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科幻：从幻想到现实的中国速度--科幻
在“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中，这种对科技，尤其是对科技发明的向往之情极其强烈。当然，这种向往并没有走向魔法化或者像古典技术幻想般缺乏自洽逻辑，转而是通过构建科技乌托邦的形式，去想象社会主义未来的最终形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人吃饱穿暖、城市化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充满科技化元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风靡全国，这部小说实质上是一部游历性的发明创造小说，多年过去，读者仍对其中小汽车大小的西瓜和足球大的番茄记忆犹新。对巨大、巨量农产品的描述其实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中已有体现。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还在温饱线上徘徊，吃饱穿暖成为了最为迫切的诉求，因此借助科技力量达成未来粮油不愁的美好生活是当时科幻小说主要描述的内容之一。1956年，迟叔昌发表科幻作品《割掉鼻子的大象》，故事讲述“我”受邀到位于戈壁的国营农场进行丰收新闻的采访，却意外地遇见了人们在追逐观看一群没有鼻子的白白胖胖的大象，“我”带着各种疑问最终见到了国营农场的老同学李文建，他为我解释这是国营农场的新型农产品“白猪72号”，并带我参观了国营农场的其他奇迹，还让我品尝了新品种猪肉做成的美味菜肴。这一作品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部分读者甚至认为迟叔昌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大跃进时期“肥猪赛大象”的状况。尽管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违背了生产规律，但其背后所折射的期待是对丰饶物质生活的向往。除《割掉鼻子的大象》外，“十七年”时期类似的小说还有鲁克在1960年发表的小说《海底鱼厂》、王国忠在1961年发表的《海洋渔场》等作品。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除养殖业外，种植业也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得到了想象性的表达。1963年，鲁克的小说《鸡蛋般大小的谷粒》问世，顾名思义，作者通过构想中的农业科技，让谷物单粒成长迅速且巨大，然后快速地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同样，在萧建亨1962年的科幻作品《蔬菜工厂》中，未来中国的农作物种植，完全形成了自动化、快速化的产业链条模式。1963年，王国忠的科幻小说《春天的药水》发表，又从农药与催化剂的角度切入对未来中国种植业进行了创想。上述种种关于农业的科学幻想现在看来可能略显平庸，但是如果回归彼时语境，这已经是十分超前的想象力表达了。当前读者之所以认为“十七年”时期这类科幻略显幼稚，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经验环境相较于70年前已经大相径庭。追求全面小康生活的当代国人较难理解为何彼时作者要描绘体型硕大的作物，而以袁隆平院士为技术核心的杂交水稻科研团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逐步解决了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以科技强国的路径达成了对“鸡蛋般大小的谷粒”的拟换。因此，并非“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幼稚，而是70年来我国科技的迅速发展让幻想得以介入现实。
中国古有四大发明，今有新四大发明——高铁、共享单车、移动支付与网购，这些在我们当代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在过去还是一种近乎不可能的存在。1957年，迟叔昌的科幻小说《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问世，畅想了20多年后国民便捷出行的种种场景。得益于中国高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再是文字中的浪漫主义，而每天经历朝发夕至的当代国人也很难想象即便在30年前50公里山路都需要驱车大半天的时光。因为中国速度，幻想正不断地变成现实。在《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中，迟叔昌还想象出充电汽车与交通工具上的互动机器人，并认为这些都是难以企及的未来科技。反观当下，新能源汽车最近几年已经成为国家绿色发展与环境友好举措的新方向，充电站、充电桩随处可见。而遍布商场、高铁站与机场的互动智能机器人正与全息投影导航和VR设备相映成趣。这些在“十七年”科幻小说中处于想象力彼端的科技神话，如今已经成为了当代国人的生活日常。
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已经出现了对智能手机某些功能的描绘。严远闻于1958年发表了《假日的奇遇》，其中开篇就描绘了主人公新新到乐乐家过暑假前打可视电话的场景。在严远闻当时的想象中，可视电话是一种大型的放在玻璃罩中的装置，使用该装置需要一定的准备与流程。而今，视频通话成为了当代国人即时交流的必备技能，并且操作方便简单，实时直播已经从个体行为变成了风靡全国的文化产业。出门三件套也从钱包、钥匙、公交卡简化为“只要手机有电，便捷永不断线”。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与田汉话剧同名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在最后的半个多小时中，构建了社会主义未来生活的种种情形，其中包括蔬果繁茂、畜牧兴旺、人们载歌载舞、有声信件、可通话电视、乘火箭去太空等内容，这些场景透过黑白画面传达出属于那个年代的张力。而今，在我们的艺术表达中，上述场景并不常见，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已经将多年前的想象变为了日常，一切的快捷舒适，都得益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提高。
当然，除农林牧渔与日常生活外，“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也关注重工业以及大国重器的制造。受20世纪中叶太空热，尤其是苏联太空探索的影响，“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有很多将目光投射于太空。新中国科幻巨擘郑文光发表于1954年的《从地球到火星》以及之后发表于1957年，斩获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的《火星建设者》都将火星作为故事背景，展现中国人民的太空探索精神，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掀起了火星观测的热潮。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对月球的好奇与向往也非常强烈，无论是早在1950年张然的《梦游太阳系》、1951年薛殿会的《宇宙旅行》中，还是在1955年郑文光的《征服月球的人们》、1956年鲁克的《到月亮上去》中，月球上的神秘景象与神奇的物理现象都被科幻作家们化作文字跃然纸上，满足了读者对陌生化世界的美学期待。
除自然天体外，人造天体也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作家热衷描述的对象，尤其是人造空间站。1954年11月，郑文光在《中国青年报》上于23至30日陆续连载故事《第二个月亮》，该小说后于1955年收录在文集《太阳历险记》中。一年之后，于止（叶至善）也出版了单行本科幻小说《到人造月亮去》。两个故事都以人造空间站为背景进行描写，并且在小说中插入了详尽的空间站剖面图，让读者对这一航天器有了较为透彻地了解。此外，“十七年”时期还有部分作家创造性地写出了天气控制类科幻小说。1956年底，梁仁寥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小说《呼风唤雨的人们》，是“十七年”时期较早涉足人工天气控制的科幻小说。1962年，刘兴诗《北方的云》将这一类科幻推向顶峰，小说的叙事大气磅礴，讲述了气象控制站的科学家如何蒸馏并运送渤海海水，以解决内蒙古农业试验站干旱的燃眉之急。
上述“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想象天马行空，场景恢弘，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徜徉思绪的空间。而今，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大范围天气控制技术尚待开发，但小范围天气调节技术与小空间环境改变技术已日臻成熟；伴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运力的加强，天宫空间站也拟于2022年前后完成建造并投入使用；2004年，中国正式开展“嫦娥”探月工程，历经15年探索，国家航天局表示于2019年年底前后发射“嫦娥五号”探月卫星，“玉兔号”月球车也已在月面完成了972天的探索工作；中国火星探测计划已经公布，火星探测器已于2019年10月首次公开亮相，并计划于2020年发射，在2021年之前登陆火星。科幻小说中的场景，已近在咫尺。
中国的科幻传统除关注器物层面外，还关注个体与群体的精神状态，“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十七年”时期的部分中国科幻小说语言通俗化、呈现形态稚嫩化、主人公多设定为少年儿童、预期读者也是少年儿童，很多批评者认为这是文学价值降低的表现。实际上，这种现象却反映出中国科幻独特的中国性，即专属于中国的未来观。西方科幻，甚至于苏联、日本科幻，它们的未来观是纯粹的线性时间，未来即是时间的远端。而在“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中，未来观是循环可复制的，它的落脚点是人，伴随不同个体的成长，青少年们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经验最终会共同构成中国的光明未来。当然，以回环可重复的成长经验所塑造的未来观除了指向远端，还能勾连历史，从而引导我们当前的国家建设，譬如千年大计雄安新区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都是这种落脚到人的未来发展观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
“十七年”时期的部分科幻小说同样展示了我们的大国担当与民族认同感。王国忠于1963年发表的科幻名作《黑龙号失踪》，通过一个混合军事、历史与悬疑风格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对和平的热爱与对帝国主义的抨击。又例如童恩正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代表作《古峡迷雾》中，通过一个三线并叙的历史考古故事，揭露了一段资本主义的阴谋，还原了一段古川东巴人的迁徙史，还批判了西方本位主义并自信地肯定了中华民族的起源。这篇小说在当时激起了读者极强的民族认同感，还有很多年轻人立志以后要从事考古相关的工作。上述种种，均是“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所传达的正能量精神。
中国速度让幻想介入现实的时长变短，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日常和可期的近未来，确实难以被冠以科幻之名，但在回溯的目光中，当今生活已经被“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全面且精准地预言。当下的中国科幻正在极力挣脱西方科幻传统的束缚，并且尝试讨论宇宙、人类以及思维的终极，未来的读者与批评者同样会认为我们当前所写的文字略显拙劣幼稚，但也会感叹于我们对未来事物所做的精确预言。因此，科幻小说的萌芽、发展、壮大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密不可分，而科幻小说的创作、传播与接受，则是一个螺旋深入、不断追求究极而渐次展开的过程。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