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宸：“历史”与“末日”--科幻

一、引言

自2008年推出单行本以来，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1]便不断掀起热潮。这股“《三体》热”从科幻圈开始，而后逐渐扩散至互联网等其他领域[2]。在《三体1》英文版荣获雨果奖之后，其影响更是呈现出现象级的爆发。具有表征性的事件是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引用《三体》阐述朝核问题[3]和刘慈欣当选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4]。对于《三体》所引发的这一系列“事件”和作为“事件”的小说《三体》，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研究界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早在2011年，王德威教授就有过“从鲁迅到刘慈欣”式的高度评价[5]。撇开恰当与否不谈，这一评价实际上提示了理解《三体》的一种方式，即将它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来进行观照。从该思路出发，许多论者都分析了《三体》相对于当代文学的“新质”，其中宋明炜的论述尤其值得关注。他认为：“相对于被他统称为‘主流文学’的个人化或内向化、碎片化的当代文学”，刘慈欣自己的创作“还原了现代小说作为‘世界体系’（the world-system）的总体性和完整感”[6]。这一观点在严锋那里得到了响应——在严锋看来，刘慈欣带给中国文学的乃是“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7]。这类表述很容易令人想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总体性”（Totality）概念。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詹明信对卢卡奇《小说理论》的评论——“这种作品可以使生活和经验被视为一个总体：它的所有事件，所有部分事实和要素，都作为一个总体过程的部分而得到直接把握”[8]——来理解这一概念，即它呈现为一种有机统一的意识趋向，并使得我们能将整部作品的内容、形式及其对应的生活理解为一个整体。而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它同时也意味着对“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的“超越”[9]而非取消。由此返回当代文学的脉络，我们便可发现，虽然当前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的“众声喧哗”局面，各种类型化写作与情感性表达肆意奔流，但它们所对应的不过是“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各自封闭的某个侧面。无论从哪个“声部”出发，我们都无法完整地理解当代的生活与世界，因此，对于“破碎”的“超越”势所必然。正是在这一破碎成无数“小宇宙”的当代文化语境中，《三体》的整体性[10]之意义才凸显出来。然而，整体性的意识表达并不能凭空呈现，它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贯彻于小说文本之中。针对这一点，宋明炜的回答是其“创世史诗色彩”[11，即“像上帝一样创造一个世界再描写它”[12]。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因为“创世”的方式在科幻小说、网络小说中均很常见。因此我们要追问的便是：《三体》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将对整体性的追求转换为了一种文本实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仅要知道《三体》讲述了什么，更要明确它是如何讲述的。换言之，我们要讨论的是《三体》以怎样的叙述方法组织起了整个三部曲，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整体性意识的实践与召唤。由此，笔者拟对《三体》的历史模式和末日模式进行分析。这不仅因为两种模式都作为贯穿三部曲的总体叙述模式而存在，更因为它们皆与《三体》的整体性文本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视其为把握《三体》的“整体性”的关键形式，并以此确定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位置。

二、历史模式：“我们”的“时间性”

《三体》又被称为“地球往事”，其命名提示了刘慈欣的某种创作冲动：“希望把小说写得像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真实记叙”[13]。正是这一思路，造就了《三体》的历史模式。把小说故事当作“历史”来进行书写，这在科幻文学中并不少见。有论者指出，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实际上承接了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和田中芳树诸人书写“未来历史”的科幻文学谱系[14]。然而，刘慈欣《三体》中的历史模式与海因莱因等人的“未来历史”并不能等同。对这一点，我们且从《三体》的叙述者说起。

在《三体1》和《三体2》中，只有一个叙述者，其叙述模式是全聚焦的，即“叙述者所掌握的情况不仅多于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知道他们的过去与未来，而且活动范围也异常之大……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任何一个人物认同”[15]。换言之，这种模式里的叙述者是上帝式的[16]，其叙述视角能够任意变动（但叙述者并非全知，因为其叙述视角虽然能在人类甚至是在歌者之间迁移，但却不能进入三体人中[17]）。到了《三体3》，才在前两部的上帝式叙述者之外出现了第二叙述者程心。此前常有论者认为《三体3》的故事是由程心叙述出来的[18]，这显然是种误解。因为第二叙述者的叙述模式是内聚焦式，其“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19]，所讲述的故事只出现在以节选方式呈现的《时间之外的往事》（下简称《往事》）中，而《三体3》的故事仍由上帝叙述者进行讲述。由此，我们便可明确，《三体》前两部中只有一个上帝式的叙述者，《三体3》中则有上帝式叙述者和第二叙述者（程心）两位叙述者。这种配置成为了《三体》叙述模式的重要基础，而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则是叙述干预[20]。

《三体》的叙述者从来不安于直接讲述故事，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叙述干预来中断或填充叙事进程。在《三体2》中，上帝叙述者用了近十六页的篇幅来讲述不到一小时的“末日战役”，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叙述干预。这些干预非常有特点，比如“在后来对舰队传出的浩如烟海的巨量信息的分析中，人们发现最早的接近真相的分析是由亚洲舰队的两名低级军官做出的”[21]，此句预先叙出将来发生的事情，从而实现了对当下事件的评论干预；又如“以下是他们的通话记录”[22这类表达，以直接引用的方式来呈现战场情况；再如“在二十世纪的海战中，当敌方舰队出现在海天一线时，甚至有时间把所有舰长召集到旗舰来开一次会”[23]，则借引入20世纪海战的情境来与当下的太空战进行对比，以突出二者的巨大差异。实际上，通览整部《三体》，这种“末日战役”式的叙事干预并不鲜见，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可以说构成了其叙述模式中最耀眼的“景观”。正如“末日战役”的叙述所标示的，这一“景观”主要由三类叙述干预支撑起来。

第一类叙述干预通过预先叙出将来发生的事情以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补充性评论，我们可以称之为“预叙”。在小说中，有的预叙比较明显，如“半个世纪后，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1969年的这一事件是以后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24]，用明确的时间标志提示未来视角；有的则比较隐晦，如“不管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如何描述，当时的真实情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25]，并未直接讲述未来发生的事情，但其中却暗含了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

第二类叙述干预可以视为一种指点干预[26]，叙述者通过干预告诉读者正在呈现的某部分内容是某类“真实记录”，于是紧接着便是对新闻报道[27]、解密文件[28]、庭审记录[29]等的“原文”引用，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实录”。与预叙类似，有的实录表现得也比较隐晦，比如“从‘夏’号传出的图像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歼击机机库”、“从传回的影像上看……”[30]等例子，虽然并未直接引用某种“原文”，但却暗示着一种有凭有据的真实性，故亦为“实录”。

最后一类是经由引入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过的人或物、发生过的事件等，对当下情景进行的评论干预，可以将其称为“对接现实”，如“1961年死于空难的哈马舍尔德绝不会想到默思室里会有他这样一位面壁者在发呆”[31]、“库克船长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全人类会聚集到这块曾经无比空旷的陆地上”、“历史上地球各大文明都曾出现过城邦时代，现在，城邦世界在太阳系外围再现了”[32]等皆是此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三体1》发生的时间与现实生活重合，所以在《三体1》中未见这类干预。此外，在整个《三体》中，“对接现实”还通过叙述干预以外的方式进行，比如通过人物视角道出的“对接现实”的物事便有：中国移动、巴拿马运河主权交接、中国工商银行、邓世昌、《再见列宁》、西柏坡、汇源、妮可·基德曼、华尔街股票交易大厅等。

显然，这三类叙述干预有着某种深刻的意图指向：预叙提前叙出未来发生的事或将来的评论者对当前事件的看法，其作用并非是为了制造悬疑[33]，而是不断提醒读者现在“正在发生”的是“已然发生”的事；并且，这一所谓“已然发生”不是个人的回忆，而是被群体（“人们”）或某种权威（“历史学家”）所确证的“历史”。换言之，《三体》的预叙唤起了这样的意识：“正在发生”的是“历史”，而“历史”也“正在进行”。“实录”的方式在中国的史传文学中十分常见[34]。《三体》的叙述者以指点干预召入“真实材料”，模拟出“实录”语境，这种颇类“档案”的呈现模式一方面指向真实性，为历史的叙述提供首要的物质证明[35]；另一方面，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它“使我们与纯粹的历史性接触”[36]，因为在“档案”这种形式之内，“已完成的过去和过去在其中延存的现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才能被克服”[37]。也就是说，“实录”不仅证明了历史的“真实”，更将这一真实的“历史”唤回到当前。于是，经由预叙和实录，“正在发生之事”被指认为“已然发生”的“历史”，故而当下的叙述就成为了对“历史”的“重述”或“追述”。在保罗·利科看来，正是这种“重述”(repetition)规定了所谓的历史性，生命的延展在其中被着重强调[38]。这意味着一种统一的而非分离的时间意识被建构起来。并且，历史性的时间意识经由“对接现实”的介入获得了更多的意涵。“对接现实”通过引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与事，将《三体》的想象世界混淆于作者/读者的经验现实，以此暗示读者，“正在发生”的“历史”实际上是“我们”的“历史”。恰是在这一层面上，叙述方面的“重述”可以被理解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重演”（Wiederholung）[39]。重演并不是对过去的重复，而是“把此在本己的历史性对此在公开出来”[40]。这意味着由“对接现实”召唤出的“我们”/此在，不过是藉由重演显明了自身的历史性；而这里的“历史”也不再是“已然之事”，而是一种演历（Geschehen），即“历史的追问是追问仍在演历的东西，即使这种东西表面上已经过去了”[41]。由是，传统意义上的“过去”与“现在”全都归于叙述的重演所公开出的历史性中，而历史性则根源于“我们”。换言之，经由三种叙述干预的共同运用，“我们”的“历史性”便被显明出来了。

《三体3》中程心作为第二叙述者出现，实际上分担了上帝式叙述者的一部分功能。在《往事》中，因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记忆”[42]，程心自述其写作“缺乏历史的严谨”[43]。但从《三体3》中“节选”的《往事》来看，程心的写作恰恰不是一种“自己的回忆”——只有最后出现的《责任的阶梯》一节里，程心才简单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在此之外，她所展现的完全是理性化的笔触，力求以此呈现出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分析与评论，在爬梳“历史”因果的同时阐述“事件”的意义。它/她不仅分析了“群星计划”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也将黑暗森林威慑与美苏冷战进行对比，剖析黑暗森林威慑的特点、意义，更对黑暗森林威慑失败进行反思[44]（反思涉及到程心自己，但她却并未以第一人称自称，而是直接呼之为“执剑人”，这尤其体现了客观化的特点）。《往事》穿插于上帝叙述者的叙述，其作用之一是及时补充情节，分担上帝叙述者的叙述干预。比如当主故事出现“曲率驱动”时，插入的《往事》就对“曲率驱动”的历史和设想进行说明。又如《往事》中关于掩体计划一节，其呈现方式与《三体1》中“实录”的红岸文件如出一辙[45]。因此，在出现了第二叙述者后，《三体3》中的预叙和实录都较前两部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往事》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通过解释、分析事件的因果和意义，把故事不断历史化。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历史的书写与现实的历史事迹和事件是同时出现的，它们一起从一个共同的源头浮现出来”[46]。对历史的记述与解释意味着对历史的自觉，而恰恰是这种自觉使“事件”真正成为“历史”[47]。也就是说，通过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代表着“我们”的“《往事》历史学家”之叙述，“我们”的经历终被自觉为历史。经由这种自觉，“我们”的“历史性”也得以再度彰显。

综上所言，凭借上帝叙述者的三种叙述干预和第二叙述者的历史化功能，《三体》显明了“我们”的“历史性”，从而构建了笼罩其文本之上的历史视野。这种历史模式的意义何在呢？据刘慈欣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把小说写得像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记录，其目的是想“把最空灵最疯狂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般真实”[48]。然而以上述手法呈现出的历史模式，其效果显然不仅仅是模拟“真实”这么简单。

詹明信曾指出当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历史感的消退”，在这种消退中，主体失去了驾驭时间的能力，“无法在时间的演进、伸延或停留的过程中把过去和未来结合成为统一的有机经验”[49]。而科幻小说恰恰提供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的表达，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新认识，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想像我们所处的‘现时’”[50]。这种想象如何实践呢？在《未来考古学》中，詹明信指出在《米盐年代》等科幻作品中，“存在性的时间被置入了历史时间”，“个人时间和集体时间合并”[51]。这种新的时间意识的表达暗含着詹明信的总体性逻辑。而这一思路，也出现在了《三体》的历史模式中。

到这里，我们便可回到此节的出发点——《三体》与海因莱因等人构筑“未来历史”的方式到底有何不同？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在每篇开头引用作为历史权威的《银河百科全书》来暗示故事发展[52]；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通过专门的章节勾勒银河系发展的历史[53]；海因莱因的“未来历史”系列则按照标出了“未来种种的历史事件”的图表[54]来进行创作，在《时间足够你爱》等长篇中也会以专章论述“历史”[55]。在叙述故事时，三者都采用“正在进行”的口吻，其中，阿西莫夫在故事后期会以论述历史的方式回顾之前的剧情；海因莱因在《“如果这样下去……”》这类第一人称作品中，会故意提示读者叙述的是已发生过的事[56]，但那却只是个人回忆，无涉整体“历史”；田中芳树常常干预叙述，却极力避免混淆“经验现实”。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历史、现实、未来往往呈现出一种分离状态。但这种分离状态在《三体》中被打破了——《三体》通过上帝叙述者的三种叙述干预和第二叙述者的历史化功能，显明了“我们”的“历史性”，使“我们”及其经验的历史与现实成为某种“共在”，而在被整体地加上一层未来的维度后，“历史性”的“共在”便呈现为了一种“未来过去现在时”：“正在发生”的是“我们”“已然发生”的“未来”。这种对线性时间的搅乱混合正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时间性”，亦即詹明信所言的“存在性时间”：“曾在的（更好的说法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面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57]于是，“我们”的“历史性”最终被表达为了“我们”的“时间性”。这一表达整合了“我们”及其所体验的传统意义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呈现出了贯通、统一的整体性的时间意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它将破碎的后现代“时间”还原为了“统一的有机经验”。

可以说，《三体》的历史模式显明了 “我们”的“时间性”这一整体性经验，恢复了个人与时间的密切关联，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的“去历史化”倾向。正如《三体》的结局所揭示的，躲在时间之外的程心最终选择自己的责任，回到了大宇宙，担负起了“我们”的“时间”。

三、末日模式：召唤“人类”共同体

在《三体》中，人类面临着三体人及未知外星生命的威胁，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整个“人类”的家园沦丧、种族灭亡。这种可能导致某个世界及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毁灭的危机，就是我们常说的“末日”。

“末日模式”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套路。刘慈欣认为“世界末日这样的情境只有科幻小说才能描述，主流文学显然触不到”，但他也坦言“科幻对末日的描写鲜有达到一定深度的”[58]，因而更欣赏主流文学中表达出的末日般的绝望感。但在《三体》的末日模式中，我们并没有感到那种“晦暗、非理性和精神的支离破碎”[59]的绝望，而是被某种与之相反的东西裹胁其中。要理解这种东西，我们必须从末日起因、末日进行与末日结局三方面进行阐述。

末日产生的原因，在于叶文洁向三体世界发送讯息，暴露了地球的坐标。而这段情节被放在了“文革”的情境当中，涉及到了“文革叙述”。据刘慈欣的说法，这段“文革叙述”源于他幼年的记忆[60]。然而这种从童年记忆中铺展出来的“文革”叙述与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呈现的“文革”形象显然存在极大差异——许子东曾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中“文革叙述”的四种类型：“契合大众通俗文学趣味的‘灾难故事’；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先锋派小说对文革的‘荒诞叙述’；以及‘红卫兵—知青’角度的‘文革记忆’。”[61]叙述类型的不同导致了对“文革”理解的差异，在涉及“谁应为‘文革’负责”的层面，它们要么将其归结为“坏人的错”或“我们党的错”，要么将其呈现为无因果的荒诞或表达一种“我不认错”的青春无悔。但《三体》中的“文革叙述”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类型，因而它对“文革”的责任认定也完全不同：在文革中，叶文洁的母亲无情地指控她的父亲，致使父亲当着她的面被活活打死。这一切对叶文洁造成的影响是“人类恶的一面已经在她年轻的心灵上刻下不可愈合的巨创”[62]。在阅读《寂静的春天》之后，叶文洁更进一步地意识到：“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人类之外的力量。”[63]在“文革”引发的叶文洁的思考中，最突出的词是“人类”——这一表达意味着，“文革”不是某类人的错，也不是某个团体的错，而是整个人类的错。从“文革”出发将矛头指向整个“人类”，这一逻辑显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近于漫画笔触。这造成了《三体》“文革叙述”内在的某种突兀感。但恰恰是这种突兀感，将横亘在叶文洁心中的“人类”凸显了出来。作家是如此地狡猾，他使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相当“传统”的题材，却在其中植入了完全不同的质素——这一努力展现了他想要巧妙地提出“人类”这一概念的强烈欲求，而“人类”正是科幻文学中十分常见的表述。《三体》的末日模式以“文革叙述”开启，一方面混淆想象世界与经验现实，与历史模式形成互动；另一方面，则暗度陈仓地将“人类”这一概念引入叙事。由此，刘慈欣开启了《三体》中的人类表达。

但此时，这个“人类”还仅有概念空壳，而之后的末日才真正提供了召唤“实体”的契机。《三体》的末日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其超长的死亡时限。以往的末日科幻常设定十分短暂的死亡时限，以制造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比如科幻电影《后天》中的末日就在“后天”。但在《三体》中，死亡时限被扩展到了四百五十年——漫长的死亡时限带来的荒谬意味，小说人物常伟思将军有过形象的表述：“太空舰队的第一代指战员将在两个世纪后产生，而从这时再过两个半世纪，地球舰队将面对外星侵略者，那时在战舰上的，是我们的第十几代子孙。”[64]如何处理这种漫长的死亡时限，成为了叙述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体2》开始时，四百五十年的死亡时限已为全世界周知，于是，叙述者开始正面挑战“进行中的末日”，其方式是交错地讲述五个故事：占据最多篇幅的是“面壁者”的故事。联合国为应对三体危机启动了“面壁计划”，这个大故事主要讲述的就是“面壁计划”如何进行。其中包含了面壁者罗辑、泰勒、雷迪亚兹、希恩斯执行各自计划的四个小故事，里面还涉及到了联合国秘书长萨伊等人物。其次是“破壁人”的故事，讲述地球三体组织如何对“面壁计划”进行破坏。由于这个故事完全依附于“面壁者”故事而存在，因而可以将其和“面壁者”视为同一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太空军的故事。为应对四百五十年之后的“末日”，中国成立了太空军，该故事重点讲述太空军政委章北海如何执行自己的秘密计划，其中又涉及到了常伟思、吴岳等人物。第四个故事主要发生在哈勃二号太空望远镜控制中心，叙述了该控制中心如何发现三体舰队的踪迹及其变化，重点刻画了乔治·斐兹罗将军和艾伯特·林格博士两位人物。最后一个故事与普通老百姓有关，讲述了张援朝、杨晋文和苗福全等小人物面对四百五十年之后的末日的种种反应，比如为子孙购买逃亡基金、考虑自己的后事等，从普通人的视角展现了“末日进行中”的日常生活。而在交错地讲述完这五个故事后，叙述者使用了预叙的手法，以并置的方式集中交代了五个故事中许多人物最终的命运，最后以“黄金时代的逝去”总结了前两部的叙述。

仔细分析这一叙述方式可以发现，这五个故事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互不相关的：联合国秘书长萨伊不会关心三个普通老百姓如何为了自己的下葬方式而发愁，哈勃二号控制中心的故事与中国太空军没有任何关联，而“当罗辑所乘的飞机飞越海岸时，在他一万米的下方，吴岳和章北海再次注视唐号。在以前和以后的所有时间里，这是罗辑距离这两位军人最近的一次”[65]。对这几个互不关联的故事，叙述者却采用了交错、并置的叙述方法，将一种明确的“同时性”传达了出来。这种“同时性”的根源在于，这五个故事中的人物都处在同一个进行着的“末日时间”中，并且在这共同的时间中朝着那个“共同的末日”艰难地行进。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66]与想象民族的方式类似，在《三体2》前两部的叙述中，“末日”作为一个共同的终点，将所有人的命运扭结到一起，而这些故事中的人——既有权力操控者，又有命令执行者，既有知识技术精英，也有平民老百姓——所指向的，显然是一种“人类”表述。不同于前述的“时间性”，叙述者通过交错并置地叙述不相关联的人物的命运，传达出“共同向着一个既定终点行进”的“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67]，叙述者由此将“人类”由“文革叙述”中的“概念”召唤为了社会心理学的“实体”[68]和同时间的共同体。这就是刘慈欣所谓的科幻文学对“人类”整体的表述。

但是到这里，“末日”还未结束，对“人类”的表述也尚未完成。在末日的结局中，“人类”才得到了最终的“补完”。《三体》里末日带来的结果有两个：一是部分人类流落太空，成为了银河系人类；二是太阳系被二维化，整个太阳系人类毁灭。关于第一个结局，叙述者虽然对太空人类不无同情和希冀[69]，但在故事里我们却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句子：“无际的太空就这样在它黑暗的怀抱中哺育出了黑暗的新人类”、“太空中的人在精神上将会发生彻底的异化……幸存下来的也不再是人类文明，而是另一种黑暗邪恶的东西”、“真正进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太空像一面放大镜，可以在瞬间把人类的阴暗面放到最大”[70]……在这些表述中，太空成了使人类异化的罪魁祸首。这在故事中有两大表现：一是同类相残相食。在末日战役之后，人类的千余艘战舰只有七艘保存了下来，而在紧接着发生的黑暗战役中，这七艘战舰却互相残杀，最后仅有“青铜时代”号和“蓝色空间”号两艘战舰幸存下来逃往了宇宙中的不同方向，“青铜时代”号甚至用“量子”号上的人类尸体来补充食品库存。二是极权。“青铜时代”号在得知自己将永远流浪太空后，建立了一个极权社会，用舰上少校史耐德的话说，“当人类真正流落太空时，极权只要五分钟”[71]。然而，如果意识到同样的事也曾在地球上发生，便可发现，“太空使人类异化”实际上意味着“失去了地球的人类就不再是人类。”[72]通过这一表述，在“末日进行”中被召唤出的“人类”的社会心理学“实体”又有了共同地域的支撑，从而使“人类”这一“时间共同体”得到了空间化。而进入广播纪元和掩体纪元后，地球人类生活空间的扩大和来自太阳系外的威胁又将这一地域边界扩展到了整个太阳系，人类生活边界与“末日边界”的重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空间化，“人类”的同时性与共空间融合，叙述者从而由一个共享的时空中进一步召唤出了充实的“人类”共同体。

这一召唤的高潮发生在末日的第二个结果到来之时。外星生命歌者向太阳系发射了二向箔，整个太阳系将被完全二维化。最先面对末日打击的星舰“启示”号上，技术领导白Ice向全舰人员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以一种异常悲壮的情感，将“人类”这一时空共同体形象而深刻地诠释出来：也谢谢所有的人，我们曾一同生活在太阳系。[73]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末日”到来与整个太阳系的二维化——“在那里，他们将永远与母亲星球同在一个平面上”[74]，人类与他们千百年来生存与生活的星系融为一体——成为了“人类”这一共享时空的共同体的绝好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一般提及的“人类”都是“种族”概念，而在《三体》的“末日模式”中经由“概念—时间—空间”所召唤出的却是社会心理学上的“共同体”。它所指向的乃是一种整体性表达，是对“人类”这一“共同体”/“整体”的呼唤、期许与肯定。

正如刘慈欣在《<三体>英文版后记》中写到的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像科幻小说中那样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不用等到外星人出现。”[75]由此我们终于能得出结论：《三体》叙述层面的“末日模式”非但没有产生一种混乱的绝望，反而通过一场“共同的末日”实现了对“人类”的“整体性”呼唤与表达。叙述者通过末日产生时的“文革叙述”、末日进行时的“交错叙述”和末日结局的“空间叙述”，成功地召唤出了“人类”共同体，而由统一、整一的整体性意识表达出的这一共同体，正是对前述“时间性”的“我们”的最好诠释。

结语

刘慈欣的《三体》常常在情节上为人称道，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在叙述方面所展现出的“新质”。而恰是在这一层面，刘慈欣通过“历史”与“末日”两种叙述模式完成了《三体》的整体性实践：一方面，在历史模式中，《三体》通过上帝叙述者的预叙、实录及对接现实三种叙述干预和第二叙述者的历史化功能，呈现了一种“未来过去现在时”，从而显明了“我们”的“时间性”，将后现代社会中消退的时间意识重新还原为了“统一的有机经验”；另一方面，《三体》的末日模式通过末日产生时的“文革叙述”、末日进行时的“交错叙述”和末日终结时的“空间叙述”成功地召唤出了“人类”共同体，实现了对“人类”的“整体性”的呼唤与表达。显而易见，《三体》对整体性的追求及通过叙述模式将之转换为文本实践的能力，赋予了其置身中国当代文学脉络中的独特性，它对破碎的当代生活的“超越”使各自封闭的叙述框架“非神秘化”[76]，从而能够将讨论的话语空间全方位敞开，而其在转换过程中所留下的种种叙述“缝隙”，也为反思整体性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提供了可供追寻的“踪迹”。

注释：

[1]《三体》三部曲分别为：《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为论述方便，下文《三体》三部曲简称《三体》，第一部简称《三体1》，以此类推，之后不再说明。

[2]林品、吴岩等：《中国科幻文艺的现状和前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2期。

[3]王姝：《傅莹引用三体“黑森林”回应朝核问题》，新京报网：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6/03/04/395943.html.2016年3月4日。

[4]李尚鸿：《刘慈欣当选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6/0311/00/BHR9GVMP00014Q4P.html.2016年3月11日。

[5]王德威演讲，贺晶晶整理：《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之三）——从鲁迅到刘慈欣》，载《文艺报》2011年7月11日。

[6]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载《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

[7]严锋：《创世与灭寂——刘慈欣的宇宙诗学》，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8]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9]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0页。

[10]“总体性”概念十分庞杂，本文在讨论《三体》时仅从上述詹明信的表述中加以延展，故用“整体性”与之区隔，以指涉《三体》所呈现的整一、统一及秩序性的意识趋向。

[11]宋明炜：《弹星者与面壁者 刘慈欣的科幻世界》，载《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

[12]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见《刘慈欣谈科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13]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14]林品：《浅析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延承和利用的科幻文学传统和现代科学资源》，载《西湖》2011第6期。

[15]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9页。

[16]同上，第210页。

[17]关于三体人的情况均由故事中的人物转述或截获的三体人资料中得来，没有由叙述者直接叙出。

[18]如宋明炜的《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

[19]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2页。

[20]叙述干预，即叙述者在叙述之外谈起自己的叙述方式，或是对自己叙述的人物或情节加以评论，一般分为指点干预和评论干预。见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4页。

[21]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

[22]同上。

[23]同上，第391页。

[24]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其他例子见《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等。

[25]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其他例子见第236页等。

[26]指点干预解释叙述是如何进行的。见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27]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28]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29]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30]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420页。

[31]同上，第100页。

[32]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363页。

[33]关于预叙制造悬疑的作用，见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41页。

[34]同上，第194-197页。

[35]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Ⅲ，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117.

[36]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37]同上。

[38]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9 (Jan 1, 1979):20.

[39]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53页。

[40]同上，第454页。

[41]马丁·海德格尔：《追问物的问题》，转引自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3页。

[42]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3]同上。

[44]同上，第26-29、97-101、142-143页。

[45]同上，第300-301、293-296页。

[46]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Introduction,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p.135.

[47]Ibid，p.134.

[48]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49]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54、384页。

[50]杰姆逊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51]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52]《基地》系列共七部小说，前五部每篇开始都会引用《银河百科全书》，引用情况见艾萨克·阿西莫夫：《银河帝国：基地》，叶李华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53]如黎明篇中的《银河系史概略》和《另一个序章》等。见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 VOL.1黎明篇》，蔡美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54]罗伯特·海因莱因：《出卖月亮的人》，Denovo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I页。

[55]如长篇《时间足够你爱》中的《总说明》、《有关历史的书写》两章。见罗伯特·海因莱因：《时间足够你爱》，张建光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56]罗伯特·海因莱因：《玛士撒拉之子》，Denovo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如果这样下去……”》篇。

[57]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7页。

[58]钟刚、陈雪莲：《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8月31日。

[59]同上。

[60]刘慈欣：《<三体>英文版后记》，见《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304页。

[61]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5页。

[62]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63]同上

[64]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65]同上，第52页。

[6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67]同上，第60页。

[68]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导读第8页。

[69]对黑暗战役之后幸存下来的人类星舰，叙述者有过这样的表述：“它们承载着人类的全部思想与记忆，怀抱着地球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默默地消失在永恒的夜色中。”见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423页。

[70]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428页；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87、338页。

[71]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72]《三体》中多次表达这层意思。见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428页；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73]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页。

[74]同上，第438页。

[75]刘慈欣：《<三体>英文版后记》，《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

[76]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