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中的科普问题--理论评论
志怪神魔小说的文化经验
志怪神魔小说中的想象谱系与文化经验，是晚清科学小说家为理解西方科技器物形象寻找到的第一类传统资源。侠人在《小说丛话》里把《镜花缘》《荡寇志》《西游记》等志怪神魔小说视作中国科学小说的源流，这一说法得到了不少小说家的认同。有人将汽车和铁轨比作戴宗的神行法，把海底旅行和地底旅行比作土行孙的遁形法，还有人把《西游记》看成与近世科学“最有关系”的小说，认为“西人所制之物，多有与之暗合矣。如电话机之为顺风耳，望远镜之为千里眼，脚踏车之为风火轮之类”，只是因为“后人不竞，科学不明，故不能一一见诸实事耳”。
正因为西方现代科技有了溯源中国想象谱系的可能，所以进入科学小说的想象力也就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科学的束缚，变得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如《月球殖民地》中，法螺先生灵魂可以出窍，“几如炮弹之脱口飞向天空”；《女娲石》里，脑子可以拿出来清洗，以荡涤思想上的污垢。更不用提《生生袋》里毫无解剖学依据的人脑臆想、《秘密室》里如同巫术般的催眠了。更糟糕的是，当这种嫁接了神怪叙事传统，缺乏严谨科学事实的创作与商业化文学时代潮流结合，往往就会异化为借科学名义证明神道鬼怪之不诬的猎奇故事，满足了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却戕害了尚未萌芽的科学精神。这引起了鲁迅等启蒙精英的强烈批判，他斥责这些“好讲鬼话的人”“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古典诗学修辞的借鉴运用
相形之下，另一种借鉴传统的做法可取得多，就是将“赋比兴”中的“比”这一古典诗学修辞手法运用到科学小说中。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指的是作为喻体的事物要切合客观事物特征，方可揭示事物所喻的意理。余冠英赞叹汉乐府寓言体歌辞“极活泼的想象力”，就在于诗歌采用了“枯鱼作书”这样的比喻手法。
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妖、花、木、鱼、虫等物的拟人书写，被鲁迅评价为“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当这一手法被运用到科学小说中时，令人读之“辄欲睡去”的枯燥读物便有了别具特色的生动之处。拟人是最常用的，如《病菌大会议》里，所有的病菌都被拟人化了：“满脸都是麻子”的麻疹君、“面目发赤宛似戏剧中装扮的关云长赵匡胤一般”的猩红热、“风流放诞常在花柳场中”的梅毒先生和淋病先生等。
再如《元素大会》中的化学元素也被拟人化：“衣冠皓洁，形容光焰，常左右驰走于四隅，与人周旋”的“青年”水银，品性恶劣、让“金属派中人尤畏之如虎”的“莽汉”硫化水素。用人的外形写病菌、化学元素，把病菌、化学元素这些陌生的科学事物拟人化处理，既自然活泼又形象生动，让读者很快就熟悉了它们的特性。类似的还有《蚊之友爱》《鸟类之化妆》等。或许这样的创作对小说家的科学素养和古典文学修养两方面要求都比较高，因此数量并不多。五四运动之后，在反对文言文等文化主张的影响下，上述从传统中找寻文化精神资源，帮助完成科学器物的描述性想象的科学小说深受影响，创作量大为减少。
奇幻冒险推理的叙事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幻想小说”取代“科学小说”成为这一文类新的名称。在“向科学进军”的时代需求下，“科学幻想小说”被纳入科学普及读物的旗下，确定了向青少年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的历史使命。
由于当时能够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为儿童文学家或科普创作者，他们习惯了用简单活泼的语言讲清晰易懂的道理，不擅长开掘个人情感来书写人性，而是更注重响应时代号召，将科学知识传达给青少年读者，帮助小读者树立对科学的兴趣和学习的信心。因此，在当时的科幻小说创作里，最常用的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讲述科学原理，对于那些与日常生活过于遥远的科学知识，作家则力图用最直观、最形象的事物来进行类比处理，比如把人造月亮形容成一个挂在布满星星的天空里的大轮子，把太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比喻成嵌在黑幕上的珍珠等，虽然有趣生动，但也十分直白浅显，文学性不高。
这种情况在新时期伊始有了明显改善，原因在于汲取了苏联以及欧美科幻小说中的侦探悬疑叙事手法。使用这一手法的佼佼者，是叶永烈。他将阿西莫夫的侦探科幻，还有英国柯南道尔、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等国外推理小说的创作技巧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很多小说，如《生死未卜》《欲擒故纵》《神秘衣》《秘密纵队》以及“金明探案系列”等，都将科学知识融入奇幻冒险的探案推理中，从而化解了“问答式”知识讲述的枯燥，使读者在被故事情节吸引的同时，不知不觉理解和接受了故事中的科学内容。
科普与文学的双维并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除了绿杨、刘兴诗等少数老一辈作家还在坚持科普外，新加入科幻创作的小说家开始更多地把文学性作为努力的方向，如何讲好科学知识不再是他们想要的目标。这种情况在进入21世纪后更加明显。今天，我们有很多科幻小说家，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已经能写很优秀很好看的故事了，但在他们的小说中，却很难再看到普及科学的意识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刘慈欣，他的《三体》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科普与文学意识兼具的范本。
《三体》一开头，作者就用“射手假说”和“农场主假说”，为读者解释了一个看起来十分玄妙难解的宇宙定律：物质的本原是无规律的。这两个故事都十分贴近日常生活经验，读者很容易理解故事内容，并且将故事世界与现实生活进行类比，从而理解定律的内涵。
小说第三部“死神永生”里云天明的三个童话，被称为最科幻的童话故事。这三个童话都很有隐喻意味，清晰地阐释了维度这个概念。例如，故事一中，针眼画师将国王、王后和部分大臣画进画里的过程，就是三维降至二维的降维过程，很形象，也很好懂。故事三中，公主从远处看到的深水王子，跟走近了之后看到的一样大小。于是，读者就带着为什么会这样的悬念跟着作者找原因，发现是因为深水王子不符合透视原理。透视原理在三维世界里才会发生，而深水王子不符合透视原理，说明他不是三维世界的人。那么，三维化二维的降维打击，对于深水王子来说完全不适用。看起来都是很难理解的科学原理，通过这样的故事讲述，读者很容易就明白。而且这些童话和故事都很美，充满诗学内蕴，云天明为所爱的人、所爱的文明付出的代价和深埋的苦心，也让人读后特别感动。
作为文学类型的一种，文学性是科幻小说关注的重心所在。为读者讲好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幻想故事，飞扬的想象力和足够动人的故事性是科幻小说创作追求的主要目标。但是，科幻小说还可以做得更多。因为科幻小说是所有的小说类型中唯一能够实现普及科学知识的一种文学形式，而且它对科学知识的普及效果远远好过一般科普读物，“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鲁迅语）。虽然我们不能强求所有的科幻小说都一定要做到科普知识，但如果有些科幻小说能够这样去做，并且把它做好，那么，就能更好地发挥这一文类的功能。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