我确实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想着也许我可以自学成才。毕竟许多优秀的作家根本没有上过大学。我的这个想法在叶永烈那里被明确地否决。他明确地对我说，想从事科普创作这样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受高等教育。他还说，应该选择那些文理交叉的专业才对成才有所帮助。于是我从灯市口中学办理了毕业手续，转到北京27中学，因为那里的复读班特别有声望。

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不及格的化学课认真补了起来，最终在第二年的考试中，化学考到81分。经过各种有趣的过程，我最终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完成了进入叶永烈所说的文理交叉的学科的努力。

进入高等学校读书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写科学普及作品或者科学幻想的作家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因为这些人必须站在科技发展的潮头，并且需要亲身体验科学创造到底是怎样的过程。这种体验在高校之外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上大学的第一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探险。记得那时候我们的人体解剖生理学课要去北师大的生物园去上。北师大在那个年代还有大片的植物种植区，就是农田。上课之前我们就迎着朝阳走过田间小道，绿色植物用叶子跟我们相互拍手。我们的教室是一个农田中间的简易房，给我们上课的教师是生物系的康宝娥和张之同。人们都说康老师是康有为的孙女，她和蔼可亲，但透着一种威严。康老师的解剖生理课讲起来形象生动，我至今还能记得她说肠子怎样蠕动形成排泄反应，用手势和声音配合得惟妙惟肖。张之同讲课比较死板，他主要讲研究心理过程必须时常引用的神经系统。背诵那些上下行的神经通路和脑内的各种核的名字是有点难过的经验。看来科学过程常常也有令人生厌的一面。我跟同学们都还记得张老师对讲课这个事情有过一次陈述，说人在高校“光做科研也不行！”我们听了之后都心中暗笑。要知道科研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些刚刚被神圣的事业熏陶过好几年的人脑子里，是如此的神圣和伟大，导致我们对这种看似很嘚瑟的言论都有一种诙谐的不适应。后来我当了大学老师才知道，科研跟讲课、监考一样，就是这个职位的正常工作。

在高校里，一方面给我们这些中学来的孩子进行了科研的“去神圣化”，另一方面又带着我们获取了基本的方法，让我们能单枪匹马进入各种辽阔知识天地。大二是我一生中学到东西最多的时段。课程那么充实，课后去图书馆的次数那么多。老师说到什么书，就找来看。空闲里，我还喜欢钻进期刊阅览室，一晚上翻阅三四十种杂志。这些刊物中有的是学术的，有的是文学的。那些年代，每年的获奖小说名单出炉的时候，我都发现其中一半左右的作品我已经在期刊阅览中读过。

我至今仍然能记得普通心理学课程的几位老师，高玉祥、程正方和彭聃龄。这其中特别是彭老师，他那时候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带着全新的东西，想要彻底改造以学习苏联心理学为基础的中国课堂。苏联的心理学还停留在搅弄马克思主义哲学阶段，而西方心理学则早已经把许多实证实验资料填充在课程之内。彭老师带来的，就是这样满满的新东西。我很赞叹彭老师的教学态度。每次上课之前他会早早到，然后开始在黑板上画图。他能细致地绘制许多图像，从神经细胞到脑电曲线，从梦的阶段特征到光的侧抑制回路。他的这些图像后来都像刀刻一样被我们记在心中，影响了我们的后半生工作和生活。至今为止，我的教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仍然在用普通心理学课堂上给出的知情意三分结构、个体与群体的交互关系、遗传与环境孰是孰非去解释。

在大学就读期间，我的科幻创作严重地停滞。外部环境充满对科幻的质疑，使这个领域遭受重创只是外部原因，我自己是因为进入高校，受到了科技现实的强烈冲击，不再从外部观看科学之后，反而进入了创作的困境。这些年我只给《中国青年报》写了几篇心理学科普文章，科幻小说也只在《智慧树》和《科幻海洋》上发表了《八号无菌室》和《飞向虚无》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在今天都很少有人关注，但在那个年代，我确实得到过很有意思的反馈。我生活的部队大院的一个发小，他看了《八号无菌室》之后，认定我是想给改革开放的提倡者“歌功颂德”。《飞向虚无》被某位大评论家纳入了一份“黑名单”，成为科幻小说中包含“对人类失去希望”信息的一大罪状。

到1985年，《科幻海洋》《科学文艺译丛》和《智慧树》都停刊了。《科幻海洋》是海洋出版社一本高质量的科幻丛刊，以刊登外国科幻小说为主，还有一些国际科幻活动的动态。刊物一共出版过六期，走过了艰辛的旅程。《科幻海洋》的主要编辑人员，我在郑文光家里或者在他们编辑部都见过，我甚至还跟他们一起过吃饭。那次是我第一次在郑文光家吃他太太陈淑芬阿姨烧的菜，席间还上了茅台酒，到场的人有金涛、王逢振、《科学画报》主编饶忠华，海洋出版社的孙少伯和李夫珍。

《科学文艺译丛》是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丛刊，我手中买到过四本。因为不是单独针对科幻的刊物，所以覆盖面比较广。这个刊物背后的主要工作人员是江苏科技出版社社长张崇高。这本书中选择的科幻也没得说，非常优秀。此外，科学散文特别好看。我一直记得他们连载过讲述一本苏联宇宙飞行的散文，文中写道加加林起飞的前一个晚上遇到了总设计师科罗廖夫，两个人说起宇宙空间和苏联辽阔的土地。我后来看许多美国人写的宇宙飞行故事，但恕我直言，里面缺乏这种给人壮阔感的诗意。

《智慧树》是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也是1979年创办的，主编人是郑文光。那时候，郑文光的好友鲍昌的太太亚芳女士在新蕾出版社当总编辑，为迎接科普大潮开办了这个刊物。我直言，这本刊物没有做好。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主编人的约稿方针不是面向读者的。郑文光当时主要活动在北京的文学界，他身边聚焦的都是文学领域的精英。他觉得这个想法也是非常好的，要从这些人中发现一个新的科普状态，本来作家就应该对科学有独特的看法。但后来，结果不如集中在邀请科普作家来写更能营养读者。但反过来，因为不太注重读者反应，刊物反而可以发表一些试探性的作品。我的两篇重要的短篇小说《引力的深渊》和《八号无菌室》都是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

在这些被停刊的刊物中，有一个后来给我很多支持的人，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逢振。我最早认识王老师，是刚才说的在郑文光家中那次吃饭。那时候王老师没有分到房子，就住在社科院建国门的楼里。我于是去他办公室找他借书。这其中有两本书给我很深的印象，是李芃（杜渐）翻译的《威犸山探险记》和《鲸坟岛历险记》。两本书都不是科幻，但都比科幻还好看。后来，在我从事科幻教学之后，他更是给了我许多资料支持。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E.F.Bleiler（布莱勒）的Science Fiction Writers: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Major Author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科幻作家：十九世纪初至今主要作家的批判研究），几乎把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科幻作家的情况都写了一遍。我后来得到了一套杜渐的《世界科幻文坛大观》，其中许多资料应该得自这里。我认为王逢振是外国文学领域中最早把注意力转向科幻的人之一。他对当时我们选择怎样的读物进行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他跟其他一系列人的努力，我们在那个转折的时代不但知道了英美科幻的黄金时代，更知道了新浪潮科幻的兴起。是王逢振在1979年7月到8月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三次的那篇《西方科学小说浅说》，让我们获知了西方科幻的发展概况。

除了王逢振，在外国文学领域较早跟科幻打交道的还有陈渊、吴定柏、郭建中、陈珏、孟庆枢和宋宜昌。我跟陈渊的接触是跟他一车同去哈尔滨开会。我印象中，他一直在火车上工作，一边放着英文书，一边放着稿纸，看了就翻，很少查字典。陈渊后来没有继续介入这个领域是个很大的遗憾，他也没有写过什么针对外国科幻的文章。

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科幻作家组团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恰好也在上海，收到叶老师信息就赶去参加了这个对话，还被叶老师介绍为当时最小的作家。在这个活动中我认识了吴定柏。后来看到的文献说，吴老师当时已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跟PHILIP SMITH（菲利普·史密斯）一起开设起了科幻课程，是在英文专业。吴老师写过一些对外介绍中国科幻的文章。他还跟墨菲（Patrick Dennis Murphy）共同主编过一本《来自中国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该书于1989年出版。吴老师是个学者，很严谨。但我跟他的联系不多。

此后，郭建中教授也参加进科幻翻译的团队，单独或跟叶老师一起写过一些外国科幻理论文章。郭老师还在杭州大学建立了科幻研究中心。我去参观过，有很多书，但仍然是在外语系。

陈珏，我大概是在郑老师那里见的。或者我根本没有见过他，只是跟他通讯联系过。宋宜昌是我的老朋友，因为更多牵涉到创作，所以这里不写他的事情。只是说在当时，他主编了一本《科幻译林》，大量译介了各种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但因为科幻受到批判，稿子全部丢失了，根本没有出来。

那个年代叶老师多次接受国外采访，文章也多次在海外发表,一时间中国科幻在海外形成了一个热点话题，颇有点像今天的《三体》走向世界的感觉。但跟《三体》的成功不同，这个热点后来被一些人利用，诋毁科幻文学，把原本大好的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局面彻底捣毁了。

回忆这段发生的事情，不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我只能说在那个时段，伴随着地对科幻的质疑和批判，原本红遍大江南北的科幻小说，竟被纳入“不健康的读物”范畴。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一片大好的文学田渐次荒芜。

此时的自己，则经历着另一种心灵的煎熬。我的写作遭受了很大挫折。我发现我失去了对这种文学的把握，也失去了想象力，什么也不会写了。我怀疑自己，本来我也不是个作家，只是科幻迷，兴趣把我推到了这个地方。我没有生活积累，对人更是缺乏观察。我喜欢的是科学过程中的那些形而上学，我记得当时我最喜欢的科幻短篇，是阿西莫夫写的《超中子星》，一个纯粹的推理，非常哲学，也非常物理。我当然对此刻童恩正、郑文光、叶永烈、金涛、魏雅华等作家推崇的社会派科幻小说也非常支持，新观点我总是很支持的。但我也能感觉到，一旦作者放弃了对幻想未来的那种神奇感的追求，作品看起来就没那么激动人心了。我写了两篇反思和批判的作品，除了上“黑名单”，也没有引发什么读者的关注。我就在这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地位尴尬地踟蹰。

自己能不能写是一回事，而把科幻当成一生的事业则是另一回事。对我来讲，喜欢科幻，一生都要为这种有意思的文学呐喊和辩护，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情。无论宇宙中发生些什么，我永远会站在科幻的一边。

面对科幻受到的打击，我开始收集各种用于反抗的资料。外国科幻作家的生平、作品简介、科幻的历史、科幻跟科技创新的关系等，都是我收集的对象。这些为我后来在北师大开设科幻课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1986年夏天我从北师大心理学系毕业。当时已经举办了五年的高教管理干部培训班希望升级，顾明远教授和学校于是把这个培训班提升为教育管理学院。在当时，对这个学院的建设方针存在一些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学院主要是负责干部培训，不用自己保留教师，直接到北师大各院系请即可。但顾教授认为，既然是一个学院，就应该把学科发展起来。因此，我、电子系毕业的郑笑飞成为这个学院第一批教师。跟我一起入职的还有图书馆专业的姚迎伟，负责资料室建设。在随后的几年里，小小的管理学院给我提供了走入工作人生的第一个独立空间。因为新建单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虽然是教师，但还是被分配到教务处打杂。这段时期的开始，我心情很不好，觉得被大材小用了。我的工作主要是接送教师、整理他们讲课的录音、拍课程表等。这些工作都很无聊。幸好业余时间很多，我们自己又有床位，所以，我常常就住在学校，进了自己的楼就有吃有喝。我的外文是那几年补上的。

管理学院教务处的这段工作后来给我很多教益。如果没有这一年宝贵的经历，我对整个教育过程的运作、对各层次人员的心理就无法把握。听课也是一种学习。我跟教务处的人关系都非常好。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计划恢复已经中断的科幻写作。试笔之后，发现自己仍然处于文学的衰竭期，写不出什么来。此时，管理心理学的教学和教材编写任务下达到我跟第二年入职的贾雷霞那里。贾雷霞是我心理系的师姐，但因为读过研究生，所以比我晚开始工作。我们需要在这个学院开设给领导干部学习的管理心理学。十分幸运的是，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教室中聆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徐联仓所长和凌文铨教授课程的，我们都记了大量笔记。那个年代，管理心理学对中国人来讲是全新的东西，而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502室是这个领域中第一个开展工作的。在徐老师和凌老师的扎实讲授之下，我们已经把行为科学的那一套东西纳入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很快，我们就把自己的课程开设得非常得体。我跟贾雷霞老师共同编写内部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之后，我自己还把讲稿系统化后编写成一本独立的《管理心理学》。但在开会讨论的时候，我发现贾老师也写了一本同名著作并准备出版。为了不撞车，我决定修改我的教材，以《领导心理学》为名于1996年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校友谭洁当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此书前后重版了五次，累计发行了十几万册。画家喻京川答应让我用他的太空画作为第一版封面，徐联仓教授替我写了第二版的推荐语。

1988年10月，时任文化部少儿司司长的刘厚明决定召开一次儿童文学研讨会，会址放在安徽屯溪。据说，在会议主题确定过程中，刘厚明大胆地一锤定音，要聚焦已经衰微的科学文艺。

此时，因为科幻受到批评和限制，作家们备受压力，多数决定不再沾这个文学的边。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等都已经不在或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

会议只有萧建亨一个重量级作家大胆前来参加。此外，叶至善先生的小女儿、时任《中国少年报》科技版主编的叶小沫代替父亲前来支持。她父亲曾经在五十年代写过脍炙人口的科幻小说《失踪的哥哥》。

在屯溪会议上，我开始把心理学用在科幻研究方面，应对主题写出了一篇题为《论儿童科幻小说的功能》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我致力于从科学理论上把科幻小说跟知识科普读物分开的一次尝试。此前，童恩正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由于过分拘泥于文学内的话语，无法说服文学之外的读者。而那些将科幻等同于伪科学的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对教育工作者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于用简单的说理进行纠正，此时，动用正统的科学对他们的错误言论进行驳斥，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屯溪会议的代表对包含着科幻小说的科学文艺没有任何不同意见，所有人都认为，至少对少年儿童来说，科学文艺是一个优秀的文类，中国的科幻小说事业必须重启。

屯溪会议之后，文化部社会教育司会同十四个当时参加会议的儿童教育和出版单位，主要是广播电台少儿部和一些科普报刊，共同发起了“中国科幻星座杯”征文。这个征文到1991年才结束，结束后出版了作品集，并颁发了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白羊座”奖杯。

有意思的是，在生活变得越来越真实，我明白少年时代的许多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当口，想象力逐渐地回到了我的身上。我开始知道，科幻作品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来说主要是一种对未来的惊奇，对科技的惊奇。而这种惊奇，不用背负沉重的现实包袱，更不用被那些咬文嚼字四处找错的人所吓倒。科幻本来就是天马行空的东西，创造新空间、新惊奇才是它的最终意义。

正好在此时，我在屯溪遇到的叫钟制宪的女士刚从北京市委调入《少年科学画报》担任编辑，她很快就约我为征文写稿。我自此写了一系列以退休老警察马思协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作品很受孩子的欢迎，也获了奖。这时候我更自信地懂得，不能人云亦云，别人的理论必须要经过自己的思索和消化。对我这个涉世未深、一直在学校中工作的青年，与其装腔作势地让自己肤浅地“反映社会生活”，不如还是拾起孩童最让我激动的那些话题：外星人、预测师、神秘的古代典籍、超越时空的秘密之路！

1989年春天，当时很有前卫思想的《北京青年报》看到电视中的进口外国卡通《变形金刚》大受孩子欢迎，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科幻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意义，他们决定开一个讨论会，然后在报纸上好好宣传一下科幻。没想到，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被更大的社会事件所牵动，科幻失去了又一次在社会舆论中复兴的机会。

大概在1990年前后，四川《科学文艺》（后来改名《奇谈》）编辑部的杨潇和谭楷来北京找我和郑老师。这些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来北京会跟我和郑老师见面，述说刊物的进展和未来的发展思路。此时的《科学文艺》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科幻被批判之后，《智慧树》《科幻海洋》都停刊了，广东科技出版社、江苏科技出版社的外国科幻译丛也停止了，只有他们还在苦苦支撑。为了适应当时文学界的变化，在小说衰落的时代追随报告文学的兴起，他们把《科学文艺》改名为《奇谈》，做成一个科学报告文学为主的刊物。虽然发表了像《毒酒惨案》这样揭露产品造假的报告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读者反应，但扭转刊物衰落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在那个年代，我也是期待《科学文艺》专业化的人中的一个。例如，当时大家都在谈一本《枪》的杂志。说这个杂志本来是做各种武器的杂烩，但专门做枪这个主题之后，反而成长迅速。我记得我也把这个例子跟他们说过，我相信这类建议不在少数。在刊物编者们认真的思考之下，他们这次来直截了当地说，要把刊物变成科幻刊物。我听了心中特别高兴，答应全力支持他们，邀请我担任特邀副主编大概就是这个时段。

《科学文艺》的改名，是这个刊物走向成功的重要一步。此后，每年我们都在北京跟杨潇、谭楷或他们的编辑见面。我会把身边那批青年作者都邀请到一起，他们也会选择北师大附近的小旅馆住下来，这样聚会方便。谭楷老师至今都记得他开始跟我们这些小作者们聚会的时候那种亲切的感觉。我们到北师大东门外面一个叫江城的餐厅吃饭。因为他口袋里只有五百元，所以很怕结账的时候超标。好在没有。此后，他们来了就马上报告刊物的增长量，先是从几千上升到一万，然后不停地飙涨，三万、五万、十万、十五万、二十万。谭楷老师再来北京请客，口气也不那么怯生生的了。在二十万之前，每次我都说，一定还会增长。但到三十万后我就拿不准了。我们这种铁杆科幻迷在全中国到底有多少？我真的不知道。谁能想到最终最高发行量达到了四十万册。但后来的这个特殊飙升，跟他们宣传的高考押题宣传有关。这是另外的故事，这里不再赘述。

我在《科幻世界》担当特邀副主编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这其中主要是组织青年作家更多投稿和替刊物的成长献计献策。我记得我提出应该学习《知音》杂志那样，在各种页眉页脚刊登带着读者姓名和单位的短语。理由很简单，这种短语会刺激读者在同侪中或自己所在地区更多传播。一旦你发现同学的名字上了刊物，你也想上。这样一方面扩大了订户，一方面获取了更多读者反应。这个事情他们果然做了起来，而且非常成功。在协助《科幻世界》组稿过程中，星河、杨鹏等课堂上听课后转化的作者脱颖而出，后来所谓的新生代北京青年作家群就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虽然他们说我给他们一些支持，但我觉得主要是他们之间共同探讨获得的进步。我还协助编辑部落地一些高校内的活动。《科幻世界》在那么早就懂得线下活动对刊物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点很令人赞叹。做活动需要名人支持。刊物特别加强了跟郑老师联系。此前他们可能应该更加依赖本土的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以及叶永烈等南方作者，但现在他们更多依靠的是郑老师。我们会一同去看郑老师，听他用断断续续我们听不懂的话表达对我们的支持。活动中最成功的两次，一次就在北师大，起名科幻节。另一次在清华，当时赶上文光七十寿辰，在我建议下编辑部给郑老师做了一个牌子，叫“终身成就奖”。他们细致地给郑文光制作了一个大蛋糕。我们的这种大家庭的气氛让每一个人非常感动。郑文光的太太陈淑芬阿姨还上台深情朗诵了郑文光最早的文章，那时候他十一岁。她还能背诵出这篇文章让我们都很惊奇。

那个年代我在《科幻世界》写过一些文章，主要是我1994年在海外的见闻。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为这个机会我等了很久。我在俄亥俄州的莱特州立大学教“中国管理实践”的课程，业余时间听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商业伦理”“战略管理”等课程。我参加的第一个国外的科幻聚会就是在我生活的俄亥俄州的戴顿（Dayton）召开的当地科幻聚会米兰妮科幻会（Millennicon）。我去的时候身上就带了一些《科幻世界》杂志和姚海军自己编的同仁杂志《星云》，展示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星云》这种同仁刊物，他们原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我见到有名的作家，就让他们拿着我的刊物照相。我还写了一些参会记或者访问记发给《科幻世界》。被我访问的作家包括简尼·沃尔夫（Gene Wolfe）、路易斯·比约德（Lois McMaster Bujold）、拉里·尼文（Larry Niven）、安妮·麦卡芙瑞（Anne McCaffrey）和旅美华人作家张劲松等。因为之前跟美国科幻研究会（SFRA）的会长贝蒂（Elizabeth Anne Hull）教授联系较多，这个协会是研究和教学方面专家的组织，我还去参加过他们的会议。

美国科幻研究会的年会，我一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94年，在伊利诺伊州的阿灵顿高地（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第二次是2001年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N.Y.）。美国科幻理论界对我们很友好，我记得我跟张劲松、日本的巽孝之和他太太小谷真理、荷兰研究安徒生的教授何洁（Heje）共同做过一个对话会。我讲完之后有个加拿大的学者走过来说，我很喜欢你的讲演。这位女学者名字叫维罗妮卡·霍灵杰（Veronica Hollinger），她是很有成就的年轻学者，得过最早的先锋奖（Pioneer Award）。霍灵杰后来在特伦特（Trent）大学任教，还当了《科幻研究》杂志的编审。我于2013年跟她共同组织了新世纪的中国科幻专号，一共有10位中外研究者和作家在专号上发表文章，包括刘慈欣、韩松、那谭蔼孙（Nathaniel Isaacson）、马邵玲、瑞丽（Lisa Raphals）、宋明炜、贾立元、姜倩、杨薇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刘慈欣两年后获奖的一个先期理论准备。

我在《科幻世界》担任特邀副主编的过程中，差不多每年夏天都为科幻作家笔会做一次小的报告，报告一下当前科幻的情况。后来，受刊物的邀请，我替他们去外部邀一些科学家、科学哲学家来讲演。朱进、刘华杰、田松等都被邀请过。还有一些国外作家，例如以色列的拉维·提德哈也在我的联系下受邀参加了笔会。提德哈在新世纪之后创作突飞猛进，他的《中央星站》发表之后备受好评。

与《科幻世界》改名并行着的，还有我在1991年春天于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科幻选修课程“科幻小说评论与研究”。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个用中文教的科幻通识课。开课第一讲，我邀请了北师大中文系王富仁教授去面授。那时候王富仁老师跟我并不熟悉，但他妻子赵玉兰是我同事。我请求赵老师设法让王先生跟我共同申报这个课程，以便缓解可能的阻力。这样做果然有效。我们很快获得了批准。此时我找到王先生，问他能否去讲课。他说可以。于是，我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了王富仁教授的科幻课。第一次上课是在靠近女生宿舍的新一教室，教室至少有200-300人的席位，我进去之后发现里面挤满了人。王先生从先秦哲学谈，气氛轻松，他分析了所有哲学流派，说这些流派中都孕育不出科幻文学，而中国文化中需要科幻。这个开场白给我后来的课程做好了铺垫。

科幻课程的开设，应该说展现了向来保守的北京师范大学开放的一面。我的领域是管理心理学，但却被允许可以去教文学。我所工作的教育管理学院领导，特别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邸明杰老师给我全力支持，他协助我自费编辑了一本《科幻小说教学研究资料》，这本资料后来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科幻理论读本。

我是参照叶老师在八十年代编辑《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的方法编辑这本学术资料的。考虑到叶老师的资料有点像杂志，所以，我也瞄准了大学教学用的读本。最终印刷的资料一共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科幻正名用的，收集了孟庆枢、周达宝、郑公盾、王富仁、吕应钟和卡尔·萨根的文章，主要阐述列宁、杨振宁、李约瑟、萨根等人对科幻的支持。第二部分作者有董鼎山、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勒内和我。这一部分是真的科幻理论文章，从概念到功能到重要主题都有。第三部分收入鲍昌、黄海、郭建中和我的文章，主要谈科幻在不同文化下的境遇。第四部分是科幻史和各语种科幻的发展情况，包括东西方的，作者有杜渐、李伟才、吴定柏和我两个学生编译的材料。第五部分是一些名作家的讲演、发言或感悟，包括弗雷德里克·波尔、克利福德·西马克、雷·布拉德伯里、布里安·奥尔蒂斯、威廉·吉布森、布鲁斯·斯特灵、苏塞·米奇·恰纳斯和郑文光。第六部分是名作家的介绍，作者有郑文光、林品祥、卞毓麟、吴定柏、陶布斯等，被介绍的作家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亚瑟·克拉克、艾萨克·阿西莫夫、詹姆斯·冈恩、格雷高利·本福德等。第七部分文章阐述科幻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存在，收入了王逢振等人参加科幻会议回来写的札记。在这一部分中，我自己专门写了一篇国外科幻教学发展状况的文章。资料的最后一部分是从我第一轮结业作业中挑选出来的一些学生谈论科幻的精彩片段，大概有二十多段，段段透着智慧的闪光。

我的这本内部资料在那个科幻被冷落的年代，提供给爱好者、作者、研究者一种慰藉。我看过对这本书的评论，多数都是说很解渴。但最近有人看了说，第一部分不应该要，因为根本不是文学。如果他能生活在我们那个年代，就会理解第一部分对我的书、对我们的事业有多么重要了。

我自己掏腰包一共印了1000册，星河、杨鹏、李翔等围绕在课堂周围的学生都协助我去卖。但毕竟还是有点多，怕砸在自己手里还不上钱，我就动手给我认识的每一个作家或编辑写信，请他们慷慨解囊买上一两本。当时许多人为了支持我会买一本。像郑老师买了好几本，《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王扶老师竟然买了十本！

1991年我在王富仁教授的支持下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题目是《西方科幻发展的四个阶段》。这篇文章中的资料来源复杂，有的是国家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中的英文版科幻百科全书，有的是从王逢振老师那里借来的书，还有董鼎山在《书海夜航》，甚至李伟才在香港的刊物发表的文章。王先生看了之后，说我们国家正需要这样的文章，而且马上就转发给了《名作欣赏》。记得当时我说，文章最后提出的几点意见看起来很不像文学方面的建议，是不是改改？没想到王先生说不用改，这么提升一下很好。此后我跟王先生的有限交往中，他总是让我在自由状态中发展学术。“你就按照自己想的写，不用管文学的论文该怎么写。”他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给我放手进行科幻理论研究的放松心态，另一方面也让我的论文缺乏基本的文学论文的写作常识。那个年代都是按照爱好做事情，知道自己英文不好，但还是勉为其难要做起来。最后许多地方都是错的。

我特别珍惜跟王富仁教授的交往。他是我认识的真正的文学理论家。我们认真谈话的次数虽然很少，但我总是能从他身上获得许多有意义的指点。我从他那里借过老舍的《猫城记》。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本书，但到处找不到作品。因为编辑老舍文集的人当时不认为这个作品好，都不选。幸亏王先生有《老舍全集》。读的时候，我就去发现王先生怎么读书。我发现他做笔记的方法跟其他人不同。通常不写感悟，只重复原文。他的字写得很大，喜欢用感叹号结尾。那时候我对创作已经重新燃起了希望，所以请求他替我撰写一个应该看什么书的单子。过了几天，他真的给我开了个书单，里面分门别类告诉我写好故事应该看什么、写好女性应该看什么，等等。十分遗憾，我没有认真阅读他给我的书单。后来，我自己也带一些搞创作的学生，就给了他们去学习，并最终弄丢了。这个事情至今我仍然感到刻骨铭心的遗憾。

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的复兴，是在多条平行发展的线路组合出的最终结果。《科学文艺》的更名和走向市场化，为创作出版提供了集中的出口。我们的本科通识课开设，为人才培养创造了条件。北师大学生毕业之后多数在中小学和报纸杂志就业，他们接触过科幻，对这个主题特别敏感。那些年我接受过许多毕业之后当了记者的学生的采访，这些记者已经开始抛弃那些将科幻当成伪科学或敌对的极端思想，开始从创新文化角度思考和诠释科幻的存在。当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更加重要的应该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讲话中他提出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要先发展经济。这个谈话很好地抵制了抹黑。

经历了激动人心的20世纪70末和80年代初，看到了科幻文学的迅猛成长，又经历了80年代后期科幻蒙受不白之冤的过程，我变得没有那么热血了。虽然对科幻创作和教育仍然保持着热爱，但我知道事情需要一步一步来。此时，新的作家群正在孕育。韩松、王晋康、星河、柳文扬、何夕、杨鹏等一大批作家成长起来。到新世纪，又出现了刘慈欣和大批正在高校中读书但已经踊跃投身科幻写作的年轻作家，中国科幻走向新时代的新局面已经逐渐产生。

但是，理论问题仍然制约着文类的发展，我知道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历史还会以原有的方式重复出现。我必须尽自己所能，让历史跳出怪圈。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心理学。

从大学读书开始，我就想利用学过的心理测量方法做一些科幻读者调查。我记得第一次把这个想法提出是在天津召开银河奖笔会的时候。我找到童恩正老师，给他写了一个申请报告。那时候他是科学文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科学文艺》杂志是这个协会的下属，我想他应该能帮助我。我记得童恩正读过了这个报告，也确实认真地跟我讨论了可能的做法。我的步骤是，我先来做一套科幻心理学的问卷，由《科学文艺》杂志发布出去，然后把回收的问卷寄给我，由我来做统计分析。那个年代我对统计分析很有兴趣，因为张厚粲和郑日昌教授正领导我们用心理测量技术做高考命题研究。面对大量的返回问卷，我们不可能有许多人参加数据的提取和录入，我于是想到了刚刚开始试验的机器考卷阅读。我的预算中还写了买光电读卡机十万元。童老师说，这么大费用，需要他想想从哪里能找到这笔钱。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超前想象，让我的读者调查最终没有做成。

我真正做过的第一个科幻方面的心理学研究，是本科毕业时利用显性焦虑问卷（MAS，Manifest Anxiety Scale）去测量科幻作家和普通作家的焦虑程度。在那个年代，我阅读的作家自述经常说，写作源于焦虑。为了验证这个观点，我选择了泰勒编制的MAS。恰好我毕业之前参加了银河奖的科幻会，差不多所有的参会者都接受了我的调查。之后，我又请王扶老师给我一个包括沈从文、唐达成等许多作家的电话和住址。我把能联系上的联系了，去他们家做调查，这些人包括李准、金近等。我的最终统计的结果，并不支持所谓作家比常人更焦虑的说法。

虽然我的调查并没有证明先期假设，但我对心理学用于科幻研究的热情没有减退。20世纪90年代我所做的最成功的科幻心理学研究，是借用耶鲁大学斯R.J.斯滕伯格（R.J.Sternberg）教授内隐概念理论所的科幻概念研究。研究的样本除了取自我的课堂，还请中文系郭英德教授协助。采用内隐概念的研究方式对当年北京师范大学二年级的253名学生进行的测量分析表明，中国大学生的科幻文学概念，包括“文学状态”“特征探索”“科学内含”“认知方式”“审美”和“恐怖”六个因子。虽然样本是大学生的，但鉴于学生是主要读者，所以结果应该还是很贴近现实的。我用这个数据写过两篇文章，包括在2000年在“公众理解科学——2000中国国际科普论坛”上的发言稿《科幻小说的读者期待模式》。

1999年，在郑文光七十寿辰到来之际，我决定再次自费编辑一本文集，把郑文光的一生最重要的创作和理论做一个总结。这个想法立刻得到星河等的大力支持。他们跟我一起完成了这个书的编辑和校对。全书分成上编（科幻作品精选）、中编（非科幻作品精选）、下编（创作谈精选）和附录（郑文光与中国科幻）。科幻作家宋宜昌、韩松、凡尘、唐道、江渐离、杨平、严蓬、星河等都给这个专辑撰文，时任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金涛撰写了序言。这本文集中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是基于我对郑文光创作历史的认知，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观察了一个优秀科幻作家怎样使自己的能力达到平衡的努力。我还请陈洁编辑了郑文光的创作年谱。选集送到郑文光家的时候离开他生日仅有几天，据说他和太太都很感动。郑文光买了至少一半书送给别人。但毕竟太多了，等到他去世的时候这些书还在他家里。

世纪之交兴起了一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热潮。在这样的年代里，人们思索未来发展到底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这种热潮也引发了我的关注。《论科学文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有关这个方向的第一个成果。该论文是应邀在作协跟科普作协的第一次联合会议上发表的。

这类文章后来还写过一些。特别值得重视的是2016到2017年间金涛老师承接的中国科协《科幻与自主创新能力开发》项目。这个项目的题目是金涛老师自己设计的，而项目的主要参与单位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处、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和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我们的最终报告由我、金涛、郑培明共同完成。我们的工作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郭曰方和郑培明主持，他们负责去访问科技或文化名人，让这些人畅谈科幻的价值并在《科学时报》发表。最终受访人包括白春礼、郭传杰、王渝生、刘嘉琪、殷之光、张会军等。第二部分由我带领北师大研究生许秀杰、谭玉红、鲁礼敏、彭浪、胡俊、黄岚等的团队，做了458名读者的问卷调查。我们的数据报告发表在2008第二期《科普创作》上。这个报告有力地证明想象力、创造力确实是科幻作品的核心。

2017年发表的《对中国特色科幻事业的一点思考》也放在这个系列，论文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探讨了科幻文学与文化的当前意义和作用。此时，我已经坚定地相信，科幻文学远远不是简单的知识科普读物，无法用知识科普的标准进行衡量。即便想要纳入科普的范畴，也应该把这种文类当成充满创造创新启示价值的文学类型。但恰恰是这种创新的启示作用，对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此时，我在北师大进行的科幻文学教学尝试，已经度过了第一个十年。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课程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教育创新。除了我出国讲学和进修，这个课程都没有停止过。对我个人来说，科幻课堂是我的兴趣爱好，跟同学们交流科幻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更是兴趣盎然的事情。

2002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中文系的电话，打电话的是王泉根教授，他问我是否乐意到文学院兼职。这个电话让我十分感动。此前，我跟中文系之间断断续续有点来往。我上学的时候我就选修过梅莎老师的儿童文学名著选读课，后来偶尔也跟蒲漫汀、张美妮教授在不同会议上见过，但从来没有中文系的老师对我的科幻课程表示过兴趣。这一次，王泉根教授亲自打电话给我，而且还问我是否乐意参加他们的队伍，我受宠若惊，马上就接受了王教授的邀请。王教授也坦言，牵涉到跨越院系，可能无法解决报酬问题，我说这些对我都无所谓的，我给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多年来也没有记录什么工作量。

因为我当时的副高级职称已经解决，王泉根教授就说：“这一次，不要搞本科了，我们直接来招收硕士生吧！”他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我的职称认证，给了我文学院的兼职副教授的职位。来年，在我们北师大的招生目录上，科幻文学已经赫赫成为一个跟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儿童文学平行的硕士研究方向。为了让这个招生有力度，第一次就给我招收了高福军、胡俊和肖洁三名学生。

北师大招收科幻硕士的消息在那个年代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接下来，王泉根教授说我们在这个领域还应该进行一些重要的科研活动。在王泉根教授的关怀之下，我们举行了“科幻与后现代”研讨会，邀请香港中文大学王建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逢振教授讲学。我请画家喻京川替这个会画一个星空背板，但因为不知道尺寸，打印出来还不到一个黑板大。会议开了一半，王泉根教授找到我说这样可不行，下午要把横幅打出来。

由于我们北师大科幻研究的最开始，就已经瞄准了科幻与文化和文学的深层关系，瞄准了世界科幻发展的前沿，因此明显跟之前那种局限在科普范围之内的科幻研究产生了巨大反差。2004年，我们申请的“科幻文学的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批准，成为这个基金第一个科幻资助项目。因为项目的题目是王教授建议的，而我对学科体系完全不懂，只好到王老师家询问。我记得这是我唯一一次去他家里请教他。

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2004到2011年，我用了七年，几次申请延期。原因是我们计划总在变化。最初我们上报的计划中要出版四本书，包括中国科幻理论汇集、外国的理论汇集、一本自己研发的理论阐释和一本体系建设设想。但是，鉴于新中国从来没有完整地出版过科幻学术著作，之前黄伊主编的《论科学幻想小说》和叶永烈的《论科学文艺》都已经明显太老，对新资料没有纳入。而我们要为未来的中国科幻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才行。几经拓展之后，四本书最终变成了三个系列十五本书，分别由福建少儿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邀请王泉根教授主编，《外国科幻论文精选》邀请王逢振教授主编，《在经典和人类的旁边——台湾科幻论文精选》《科幻、后现代、后人类——香港科幻论文精选》分别邀请林健群、王建元和陈洁诗主编。我还单独收录了一本晚清科幻研究的专辑《贾宝玉坐潜水艇》。在西方文论方面，精选的内容包括达科·苏恩文的《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面面观》、布里安·奥尔蒂斯的《亿万年大狂欢——科幻小说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合作的《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阿西莫夫的《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对《科幻文学的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这本书，我按照王泉根教授的想法设计了一下章节，然后带着研究生开始工作。这是一个不懂文学、不懂学科的人所做的学科建设大纲。我记得有一次田松教授跟我说：“你的这本书说是体系建设，但完全不是体系建设，可又觉得你也建设起来了一个体系。”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如果今天做，我会知道怎么更好地从史论评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在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完成得最艰苦也相对最晚交稿的，是我自己撰写的《科幻文学论纲》。我知道这是一本我必须严肃对待的著作，因为它才是我们这个研究的核心所在。我先后反复写了好几稿，每一稿都在六七万字左右，但每一稿写完之后都被我扔掉了。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像过去那样从科普、纯文学中寻找资料进行堆砌，我必须做出一本合格的、有价值的科幻文学理论才行。

就在反复的彷徨中找不到进路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指导的硕士生贾立元推荐给我一本约翰·凯里的书，题目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他本来想让我看看里面的科幻作家威尔斯的另一面，但我却由此找到了我本人著作的写法。权力，权力难道不是最近半个世纪全新的文学研究的主题？权力的运作也是我这些年感受到的中国科幻发展结局的最好解答。所有的东西在那个位置上被点焊到了一起，剩下来的就是认真去操作了。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我天天马不停蹄地撰写，我只觉得自己打字的速度太慢。想说的都在那里了，只要让他们快点被记录下来就行。当然，权力的视角处理问题，不能简单化。我尽量在论述中将各种问题放在具体场景考虑，全面细致地分析每一个环节。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博客。每天我都会在博客上写说，我今天码了多少块金砖。许多人问我到底什么是金砖？我没有告知他们。但我心中却是在想，这一次，我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文思的自然流出了。

《科幻文学论纲》出版之后，不同背景的作家、学者做出了他们中肯的批评，这些人包括作家韩松、刘慈欣、星河、李兆欣等。应该说所有评论都充满鼓励，但谈到问题的时候也毫不留情。

到此，我的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圆满落幕。基金委给我的钱只有七万五，我出版了这么多著作，主要还是遇到了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的出版人的重视。我特别要感谢福建少儿出版社的陈效东、杨佃青，重庆出版社的陈兴芜、冯建华，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主管这个项目的刘冬梅。舒伟教授领衔翻译了许多重要著作，王泉根和时代传媒出版集团韩进先生做出了大量沟通和努力。

除了国家社科基金指引下完成的这三套十五本书，这些年我还参与或直接组织了如下几套科幻理论书的编辑和出版，这些书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家科幻小说”“新空间科幻电影译从”“地平线未来丛书”等。但因为翻译不利，“科学家”那套书没有获得读者认可。编辑和推广不利，“地平线”那套没有获得广泛传播。包括《刘慈欣论科幻小说》这样的书都没有在刘慈欣获奖的情况下获得销售业绩。而“新空间科幻电影译丛”，因为翻译者拖拖拉拉，没有能及时出版，耽误了版权期，导致项目已经停止。

我个人在出版了《科幻文学论纲》之后，又受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先生的嘱托,撰写了《科幻六讲》和《科幻应该这样读》，前一本书是我的讲演集，后一本是为少年儿童做的导读。前一本获得了中国科幻小说星云奖，后一本则上了开卷的童书畅销榜。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科幻理论和科幻批评书真是太少了。我所编辑或撰写的那些，却因为那时候没有销路而印刷量很少，或者早就回收纸浆，以至于今天真正科幻大潮到来的时候，我的这些书居然一本都找不到了。这也算是一种时代给我开的一个玩笑吧。

我从2003年开始招收科幻方向硕士学位研究生，那时候是放在现当代文学下进行的。此后，为了发展儿童文学学科，在王泉根老师的努力下，我们的儿童文学被提升为二级学科，而我又是王教授的手下，工作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所以科幻文学便自然而然地降到儿童文学之下。这就是许多人询问科幻文学为什么放在儿童文学之下的原因所在。在教学上，科幻文学仍然是科幻文学，没有因为被置于儿童文学之下就更多关心过少儿科幻。

在硕士生中，最优秀的应该是贾立元。他的论文比其他人提前一年写完。当我把这个论文交给严锋教授审阅的时候他感到很吃惊，觉得是那个时候讨论科幻问题最清晰的一篇。在复旦大学召开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的时候，他还特意邀请贾立元跟科幻作家韩松共同出席，后来宋明炜教授跟我说，这次会议两个科幻作家给文学界带去了一次小小的震撼，许多人都开始研究起科幻来了。

我之前对硕士生的培养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这些人毕业之后能给科幻事业增添力量。但由于招生过程中许多真正喜欢科幻的人无法通过考试，而考上来的人不一定喜欢科幻，因此最终真正从事这个领域研究、创作或推广的人不多。但我感谢这些学生中的多数，协助我完成了许多基本建设的工作。

2015年，在我的正高级职称解决后的第三年，我也开始招收科幻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鉴于对硕士生的培养成果评价很低，我对博士生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但结果出乎我预料，博士生们倒确实在踏踏实实地深入到这个专业的深处，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

目前，我在北师大的科幻方向博士一共招收了三届，共有四位国内外学生在这个专业就读过或正在就读。这其中，姜振宇博士已经成为四川大学文学院的师资博士后，他博览群书，文学基础扎实，对科幻又很痴迷，博士就读阶段就协助我进行过系统化的硕士生教学。他的毕业论文选择的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个科幻流派之一的“科幻现实主义”，论文中至少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科幻现实主义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共用了一个理论词汇，但却差异显著。

第二届博士肖汉，目前是北师大文学院教师，他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文革”前十七年的科幻文学。想象力是这个论文的核心，而把科幻当成那个年代想象力的一个出口，让我们能高屋建瓴，重新观察中国文学的格局和作家的心灵怎样在艰苦的年代获得释放。

我的第三届研究生仍然在读，他们有两位。重庆邮电大学移动通信学院的张凡虽然还没有毕业，已经建立了重庆钓鱼城科幻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计划在未来几年主攻科幻培训班和开设科幻大奖。来自意大利的彩云，硕士期间研究的就是韩松的作品，目前，她除了继续深化对韩松创作的研究，还在翻译各种中国科幻在海外发表。

我一贯认为，科幻研究的目的绝不是要去解决科幻文学本身的问题。恰恰相反，科幻研究的目标必须超越科幻，要能从更高的层次获得一些知识并由此回馈整个文学。恰恰是这样的要求，给我们更高起点，引导我们追求更广义的文学与文化原理。

2014年我得到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回是重点课题“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这一次，包括林建群、贾立元、任冬梅、王瑶（夏笳）、高寒凝、梁清散、姜振宇和肖汉都被吸纳进来。这个研究前后人员有变动，一共做了两稿。第二稿计划2020年出版。在结题会上，我邀请北师大现代当文学研究所李怡所长来致辞。王逢振、刘兵、舒伟、董仁威、黎婵、王一平、丁子霖、王卫英等学者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意见。

20世纪中国科幻史的研究，给我机会反思过去一百年中国科幻文学走过的道路，我逐渐发现，科幻小说的所有元素，科学、想象、叙事、未来，所有的一切都在产生和变化过程中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面貌。想要理解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一切，必须先解析这些元素的历史进化过程。这就是近些年我在一个一个梳理这些元素的进化历史，并勾勒出它们的变化历程的原因。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篇，《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发表。在聚焦宏大历史发展的同时，我也会追寻细微变化中的隐秘节点，试图揭示一些过去被人忽视的小的细节。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科幻的起伏，我撰写了《神秘的金属钠》一文，试图通过资料重现当时的一些情景。我深切地感到，有关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扎实细心，更需要快马加鞭。许多当事人现在已经年逾古稀，必须下大力气马上做好访谈不可。

在北师大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工作的那段时间，在王泉根教授的支持下，我还主持召开了许多重要的科幻会议，这些会议包括：2005年8月，跟北京科学技术协会合作的“想象力、创造力与科幻研讨会”，邀请美国航空航天局工程师、科幻作家杰奥夫里·兰蒂斯到场参加；2007年8月的“2007中美科幻峰会”，邀请了美国作家大卫·布林、美国科幻研究会前主席贝蒂·霍尔和中国作家张之路、星河等出席；2008年2月，召集国内各领域专家召开的“诺贝尔获奖作家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学术研讨会”，这可能是国际范围内就这个主题召开的少数几个会议之一。2009年6月，我们与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合作，在北京中关村第四小学组织召开了“张之路幻想作品研讨会”；2015年6月，会同民盟北师大委员会召开科幻教育论坛，在国内第一次就科幻教育教学进行了研讨。上述会议对许多问题的探索，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深入，但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给行业指明了一定的方向，也对人才的汇聚做出了准备。

2008年，四川科普作协理事长董仁威找到我，说他跟姚海军已经计划要搞一个为繁荣科幻而建立的组织，这个就是“世界华人科普协会”和后来独立的“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协会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星云奖的评奖活动，还编辑了大量读物。董老师是那种行动迅速、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姚海军老成持重，行动稳健，我们的铁三角合作非常愉快。因为我在高校适合对外，所以就由我来担任会长。至今，星云奖已经举办十届，在华人科幻领域获得了很高认可度，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我离开北师大前的最后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于2016年12月3-4日组织召开了“乌托邦与科幻文学研究”国际会议。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联合主办，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协办，来自中、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这个会议是重庆大学的李广益建议开的。

李广益是我的老朋友。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跟陈楸帆等组织了北京大学科幻协会。那时候我刚刚招收第一届科幻研究生，他就带着朋友不断来我课堂上听课，但更多的时候是我听他跟其他同学之间围绕科幻的争论。我很喜欢发生在李广益、杨蓓、冯臻、郭凯等人之间的那些争论，这些争论带给我许多科幻方面的讯息，也告知我理论思维的走向。学生教老师本应是一个真理，特别是在所谓的后喻时代。李广益后来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研究中国的乌托邦文学。我去美国开会，他还接我并邀请我到他住处小住。无论走到哪里，广益都是那个对科幻充满雄辩的人。我记得那时候他已经准备回来，并做好了一个书单，说将来能翻译的时候，就要把这些都翻译出来。

广益带来的人中还有夏笳，她也是北大科幻协会的一员，后来我跟她也在北大见过。她也是那种滔滔不绝，非常雄辩且思绪万千的科幻爱好者。在师从戴锦华教授的过程中，她的学术思路发生了很多变化，她的论文是从后革命角度定位当前的科幻文学，给人很多启发。

回到我们的乌托邦与科幻文学会议。这个会议成了我在北师大组织科幻活动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数十人到会。北师大文学院院长过常宝教授到会致辞。会上的发言人有金·斯坦利·罗宾逊、维罗妮卡·霍灵杰、戴锦华、王逢振、王建元、立原透耶等，大家围绕“思想史视野中的《乌托邦》”“乌托邦与批判理论”“城市与空间”“历史中的中国文本”“文字与视觉”“文类脉络与进路”“战争的遗产与想象”“全球乌托邦探索”“中国文本中的历史”“在中国思考未来”等十个子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会议的成功归功于广益对《乌托邦》发表500年这个主题的敏感，也归功于我的学生群体的辛苦努力，肖汉、姜振宇和几个硕士生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特别是预算和报账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总结一下，我个人的科幻研究大致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主要围绕科幻怎么脱离科普范畴，力图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多种实证手法进行文类特征的提取和解析。第二阶段集中在脱离了科普的科幻文学怎样进入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20世纪中国科幻史的撰写和乌托邦与科幻文学学术研讨会是这个阶段的总结。第三阶段围绕进入科幻产业化时代的一些应急问题，如产业的内容、特征、当前状况等。

2015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在美国获奖，席卷全国的科幻热潮袭来。这一次，跟叶永烈引导的第一次全民科幻热潮类似，整个国家都被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所吸引。中国作家协会破天荒地为刘慈欣召开了座谈会，在中国科协的安排下，刘慈欣和电影导演周赟参加了有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的科普科幻创作者座谈会。我参加了上述两个会议，遇到了一些有趣的场面。像文学批评人不知道该对科幻如何下手，与会人员不了解科幻挨批的历史，等等。但总体看，这些会议起到的作用都是非常积极的。在中南海召开的座谈会，已经是我在一年里面第二次跟李源潮见面。前一年，我跟35名科普科幻作家一起参加科普方面的一个见面会，李源潮也出席了。那时候我的发言是《必须把科幻文学跟想象力培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之间建立起联系》，我还一直倡导要设立国家级别的科幻日或者科幻节，对科幻电影要减免税，高校应该增设科幻专业等。在中南海召开的科普科幻创作者座谈会的第二年，国家做出了重要举措，宣布召开中国科幻大会。就我所知，这是任何国家没有过的。在这个会议上，我所带领的团队发布了第一个《中国科幻产业报告》，这个报告清晰展示了我的研究转向。

我最早意识到科幻中的产业问题是从访问澳大利亚开始的。2004年我接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昆士兰科技大学访问一年。当时昆士兰科技大学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把原有的文学院和电影学院的专业合并，成立了一个CEREATIVE INDUSTRY专业。我记得问过那里的教授这个应该怎么翻译，大家都无法给出好的答案，我只好用“创造力工业”来形容。渐渐地，我发现更多大学出现了这个专业。作为文化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一个交集，创意产业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但对多年已经被着意低矮化的科幻，能否提产业？提了产业是否会继续拉低它在中国的不稳定地位？我对此忐忑了很久。

我个人的思想改变，是受到STEM运动影响发生的。早在昆士兰科技大学访问期间，我就看到他们正在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组合起来，形成新的学科群。现在许多文章说，这个学科群的产生主要是应对学生不学理工科，或者理工科不吸引人，需要改进的现实的。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新的学科群不是简单的学科教学改进。国外很早就开始计算STEM相关的产业的年度GDP和就业需求，所以，我更倾向于把这个改进当成一个产业管理的创新和金融管理的创新，其次才是教育创新。2010年昆士兰科技大学召开第一届STEM研讨会，我也到会发言。此后我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如果STEM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管理的创新可以完成，那么我们把文化领域中所有跟科幻想象力有关的内容组织起来，提出科幻产业的概念也应该是允许的。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之后，我从2016年开始差不多每一两年就做一次年度科幻产业发展状况的统计。我跟其他做那种定性报告的热心人不同，我们是理工科出身的，只要开始做，就希望数据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2019年，我们的报告终于获得深圳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在早期，我的报告团队的主要成员是《科幻世界》杂志的姚海军主编和姜振宇博士，他们对报告的编制方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腾讯公司的张圣林协助我们分析了一些国外游戏的数据。到今天，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从由对出版发表非常熟悉的张峰高级讲师负责图书出版，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王垚负责科幻影视、苏州大学马忠红教授的学生刘泽宇博士负责科幻电子游戏，姜振宇博士负责产业园，中国科普研究所姚利芬负责周边产品，王大鹏负责政府投入。分门别类请专业博士硕士进行工作，极大提高了我们报告的水平，现在报告的质量一年比一年好。在我们的带动下，深圳科学幻想与成长基金、未来事务管理局等单位也陆续推出了他们的科幻城市发展指数和科幻产业观察榜单。从2019年开始，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幻研究中心筹备组也加入我们工作。我们的力量有所壮大，正式出版也将成为可能。

我跟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这个协会的成立之初。那个时候我作为科幻迷参加过许多活动。因为参加过少儿委员会和科学文艺委员会的哈尔滨年会，我认识里面许多人，所以对这两个二级分会很有感情。我的许多论文都是在这个系统的会议上率先报告，后来才发表的。2016年换届，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并兼任《科普创作》和《科学故事会》副主编的工作。这个工作很符合我性格，我可以协助周中和理事长、陈玲秘书长整合过去的资源，更好地回馈社会需求。

2017年，我从北师大辞职，转入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工作。我的领导陈跃红主任理工科出身，但多年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他对我的方向特别有感觉，他希望我放手去做，我也正好把多年来心理学、组织行为、知识管理、科幻文学的内容统一到一起。2017年12月1日，我在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成立了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在成立会上,我们除了邀请学术讲座之外，还举办了重庆雕塑家傅榆翔“移民外星人雕塑展”。

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是模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克拉克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的模式建立的。我对自己这个中心的定位，是想象力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一切相关的领域。我们是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目标是探索想象力为基础的创意创新和文化服务。当前，我们中心计划的研究重点有三个。

第一，想象力基础。推进在全国范围内的想象力研究是我们中心的一个重要职责。2018年4月6日，我们举行了“追寻想象力的本源——2018人类想象力研究年会”，会议邀请了全国各个领域想象力研究的专家来务虚。韩启德院士和南科大校长陈十一院士也都来参加。此前，我应韩院士邀请到九三学社做过科幻报告。韩院士对这次会议兴致特别高，全天候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在这个会议进行了摸底之后，我们开始买入脑科学研究的设备，招聘脑科学方向的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我们还为学生开设了“想象力入门”的通识课程，通过心理学的路径进行想象力探索。

第二，想象力怎样作用于科技、文化创新，怎样引领新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积极参加了陈跃红和姚新教授于2018年5月组织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与人文：跨学科对话”，并在会议上谈了我对人工智能时代三种不同知识的看法。同年6月,我们独立举办了“科技时代的中国文学状况与科幻文学变革”，从全新的角度考虑科幻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同月，我们还跟腾讯公司下属的《腾云》杂志共同举办“重新定义文化——二次元与娱乐互联网”研讨会，分析了当前次文化的状况与未来的关系。我们邀请凯文·凯利的中国出版人赵嘉敏博士开设了“未来学入门”课程。

第三，在想象力、未来学基础上的创意作品研发。在这方面，我们在南方科技大学开设了“科幻小说欣赏”“科幻：从小说到电影”“科幻写作”等课程。中心的专职讲师、凝聚态物理博士刘洋的《火星孤儿》已经获得了多种奖项，并成功出售电影版权。2019年12月，深港双城建筑双年展上的“九座城市，万种未来”亮相，这是一个关于未来城市发展的重叠着图书和展品的展区。我接受孟建民院士、意大利策展人FABIO（法比奥）、玛瑙、陈楸帆、王宽、张莉的邀请，跟我们的兼职研究员陈娱共同完成了的策展任务。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类似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的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正在兴起。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之后，亚利桑那大学、日本筑波大学等都在建立这类中心，清华大学也成立了未来研究中心。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期待自己能在跨越学科、创新未来方面走得更远。现在中心的主要工作人员除了我和刘洋，还有姜振宇和他太太姜未禾。他们是最早来深圳加盟我们中心的两位职工。虽然目前他们两个已经到了四川大学，但仍然保持骨干的位置。陈发祥是中心的另一个得力干将。他是首都师范大学脑认知方面的硕士生，现在主要聚焦在科幻教育产品的研发。2018年12月，趁中国科幻大会在深圳举办之际，我邀请刘慈欣、王晋康等科幻作家到南科大分会场参加“从科学前沿到科幻前沿”的主题活动，陈十一院士、郭雨蓉书记、汤涛院士、陈跃红讲席教授都欣然到场。中心会同科幻作家韩松共同制作的《科学幻想——青少年想象力与科学创新培养教程》，经过刘懿娴硕士的实验，马上进行大规模推广。我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科幻和想象力教育的基础，在当前这种需求比创新作品来得更加迫切。

2014年，我在“未来事务管理局”成立会上提出了《科幻未来主义宣言》。我的宣言一共五点，目的是想说服作家和读者，在今天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未来主义是思想的繁荣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意大利科幻作家弗兰西斯科·沃尔索提出了未来小说，并且跟我的学生张凡合作，要马上开展未来小说工作坊。我相信这些努力对今日的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科幻研究的，时代把我们推上了这个位置，我们所做的都只是对外部需求的本能反应。感谢这么多师友对我的信任，感谢探索过程中所有的同道。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有一次说，没想到你这么个儿童时代的爱好竟然玩了一辈子。他说的是对的。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这么个爱好竟然跟我们民族文化改变的伟业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这让我的生活变得充满意义，也充满责任。我将在这个道路上不断努力，尽量做出更多成果。

本文收入《中国科幻文学沉思录》（接力出版社，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