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我与哲理科幻--科幻
另外需要说明一点，哲理科幻并非是我首创，它散见于不少前辈的科幻作品，尤其是阿瑟·克拉克的一些作品更是典型的哲理科幻，不过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集中而已。
什么是哲理科幻？这么说吧，写哲理科幻本质上类似于扮演“传教士”，作者向读者努力讲述着精彩“圣经故事”（科幻故事）——这当然是小说作者的职责和本份——而内心更关注的是向读者宣扬“上帝的荣光”，宣扬科学本身的震撼力和自然深层机理的无比玄妙。这类作品中，作者常常借助“上帝”（科学）的慧目来看世界，超越时空、超越人类、超越表相。
我的作品，可以说从处女作《亚当回归》伊始，就具有哲理科幻的特质。《亚当回归》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宇航员王亚当独自驾着失事飞船回到200年后的地球，被地球人尊为英雄。但一个老科学家钱教授秘密告诉他，其实这时的地球已经被机器人统治，因为地球人的大脑中都嵌有芯片，其人工智力完全碾压自然智力。地球上只残存少量的自然人包括这位钱教授（他其实是新人类之父），但他们在智慧上处于完全的劣势，无力反抗。王亚当经过痛苦的思考，决定给自己大脑也嵌入最高级的芯片，以便从内部反抗机器人。小说结局却是一个悲凉的反转——具有了高等智慧的王亚当很快认识到：反抗这种所谓“科技异化”是愚蠢的，就像是进化史上最后一只老猿人拒绝用火。他沉痛告别了去世的钱教授，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部小说虽然以“人类视角”倾诉了最后几名自然人生活于“异类社会”的孤独悲伧，但其实目光是超然的，阐释了某种“高于人类”的合理性。
另一篇作品《生命之歌》写了机器人小元元与奶奶、父母、姐姐的爱恨情仇。作品基于这样一种设定：生物都有生存欲望，它镌刻于DNA的次级序列中，是回荡于宇宙之中的悲怆壮美的生命之歌。生存欲望是数字化的，可以被破译并输入机器人脑中。这种消去神圣色彩的、被赋予物理学定义的“生存欲望”，与其说是小说的科幻设定，不如说是“上帝的原始设计”。
另一部长篇《十字》（英文书名为《四级恐慌》），从故事层面看是一个与天花病毒有关的跌宕起伏的惊险故事，而其深层的哲理支撑是这样的：进化论认为生物的演化缘于随机的基因变异，大部分变异是有害的，但大自然通过残酷高效的“死亡之筛”，有效控制着有害基因的积累，保证了种群沿着正确的方向演化。所以，上帝并不关心个体的生存和健康，而只关注群体，用《十字》中一句话：“上帝只关注群体而不关注个体，这才是上帝大爱之所在。”而人类医学，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便秉持“只关心个体而不关心群体”的信念。医学的伟大进步挽救了亿万人的生命，使遗传病患者也能终其天年传宗接代，但也使不良基因逃过“死亡之筛”而悄悄累积，在人类头顶悬上一柄阴险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么，在这样的两难中人类该如何办？没有办法。这个悖论源于自然界的深层机理，源于人道主义和优胜劣汰机制的天然对峙。人类只能时刻紧盯着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用试错法摸索着前行，正如小说中一个科学教派的箴言：信仰科学，敬畏自然。
上述风格的作品在我的科幻小说中占据多数。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哲理科幻从某个角度上说有点儿“主题先行”的味道，作者的灵感常常来自于哲理上的闪光点，然后再围绕这个核心骨架去组织情节和人物。众所周知，“主题先行”是写小说的大忌，但在科幻文学领域中它貌似走得通。这是因为，科学本身确实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大自然的深层机理确实无比深邃、简洁优美。如果作者能通过表层故事而彰显出“上帝的荣光”，那么它就至少能打动一部分感觉比较敏锐的读者。就如上面举例的《十字》，当读者透过故事层面真正理解了水面之下的哲理主线，他就会聆听到一首黄钟大吕般回肠荡气的宇宙之歌，感受到生命的悲伧和壮美。还有，哲理科幻中的科幻构思常常直接借用或接近“上帝的原始设计”，因而更为厚重——毕竟，科幻作家的微末智力哪能与上帝他老人家的浩渺智慧相比？这样的科幻构思也更容易成为小说情节的内在推动力，更容易承载深刻的人文内容，这些正是哲理科幻的先天优势。常有人把科学和人文对立，这是不对的，科学其实是最深刻的人文，因为只有以上帝（科学）的目光，才能真正弄懂诸如人性、伦理道德、母爱、爱情等人文主题，才能真正弄懂诸如命运、宿命、两难、生存意义等哲学主题。当然哲理科幻也有先天的劣势：尽管作者绝不会轻忽小说的文学性，会倾力打造小说的张力，打磨语言情节和人物，但由于作者内心更关注的是传教，是剖示大自然的深层骨架，这就难免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它的雪肤花貌，忽视生活细节的鲜活。而且对哲理科幻而言，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需秉赋比较锐敏的对大自然深层机理的感觉，理性大于感性，这就注定了它只能是小众的流派。
前面说过，我写科幻小说是贸然而入、信步而走，凭直觉写作。其实直到现在，我不敢说自己的作品真的能称得上一个流派，不知道这个多少违背小说创作规则的流派是否有生命力。但不管怎样，这就是我在晚年回望时所看见的自己走过的路，我把它不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