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科技时代需要与之匹配的新的审美，科幻正当其时--访谈
刘洋是一位“80后”科幻文学作者，也是凝聚态物理学博士。他在新长篇《火星孤儿》里，从中国高中生的视角出发，融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建构了一个奇观世界，并且有意识地开发了一套独属于自己的科幻设定法，比如“Bethe图谱”、“线性设定链”等。正如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评价刘洋作品时提及的，“从最平凡的角度展开，进而上升到宇宙尺度的奇观。”
《火星孤儿》的灵感来源于“如果书中的知识都是编造的”的设定，刘洋其他的作品也与之类似，总在现实土壤上寻找创意的点子，进而延伸开去，这与刘慈欣的影响有关。刘洋认同刘慈欣关于“科幻是以创意为核心”的写作方式。“点子科幻”在他看来，是最具有“黄金时代”风格的核心科幻，他希望能够坚守这样的写法。
从小喜欢看科幻小说，但刘洋开始科幻创作则因一次偶然：在读研究生期间选修了一门“科幻电影赏析”的课程，没想到其实是科幻写作课程。以那次课程为起点，他开始认真地、以发表为目的地写科幻小说。物理学的知识背景对他的小说创作起到了科学支撑的作用，比如《开往月亮的列车》最早起源于他为了调试编程软件所写的一个测试程序，《蜂巢》则是为了写石墨烯的论文，研究石墨烯中电子的迁移速度时找到的灵感。“我主要是做数值模拟，每个程序跑起来都要等很久才会出结果，所以在等程序结果的间隙抽空写了很多短篇，一直写到现在。”
“科幻小说一定要关照现实，本土科幻要聚焦在中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上。”
记者：《火星孤儿》从“高考”这一话题切入，灵感来自于“如果教材上的知识全是可以编造的，世界会怎么样？学生会发现吗？”
刘洋：是的，这本小说的核心设定来自于一个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就是如果课本上的知识都是错误的，或者更阴谋论地说，是有人故意编造的，那么对学生、对这个社会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个点子激发了我创作的冲动，然后我开始思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奇妙的场景。后来我想到了在不同维度的时空中，自然规律的数学形式会出现差别，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完善关于两个世界的物理法则的设定，其中包括用薛定谔方程对二维宇宙的元素周期表的推算。这种设定一方面可以让故事更富有悬疑性，另一方面也契合本文批评机械式科学教育的主旨。
记者：“高考”是全民性的话题，开篇很大部分都是写近藤中学里孩子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读的时候会觉得科幻成分太少，更像是反思现实的作品。但越往后读，越会发现它原来有两条线索，近腾中学和“263计划”，其中涉及了一场大灾难，直到最后一章，才解密此前种种，这样的结构和叙事方式是你的意图吗？
刘洋：我的小说都习惯于从人们熟悉的场景写起，让读者可以快速进入故事之中，增强代入感。之后再通过故事的推进，将场景逐渐推向陌生和奇诡之地，渲染悬疑感，让读者的兴趣逐渐提升。
在故事的最后揭晓灾难背后的真相，以及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设定，这样既对前文有所回应，提高了文本的整体性，同时又把悬念维持到最后。这种叙事结构在科幻及推理小说中是很常见的，是比较典型的类型小说的写法。
记者：因与“高考”主题相关，读者容易把书归于少年科幻一类中，但评论者徐彦利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指出《火星孤儿》不能划分到少年科幻的原因。
刘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里并没有对目标读者的年龄有一个确切的设计，不过考虑到目前中国很大部分科幻读者群都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为了贴近他们的生活，我把故事的主线放在了校园，写一群中学生的冒险和成长，所以可以说这是一本写给少年人的科幻小说。但是本书又和中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儿童科幻不同，它里面还包含着一些对现实生活的忧虑和质疑。张冉曾经说这是一篇YA小说，也就是young adult小说，其实就是介于成人科幻和儿童科幻之间的作品，我觉得是很准确的定位。
记者：这本长篇的主旨有一条是“既暗示了外星文明所困的位置也隐喻了人类的困境”，“隐喻人类的困境”这应是科幻文学最具文学性的一面。科幻最终指向是探讨观察另类时空下人的处境。也就是说你认为如何把中国现实与科幻元素相结合？科幻本土化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刘洋：我觉得科幻小说一定要关照现实，当然，不用像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直接摹写生活，而是可以采用一些间接的方法，通过描写未来或者某些极端环境下的人类生存状况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我之前有一个叫做《单孔衍射》的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我把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分化问题以一种科幻小说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
科幻本土化，并不是只要故事发生在中国，角色的名字是中国人的名字就行了，而是要走进读者的内心，聚焦在那些中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上。
“一部杰出的科幻小说，最重要的是其核心设定要足够吸引人。”
记者：好的科幻故事的核心之一是“点子”，也就是创意，类似于大家常说的“开脑洞”，你怎么理解？
刘洋：我觉得，一部杰出的科幻小说，除了故事精彩之外，最重要的是其核心设定要足够吸引人。这正是科幻小说所应该具有的特质，正如推理小说的核心是犯罪诡计的设计一样。虽然很多不以科学设定取胜的科幻小说也很好看，但我们不应该就此忘却了这一文类的基石所在。在“新浪潮”运动之后，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核心科幻其实是在逐渐式微的。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人继续写一些有“黄金时代”风格的作品，坚守核心科幻的阵地。
记者：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支撑着科幻文学的不断发展，这是科幻文学独有的优势，另一方面，有人说科幻预见未来，你怎么看待二者的关系？
刘洋：关于科幻和科学的关系有很多讨论。有人说科幻的想象力可以启迪科研的方向，但我觉得恰恰相反。根据我的观察，很多科幻小说都是在当前科技前沿发现的基础上推演而来的，因此从因果上讲，应该是先有科学上的大胆创想，然后才有科幻的进一步推演和故事。比如赛博朋克，虽然在互联网普及前就有人写过黑客什么的，但那时候已经有电脑存在了。为什么在凡尔纳的时代没人写赛博朋克？显然科幻小说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前科学进展的。它可以稍微领先一点科学的发展速度，但是领先不了太多，因为它的想象力的源头还是科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科幻小说可以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特别是让学生产生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从而投身于科学研究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幻确实可以推动科学的进步。
记者：回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到底什么是科幻？这里可能存在一种偏激的看法：只有刘慈欣这样写的才叫科幻，也就是硬科幻才是真正的科幻。事实是关于软硬科幻的讨论一直都有，也很难区分。
刘洋：硬科幻和软科幻这些概念本身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甚至科幻和奇幻之间的区分在很多时候也并不清晰。我们看推理小说，里面有所谓的本格派和社会派，两种类型都自然有其拥趸，也有很多人说只有本格派才叫推理小说，其他的应该叫悬疑小说。所以你看，推理小说和科幻小说一样，也存在类似的争论。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在定义上钻牛角尖。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最初阅读科幻小说的乐趣主要来源于其中惊艳的设定或者瑰丽的奇观，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阅读具有这些特质的科幻作品。
记者：有批评家指出相对于科幻文学中所呈现的那些“惊艳设定或者瑰丽奇观”，科幻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描写是薄弱环节。
刘洋：的确，很多科幻作品都常常面对这类文学性不足的批评，包括阿西莫夫、刘慈欣等。这些批评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很多时候是完全站在纯文学的角度来进行评价，从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一些独特的审美特质，它们有一些自己特有的评价标准，比如设定的创新性、场景的惊奇性、世界建构的自洽性等等。也就是说对于科幻读者来说，将刘慈欣的作品，用莫言的文笔重写一遍不仅毫无意义，可能甚至是有害的。
“从科学发展中找到新的写作领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方式。”
记者：正如你之前以推理小说类比科幻小说来回答问题，而和其他类型文学一样，科幻文学也存在既定模式，面临一些困境，比如说题材过多使用，如时间旅行、外星人，怎么把熟悉的元素组合出新意？
刘洋：多关注科技的前沿进展，从科学发展中找到新的写作领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方式。另一个方法就是将既有的元素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通过类比的方式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连接起来，也可以写出很有新意的作品。比如刘宇昆的《结绳记事》，把原始人的结绳记事和最前沿的蛋白质研究联系起来，一下子就写出了新奇感。
记者：科幻圈似乎有“四大天王”的称呼，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他们的作品形成了一套“核心科幻”的审美体系，这一体系又跟《科幻世界》这个老牌杂志相关，很多科幻作者受到其影响。
刘洋：核心科幻的审美体系，其实很类似于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审美特质，很多中国科幻作者都是看着《科幻世界》成长起来的，当然会受到它的影响。我刚看小说那个阶段，正好是刘慈欣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发表作品的时期。他的作品是典型的设定先行，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么多科幻小说，至今仍有印象的，都是那些设定奇特的篇目——甚至很多作品的故事都不记得了，但点子仍然印在脑中——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刘慈欣的。所以说，他的小说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其实我很多小说里都有他作品的影子。
现在，随着陈楸帆、张冉、阿缺等新一代作家的涌现，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可以在《科幻世界》上找到了，《科幻世界》杂志以及当前中国科幻界的作品风格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不再那么“核心”了。
记者：2019年对于中国科幻而言，会是不平凡的一年。《流浪地球》的热映，中国的科幻产业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热潮相对冷却之后，再回头看，您觉得《流浪地球》对于中国科幻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刘洋：《三体》之后，中国科幻开始热起来了，今年的《流浪地球》电影，更是将中国科幻推向了更广阔的大众。毫无疑问，这种科幻热潮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和写作科幻小说，也让更多资本进入科幻领域。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伴随着中国的科技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国科幻小说的热潮应该会持续下去。科技时代需要与之匹配的新的审美，科幻正当其时。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