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的”铁笼困境“
假如宇宙原则是一个不可抵抗的「冷酷方程式」，当人类集体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你会选择丢掉人性而取得存活机会，抑或保持人性而直至最终灭亡?当「人人都是赛博格(cyborg)」的技术时代到来，我们作为机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又置身于哪些人类社会的集体精神症候，或者新的意识形态之中呢?
近年，伴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相关科技的发展，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及人文主义危机再次成为热门的公众话题。就此，科幻文学为我们提供了颠覆性和批判性的发问，以及重新审视人类、技术与未来之关系的另类视野。
「冷酷的方程式」：科幻小说的「电车难题」
6月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华文及比较文学协会双年会(ACCL)上，青年学者及作家王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副会长及作家陈楸帆分别以〈「冷酷的方程式」与当代中国科幻中的「铁笼困境」〉和〈控制论视野中的后人类文化症候〉为题，在「后人类文化与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研讨小组中探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特征及发展。身为创作者的二人，强调科幻小说的敏感性在于从波澜不惊之中感受到涌动——一种迹象浮出水面，实则已酝酿很久。要打开现实中封闭事件之间的关联，藉新的想象力呼唤科幻小说的历史化。
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中有一个核心意象，即人在「理性铁笼」(iron cage)中的生存与道德困境。王瑶先从美国科幻作家戈德温(Tom Godwin)1954年的短篇故事《冷酷的方程式》(The Cold Equations)讲起。这篇小说自1982年首次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科幻作家与读者群之中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
《冷酷的方程式》的故事，好似伦理学之中经典的「电车难题」。在未来太空时代，驾驶员发现他们小小的急救飞船之内藏匿着一名偷渡者。按照星际法令，「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即抛出舱外。」因为偷渡者的额外重量会导致飞船降落时的坠毁，以及飞船全员的死亡。然而意料之外，这名偷渡者竟是一位天使般美丽、天真无邪的十八岁姑娘。经历过痛苦的内心斗争，驾驶员不得不将残酷的真相告知姑娘，最终执行了法令。小说创作及发表之初，作者戈德温和小说读者都想令姑娘得救，但编者坎贝尔(John W. Campbell)为反对「纸浆科幻」之中人必获救的烂俗传统，坚持小姑娘必须被杀死：必须遵循宇宙无情的、终极的、不可抗拒的规则。
王瑶认为，冷酷的方程式不仅是一种星际条例和自然法则，同样也暗含经济实用法则和官僚科层法则的性质。结局中姑娘的死，使人想起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之中有关大屠杀作为现代社会之产物的论述：当人变成技术处理的对象，他人的脸即被抹去，我们难以再凭直觉感到对他人的要求与责任。18岁姑娘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最初令驾驶员不忍下手;但对于方程式的法则而言，这张脸却是被抹除的、不受欢迎的存在。类似于阿图塞的意识形态论述，驾驶员自觉接受了法则对于主体的询唤，进而遵从了这法则的不可抵抗性。
在王瑶看来，这种「人之死」的叙事把握了现代文明的关键问题，以及作为现代文明之产物的科幻小说的核心问题。封闭的飞船，某种意义上响应着韦伯(Max Weber)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铁笼」(iron cage)隐喻。理性化与科层制度所代表的现代性悖论，反而成为囚禁人类的铁笼。科幻小说如此自反地暴露出作为其根基的人文主义话语内部的裂隙和悖谬：不管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有多深厚，最终都在那「冷酷的方程式」面前败下阵来。
不过，也正是这样一个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的死亡，引发了此后不同作家对于小说结局的改写，中国科幻作家对于《冷酷的方程式》的困境提出了各式想象性的解决方案。王瑶指出，此处的「铁笼」意象与百年前鲁迅关于「铁屋子」的隐喻形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呈现出中国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焦虑，及其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共鸣与互动。
当代中国科幻中的「铁笼困境」：从小镇到黑暗森林
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使得市场规范成为社会层面的「自然法则」，人文精神的神话逐渐崩解——这种焦虑投射在同时期的中国科幻作品之中。王瑶着重论述了刘维佳、王晋康、刘慈欣三位当代中国重要的科幻作家如何响应《冷酷的方程式》及其预示的「铁笼困境」。王瑶以三位作者的三部小说为例，指出它们均有类似的空间结构，那便是中国9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真实处境：空间之内的人必须向外出走——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科幻小说中，此一境况表现为：拓荒地带法必定高于地球法。
刘维佳的小说《高塔下的小镇》(1998)，一定意义上呼应了中国特殊城乡关系之下作者身为小城青年的内心纠结。故事讲述了男孩阿梓与女孩水晶面对家乡小镇所做的不同选择。小镇的祖先修建了放射死光的高塔，以使自己的家园与那弱肉强食的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小镇之人一旦越过这条生死线，将再无法踏入家乡。300年来小镇因此维持了和平，但也因此而毫无进化和发展。结局中，水晶最终道别阿梓，离开小镇，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未来与希望。
王晋康的《生存实验》(2002)讲述了小英子等一众地球孩子在外星艰难求生的故事，同样呈现了一种被迫的选择。低等机器人若博妈妈对孩子们进行残忍的生存实验，不明就里的孩子不堪压迫，造反杀死了机器人妈妈。反抗成功后，他们才得知原来天房的能量即将枯竭，若博妈妈为使他们获得生存机会才如此相逼。王瑶认为，王晋康对于孩子们「造反无理」的呈现，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他的知青情结：反抗的结果是空虚的。
刘慈欣的《三体：黑暗森林》(2008)更为明确地将宇宙社会学的本质定义为黑暗森林法则：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幽灵般潜行于宇宙之林，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星球都将被其他对手所消灭，因此必须不择手段地前进。王瑶认为，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与他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国家电力系统改制密切相关。市场体制改革的种种不稳定因素，造成同事间的相互猜忌，导致他的创作生活发生巨变：「生存」成为头等紧要之事。小说《三体》所描述的全面失序状态，投射着中国近二十年来社会大转型的个人经验。中国科幻小说的「铁笼」困境，成为一种集体性政治无意识的表述。
三部小说之中，如何重建「大写的人」成为故事的关键。王瑶发现，面对「人之死」，当代中国科幻是以个体的记忆延续人的神话，姑娘/孩子的形象往往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以及困境突围的关键角色。《高塔下的小镇》中的姑娘水晶坚持「进化是生命的使命」;《生存实验》的女孩小英子要求「永远记住算数的方法和记载历史的文字」;《三体》中的女性程心则坚持在「生存」与「人性」的悖论之中「攀登一道责任的阶梯」。姑娘和孩子占据了人类神话的位置，即便是像刘慈欣那样坚持宇宙铁一般的法则，其小说作品仍呈现出人性伦理所造就的丰富的诗意空间。
铁笼困境的可能性在铁笼之外，王瑶以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小说《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作结。天堂般的城市奥梅拉斯，它的所有幸福都建立在一个被囚禁的孩子的苦难之上——假使孩子被解救，城市所有的繁华美好就会瞬间凋零。城市的市民大多在自我开脱之下接受了这种规则，但仍然有一些人会沉默，会选择离开，走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走去未知之中。面对冷酷的方程式，必须相信铁笼之外仍有一个不同的世界。
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控制论思想 vs. 后人类文化症候
王瑶以科幻小说响应人文主义危机的种种表征，然而在后人类的当下，如何理解人类、人性及人文的概念已是难题一则。另一位讲者陈楸帆便从技术层面切入，探讨控制论对后人类文化症候的深远影响。陈楸帆指出，人类诞生以来，基因或生物学层面没有太大进化，但社会及行为学已发生巨变。当原始人目睹现代人的数字生活时，恐怕已要质疑二者是否还属同一物种。
自1948年美国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控制论(cybernetics)以来，控制论跨越文理边界，逐步成为20世纪的一大思想运动。控制论认为生物系统与机器共享同样一套反馈机制，其目的论行为并无本质差别。机器与生物的形上学边界，以及人类在认知和行动上的特权地位，因而遭到颠覆。赛博格(cyborg)的观念便可视为控制论运动的产物之一，取cybernetics(控制论)和organism(有机体)的词头组合而成。
在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看来，「在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喀迈拉，是理论化的拼凑而成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简而言之，我们是赛博格。」她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
哈拉维跨越学科界限的洞察力，指出了人类社会与技术发展的某种必然性，它并非纯然属于技术变革，更是超越了个体意义的社会集体精神症候、文化隐喻、意识形态，以至于成为一种新的宗教。陈楸帆认为，人类陷入了一种新的控制论，我们在数据输入、输出与再输入、再输出的驱使下，被纳入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悄无声息地在反馈循环中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用手机检查身体状况，以调整自己的运动量——你以为是进步的改变，或许只是来自一个更大系统的驱使。
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的科幻议题精彩地展现了控制论思想。影片探讨多屏时代下媒介对人的扭曲。陈楸帆表示，「黑镜」所指便是人所使用的无数终端屏幕(比如电视机、计算机、ipad、手机)，当它们熄灭时，便如同倒影人性的黑色镜面。《黑镜》指向可感可知的后人类现实，比如《沃尔多一刻》一集中，人类演员扮演的虚拟蓝熊获得了极高的人气，但扮演者却逐渐变成被操控的傀儡;再如《马上回来》一集中，女孩思念去世的男友，因此利用他以往的社交网络信息重塑了一个看似与之无异的复制人，但最终又因恐惧机器而选择摒弃。 对于人文主义者而言，共同的人性不容置疑。然而后人类主义话语深刻地修正了我们有关人性的看法。在AI互联网时代，当机器比大脑更快捷、比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时，人与非人、真实与虚拟的对立，似乎反成为一阕悼念人性的哀歌。拉图尔说「我们从未现代过」，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中则强调「我们一直就是后人类」。控制论表明，传统的稳固的人性不过是一种虚构，人类千百年以来始终伴随技术而协同演化，技术以各种方式深刻而细微地重塑着人性。
当代中国科幻更新代作者的书写，自觉而敏感地体现出多重控制论作用之下，当代中国社会的后人类文化症候。陈楸帆的长篇小说《荒潮》(2013)，写到2025年左右，中国南方一座电子垃圾处理小岛「硅屿」的故事。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本地宗族势力、外来垃圾劳工和跨国资本精英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垃圾人」少女小米遭受病毒侵袭后成为人机结合的赛博格，带领饱受压迫的外来劳工奋起抗击。
刘宇昆(Ken Liu)的小说《全都在别处，大群的驯鹿》(Altogether Elsewhere, Vast Herds of Reindeer)讲述人类为了生存而使自身完全数据化、将意识上传之后的故事。母亲带着已经完全数字化的女儿，用45年时间乘坐飞行器飞遍地球，只是为使她领略那个存在于遥远过去的真实世界，看一看什么是真实的森林和海洋。女儿所栖身的数字生存世界看似完美无瑕疵，而刘宇昆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并不一样，也许生命和意识是无法复制为数字的。在刘宇昆的小说《浪淘沙》(The Waves)之中，地球上的人类研制出了永生的药物，将它们送给飞船「海沫号」上的第一代人类。由于飞船装载的每一克物质都经过精心计算，因此父母必须做出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我们去死，让孩子长大，要么我们永远活下去，他们永远是小孩。」这篇科幻小说的议题回到传统的人文主义家庭观。于是，老去的生命化作一团烟火，为新的抵达照亮征程。
在上述虚构的技术发展(突变)史之中，「人类—赛博格—后人类」的进化链条间布满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面对后人类时代的反应是欣喜或恐惧?韦斯利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在评议中指出，西方科幻对于「非我族类」的负面再现，在近几年来(不出五年)大有改观，转而对非人类的形象投注了极大的同情与认同。瑞典电视剧《真实的人类》(Real Human)之中，恰恰是合成人比人类更有人性，人类已丧失人性。
陈楸帆认为，《黑镜》模式化的叙事，往往也先是借助科技或制度性的东西来助长人性(比如虚荣和快感)，推到极致之后令你突然醒悟：原来这是反人性，于是结局发生戏剧性的反转。或许，我们都是人类，也都是后人类，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对方。
而「科幻」的关键，正在于对世界提出颠覆性的问题——即便不会有轻易的答案，或是立刻的共识。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