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中国科幻走上了一条和西方主流科幻不同的道路？--科幻
在高中时，书店里除了凡尔纳之外似乎并没有多少科幻小说的书籍出售，因此《科幻世界》和《科幻世界·译文版》就成了我阅读科幻的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来源。现在想来，每月一期的杂志带给我的期待和喜悦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将那段日子点缀得有声有色。
《科幻世界》
高二一直在补课的暑假正是《三体》连载的时候，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下午，放学后我手里抱着新一期载着《三体》的《科幻世界》走着，路上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北方夏天的燥热，有的只是耀眼的金色的阳光，我迎着阳光走回家，满心满眼都亮堂堂的。
这些闪烁的喜悦当然都是我珍贵且美好的回忆，可却并不是科幻送给我的唯一的礼物，我更想要感谢的是科幻对我的启蒙，它让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学生开始一点点地明白，什么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与反思。
《三体》
我不会忘记最初读到那些作品时受到了多么大的震撼，震惊于原来我面对的生活与世界竟然那样复杂且丰富，以至于可以而且必须从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和深浅去反复揣摩。
我常常说，是科幻带我跨入了哲学的门槛，这不仅仅因为它让我知道了罗素悖论、反证法、图灵测试、机器人三原则、克拉克基本定律，或是知道了薛定谔的猫、拉普拉斯妖、麦克斯韦方程、热力学三大定律、狄拉克海，抑或是知道了希罗多德、希帕蒂娅、莱布尼茨、炼金术与自然哲学、梵天湿婆毗湿奴等等，更是因为科幻以一种超越了科学的深度与普遍性关切着并且反思着科学本身的根据与局限。
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科技狂飙突进时代，有许多人都会不自觉地相信，科技再继续发展下去，现在的一切难题和困境都能得到解决，难道我们不是比20年前进步得多了么？那时谁能想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虚拟现实都能走进人们日常的生活呢？10年之前甚至都还愚昧地将上网看作一种疾病（网瘾），可是现在有多少人能离开网络？难道不是再过几十年人们就可以治愈癌症与艾滋病，开发出新型能源，提高粮食产量，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物质的极大丰富吗？
《2001太空漫游》
从欧几里得与阿基米德到伽利略与牛顿，人类历史花费了一千多年；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只用了两百多年；而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实验样机的运转到出现每秒运算速度以千万亿次为单位的超级计算机，却连一百年的时间都没有用到——对现代的科学文明抱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似乎有着相当充分的理由和依据。然而科幻，却在连打电话都还很新奇的时代就开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这一切提出了理性的质疑。
当然，我需要首先对我这种说法加以界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科幻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从超越科学的深度与普遍性反思科学本身的根据与局限），因为这一点在我看来，乃是我情有独钟的中国科幻相较于其他所有外国科幻而言最为鲜明的特点。这种看法可能会遭到许多的质疑和批判，我也不否认这可能是由于我文科生的背景以及阅读作品数量有限等等原因所导致的偏见，但我仍然想先做出解释。
首先，有些人可能会将我这种区分等同于软科幻与硬科幻的区别，但在我看来，软科幻与硬科幻的区分恰恰是以英语作品为代表的西方科幻内部的区别。就像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与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等作品那样，硬科幻多是以坚实可靠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为基础构想出一整个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它要求各个细节都尽可能地科学且准确，所叙述的故事与情节则要在与这些理论与技术背景相吻合的基础上来发展，阅读这些作品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它们就是那样真实存在、或者可能将会那样存在。然而，这些作品由于将科技的宏大叙事当作首要任务，因此对于人文的关怀与思考方面便较为欠缺，即便有也是深埋在那些科技描述与故事情节的背后。
而如罗杰·泽拉兹尼的《光明王》、尼尔·盖曼的《美国众神》、甚至是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和《阿莱夫》这样的作品，则多依托神话等非科学的因素来探讨、反思某些与科学擦边的、硬科幻无暇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将它们算作是奇幻，甚至仅仅算作虚构类作品的话，那么由于这些问题不那么理论化，所以便被简略地算作与人文相关。
《光明王》
但就如《光明王》一样，软科幻并不一定与反思科学有关（当然如《1984》或《美丽新世界》等的确有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而且所谓软科幻恰恰是由于自身与硬科幻的差异而被当作了软科幻作品，也许准确说来，它们更应当被称作非硬科幻。
简言之，专注用科技理论为基础构建整个背景世界和故事情节的小说乃是硬科幻，它们可以完全不探讨什么问题而只保持过硬的科技细节与基础，就像《安德的游戏》；而其他科技成分不那么过硬的作品则被统称为软科幻，并同时与硬科幻和奇幻作品保持着一种暧昧模糊的分界，例如颇具争议的《银河系漫游指南》《星球大战》和今年雨果奖获奖短篇小说《岁月静如玻璃，年华砥砺于铁》。
可是，这种区分从来没有明显地出现在中国的科幻作品之中，就拿普遍被认为是硬科幻代表的刘慈欣来说，无论是《地火》《乡村教师》《朝闻道》《超新星纪元》《诗云》《镜子》《赡养人类》，还是名声大噪的《三体》，没有一部作品不包含着作者对周遭世界的理解和反思，无论是人性与自然的张力、善与文明的脆弱，还是真理的意义、诗歌与美的问题，都在他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而普遍被看作软科幻代表的何夕，他的《伤心者》《六道众生》等作品的基础则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数学与物理学。王晋康、迟卉、韩松、柳文扬等人的作品也无不如此。
另外，钱莉芳的《天意》、燕垒生的《天与火》、潘海天的《偃师传说》、长铗的《昆仑》和《溥天之下》等作品则是用现代科学的视角反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与传说，不仅软硬兼具，而且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新的视角和可能。
《天意》
因此，我首先想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软硬科幻乃是英文科幻内部的区分，而且本身具有一定的含糊性；另一方面，中国的科幻作品并不存在这种或软或硬、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对科学做超科学的关怀和批判不仅不是软科幻的专利、甚至不是软科幻的必要属性，它作为一种创作科幻作品的独特导向与目的，与通常所说的软硬科幻的区分没有必然关联。
第二，在中国科幻和外国科幻之间不做明确区分是现在较为流行的看法，就像科学无国界一样，科学幻想为什么非要区分国别呢？中外的科幻作家不仅分享同样的科学知识，而且由于科幻小说本就诞生在西方，所以中国科幻作家大多深受外国科幻名家名作的启发，二者的区别真的能够胜过其关联性吗？
难道中国作家写的就不是科幻吗？中国作家写的当然是科幻，但是就像古希腊史诗既与雪莱、波德莱尔的诗歌不同，也与《诗经》和唐诗不同；《麦克白》和《牡丹亭》同为戏剧但是谁也不能否定其中的差异一样，科幻小说也并非只能以某种或某些方式写作，有区别除了意味着矛盾和否定之外，还可以代表特色与新意。由于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科幻作家们同样难以置身于这个潮流之外。因此，虽然阿西莫夫的《神们自己》对月球人生活的描述具有典型的古典风范，但是科学乐观主义也同样深植于他的思考与写作，而这是许多经典的科幻作家所共享的基础。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虽然描绘了地球的毁灭，这种毁灭乃是为了成为另一种超智慧的存在，就像儿童长成大人一样。而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则以一种戏谑的态度对待地球被摧毁这件事情，与高级的外星文明相比，地球只是个违章建筑。
《银河系漫游指南》
然而，这样的乐观和信心在中国科幻中相当少见，王晋康的《母亲》设想强大善战的外星文明会被人类的美与艺术所感化并折服，而《善恶女神》和《替天行道》则表现了对现代的医学和生物科学的忧患。迟卉的《虫巢》和《无穷无尽的大地》则将表面的落后与无知看作保护与包容，真正的宇宙却并非如此。更不用说《三体》中那个游戏引发的恐慌（似乎接续着《朝闻道》的思考方向），没有谎言却无比冷酷的三体人（《镜子》中有过影射），黑暗森林和归零者了。为什么受那些西方经典科幻作品影响的中国科幻作家并没有完全继承前者对科学技术、乃至西方文明本身的信任呢？也许有人会简单地将之归为这些作家们的个人经历，但是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远非这么简单。
《善恶女神：王晋康科幻小说精品集》
曾经有朋友说过，中国科幻不像是小说而像在讲哲理故事，因为不少作品没有小说应有的丰富立体的人物和细节，而好像是为了讲道理而来讲故事。我深以为然，但这并不是否定而是赞扬——因为以讲道理为目的的故事恰恰正是寓言，那个各个古老的文明都曾经擅长、但却并没有真正被继承下来的宝藏。寓言的生命力、简明性和丰富性正是被学术工业所钳制的现代最欠缺的东西，后者如此盛行与理想语言的设想不无关系。
而如果我们的科幻作品能够像《孟子》《庄子》《韩非子》那样讲故事，又为什么一定要像威尔斯他们那样写小说呢？在不断被指责中国人没有批判精神和创造力的今天，我们的科幻小说其实正在默默地证明，我们从未缺乏过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和精神，并且由此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主流科幻的自己的路。
举例来说，《银河系漫游指南》提出了追问“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答案”的问题，而《朝闻道》也提出了“宇宙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但是两位作者对待这个相似的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道格拉斯·亚当斯讽刺性的调侃当然可以看作是英式幽默的典型代表，而且如此给出那个令人困惑答案也可能有着相当深刻的寓意。
可是相较而言，刘慈欣描绘出的对这个似乎无法解答的问题的恐惧更加让我震撼和感动。也许有人会认为其中的情节太过夸张，真的会有人愿意为了知道几个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而自愿赴死吗？拥有高度智慧的外星人真的解答不出宇宙目的的问题吗？难道这不是因为作者自己回答不了才如此假设的吗？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结尾的妈妈面对女儿的问题有必要那样害怕吗？这种害怕是不是只是怕女儿重蹈父亲的覆辙呢？对我来说，我愿意相信人类从未缺少过为理想而献身的人，愿意相信科技高度发达的外星人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也愿意相信真的有人为回答不出它而深深地恐惧着。
就像后来《三体》第一部里面的杨冬一样——因为这个问题乃是一切科学和知识的根据与前提，如果它无解那么一切知识都将失去意义；同样，恰恰由于这个问题关系的乃是科学知识本身的根据，因此完全无法用科学的任何方法和手段获得解答，因为它超越了科学，是科学的基础，就像黑格尔说我们无法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
刘慈欣
如此这般，这篇短短的小故事将我们带到了被认为是哲学之根本的“形而上学”的源初含义上：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它提出的乃是物理学后面的、与物理学息息相关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当然也是超越了物理学等等科学的有效性范围的问题。美妙的是，这个问题起源于科学本身。
将现有的或可能的科技理论、成就、创新以及发展倾向推到极致，从而自然而然地展现其中不可避免的、几近自我否定困境与难题；或者反过来，将某些通常看来无用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疑问的事情推到极致，从而显现出它们本就具有的超越性的意义，是优秀的中国科幻作品常常展现出来的特点。而且更加可贵的是，他们没有停留于提问，而是试图去回答，或者至少给出自己的态度。
就像王晋康的《替天行道》不仅在十多年前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转基因作物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且那个以中国老农的形象出现的上帝批评将自杀基因置入小麦的做法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它可能引发的可怕的后果，而是因为“世上万千生灵都有存活的权利”这一个亘古不变的理，因为那些人“为了少数人私利而去戕害自然”。这个道理看上去似乎太不科幻、太平常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期待一种更科幻的、例如描述将会产生某种很出乎意料的危害并解释为什么的结尾，但我希望不会有这样的期待，因为作者已经给出了最好、最源初的原因，可以说，将它当作根本原因恰恰体现了中国科幻的独到之处。这不仅仅是软科幻或者人文关怀的问题，而是一种对世界和人的根本性理解。于我而言，这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哲学了。
《趁生命气息逗留》
当然，肯定有人会提出质疑，难道罗杰·泽拉兹尼的《趁生命气息逗留》，或是《黑客帝国》《逃离克隆岛》等影视作品不也是在对科技与人性进行反思吗？将这一点当作中国科幻的特点会不会太过草率？当然，我不会否认这些作品与上面提到的主题和方法有吻合，但是我将之看作中国科幻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只有中国科幻才这样做了、而任何其他科幻作品都没有这个维度，事实上，我是指我们的科幻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一方面，西方科幻两百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其中当然有多少具备上述特点的作品，但是毫无疑问它们的比例并不大，而且多少还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异（语言本身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对科幻作品的影响力远超一般人的想象，然而本文无法完全展开这些细节性的讨论）。而中国科幻的创作不过几十年历史，而且只局限于少数人的范围之内，但却极为明显地出现了这样多特点鲜明的作品，这是我将之看作特点的原因。另外，影视和文学本就差异很大，而且中国的科幻电影似乎尚未成形，因此我的讨论并没有涉及科幻电影等问题。
陈康先生在译注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时的理想是“让外国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憾”，同样的理想或许也可以合理地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种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与视角，也许无需外国人认可的加持也可以坚定地相信自己所走的路，无论我们的科幻小说有没有得奖、有没有被外国人赞美，中国科幻本身的价值都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因素而增加或消减。想要产生基地系列那样的经典作品，只能靠一代代科幻作家们的克绍箕裘与笔耕砚拓，而不是外在的宣传或普及，后者至多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罢了。与之相应，我们应当对中国科幻抱有足够的自信，毕竟这些已有的作家和作品已经迈出了相当成功的一步。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