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的“刘慈欣问题”
作为研究科幻多年、同时从事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大学教师，我得说，游走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体验。按理说，科幻文学也是文学的一部分，从晚清到今天，各个时期的科幻文学尽管名称和形式颇有不同，但都和主流文学一样，是那个时代的特定思想文化语境的产物。但是，通常用来考察主流文学的方式，放到科幻文学就有些扦格不入——不，应该说是不够意思，不够味。以文学审美的追求而论，科幻当然也应该努力塑造令人难以忘怀的鲜明形象、构思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情节、铸炼风格化而又灵光闪现的修辞……这些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在这些方面，科幻也并非没有优异成绩，比如对科学家形象的呈现便是科幻文学和电影的一大特色。不过我们显然不能期待科幻这支偏师来承担文学本体自我完善的重任，因而许多对科幻的“文学性”的批评，说得轻点是当然正确、但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废话，说得严重点，是文学的固步自封。
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从文学的根源讲起。中国古代的文学正宗是诗。《毛诗序》对诗歌以至表演艺术的缘起有如下解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心中涌动情感，如地火奔突，寻求宣泄，于是形诸言语，进而演化成程度加强、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可以说，《毛诗序》所描述的乃是文艺生成的本真过程。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也好，戏曲也好，乃至小说志怪，都贯穿着此一抒情传统。这点放眼全世界的古典文学也是大同小异，因为使用文学作品进行客观冷静的写实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做法。并且，尽管有些现代小说如巴尔扎克、茅盾等人的作品具有社会经济史材料的性质，另有些现代作家如阿兰?罗伯-格里耶用“零度写作”的方式刻意压制写作中的情感表达，抒情传统仍然强劲地贯穿着现代文学。而科幻文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承载着人类的心灵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情感——惊异。
科幻文学所表达的惊异，并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惊讶，而是联结着未知、神秘、超越，与本质性、整体性的人类生命意识和生存境遇相关的情感。惊异与想象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这种情感，在科学未明、工业未昌的时代，并不附着在特定的文类上，虽然更多地出现在叙事作品中。以中国文学而论，《山海经》、《天问》、《博物志》、《酉阳杂俎》、《子不语》、《聊斋》都充盈着惊异，渗透着人类面对超越认知和理解的世界时混杂着憧憬和恐惧的复杂情绪。到了现代，科学世界观在文学领域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理性精神也就将惊异压制到了少数几个文学保留地。除了保留着较多前现代特征的民间文学，幻想文学(亦称为推测性文学，包括科幻、奇幻、恐怖等)也是惊异的主要载体，而且因为主要由作家创作，形式上更为精巧。可以说，惊异感(sense of wonder)既是幻想文学的根本审美特征，也是其生命力所在;藉由惊异感的营造，幻想文学既具有主流文学所匮乏的美感，又能够启发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纠葛，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可以说，这是幻想文学最重要的文化价值。但必须指出，相当多的奇幻、恐怖作品和一部分科幻作品中的惊异是比较空虚的，因为作者“设意作幻”，其出发点仅仅是利用幻想文学的形式来写一个有吸引力的故事，内心深处缺乏那种居一芥子而观三千大千世界从而无限惊异的自觉。元气淋漓的惊异，是幻想文学在文类意义上最可宝贵的特质。这种特质更多地出现在科幻文学中的原因在于，科学和理性在为我们生存其中的自然世界(地球)除魅的同时，又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揭示了远远超越人类认知、可想象甚至远观但却难以企及的浩瀚宇宙，从而在现代人的心中激起了最真切、最震撼的惊异感。
在明确了惊异之于科幻文学的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破解困扰中国科幻界的“刘慈欣问题”。所谓“刘慈欣问题”，即：为什么只有一个刘慈欣?这个问题最初隐藏在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肯定判断中：“(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这句话广为流传并成为对刘慈欣所取得的成就的经典论定，但也有科幻界人士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个说法抹杀了几代中国科幻人的持续积累。在我看来，如果是以中国科幻文学史的整体发展而论，这句话确实过誉了。刘慈欣并非横空出世，他的成长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滋养和与科幻同仁的切磋;他的成功将持久地鼓舞和激励中国科幻界，但到目前为止达到世界级水平的还只有他自己的作品。不过，刘慈欣以《三体》三部曲为代表的创作水准独步中国科幻，这是得到市场、学界、奖项等多方佐证的事实。在后《三体》时代的科幻热潮中，很多编辑和读者叹息，《三体》是一座丰碑，但近期内其他中国科幻作品似乎难以达到或者接近《三体》的水平，这把科幻之火也就无法烧得更加旺盛。要回答“为什么只有一个刘慈欣”的问题，我认为，无需神化刘慈欣的个人天赋，还是要从他的创作实际和理论思考中去寻找答案。
所有人都注意到，“宏大”既是刘慈欣作品的突出特征，也是他的自觉追求。刘慈欣自己对“宏细节”的推崇，以及他对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的重视，都是他所明言的成功之道。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从大海见一滴水》中，刘慈欣遗憾地指出，中国科幻的评论家和读者对这几点都不认可。现在看来，这正是决定惊异之品质的关键所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很多科幻小说围绕一项或几项新技术、新发明做文章，这当然符合“科幻就是反映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的作品”这样一种经典认识，有很多妙趣横生的作品都是这个类型。但这种科幻格局普遍较小。在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现实“比科幻更科幻”的今天，这类作品能够激起的惊异不多，而且容易被淡忘。相比之下，“宏细节”和“宏形象”引发的惊异不仅历久弥新，而且蕴含着更加深刻的现代性。现代科学揭示了人类及其生存空间和存续时间的局限和渺小，现代技术使人类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并拥有共同的命运，最为敏锐的现代心灵必然在超越地球和人类的大尺度上感到最深刻的惊异。在哲学，如康德所言，对星空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在心灵中被唤起的惊奇和敬畏越多;在科幻，空寂的拉玛飞船、神秘的索拉利斯海和二百次毁灭与重生的三体世界，都是充分展现了现代人的惊异从而注定被铭记的经典意象。
对宏大的追求，还使刘慈欣的小说具有非常突出的世界视野，对全人类的命运多有观照。在全球化的时代，刘慈欣放眼天下的态度使他具备了真正的思想者的气质和心胸。中国的主流文学恰恰缺乏这种视野，耽溺于本国现实，甚至迎合西方对特定“现实”的需要，有时候让人产生一种卑琐的感觉。但这并不是说，刘慈欣就不关注现实。尽管有论者将他排除在“科幻现实主义”之外，但刘慈欣的作品对现实的中国社会和人类世界的反映是丰富而深刻的。他对现实表象之下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法则的体悟，很多时候寄寓在小说的意象和结构之中，而不是写实或者浅显的隐喻。当然，刘慈欣的天下关怀仍然体现了中国本位，这一方面为他赢得了众多赞许，另一方面也引来了一些讥刺。但支配着其创作的深层精神，与其简单地称为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一个伟大文明的世界意识的复苏。套用黑格尔的话，刘慈欣的创作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正是在深沉的惊异情感和深刻的世界视野这二重意义上，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与单纯将太空歌剧或宇宙布景作为手段营造宏大的作品，和包罗万象但却流于浮泛或抽象空洞的作品，以及过分热衷于讽喻现实的作品，都有了根本的区别。
(作者系文学博士、科幻文学研究学者)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