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科幻与新的历史想象力--科幻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第一部《三体》于2006年5月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开始连载，第二部于2008年5月出版，第三部于2010年11月出版。但直到2015年《三体》摘得“雨果奖”之后，刘慈欣以及科幻文学的影响力才真正“出圈”。刘慈欣及其作品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经典化，科幻作为一种类型文学收割了大量圈外粉丝和文学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一时间，科幻文学成了出版社、文学杂志趋之若鹜的新贵。其风头不但不是纯文学可以相提并论，就是曾经在21世纪初创造传播奇迹的谍战小说、爆款网文皆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三体》的加速经典化和科幻文学的崛起对应的是智能产品全面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智能时代，科技不再像曾经的核技术或宇航技术那样遥不可及，科技化身为我们手掌里的魔法小屏幕，尺寸虽小，却一步步把我们的工作、生活、娱乐乃至精神世界全装进去。2010年11月，《三体Ⅲ·死神永生》出版，这一年，苹果公司推出了一款风靡全球的智能手机iPhone4，很多人对苹果及智能手机的了解和接受正是从这款划时代的产品开始的。2010年是一个分水岭，苹果公司的崛起和诺基亚公司的衰落正是在这一年发生的。智能化产品是科技日常化的最直接显现，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很多生活、消费和思维方式，不过是近10年来科技商业化、智能化塑形的结果。在科技如此全面地潜入、渗透和塑造我们生活的时刻，科技神学化便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以“科幻”来想象世界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重要方式，当时代欢呼着将科技悦纳为主宰自身的神祗时，科幻文学就成了一时风头无双的新潮文化类型。“科幻”于是生成了一种兼容智力与潮流、科技与文明、通俗性与批判性的文化身份，一时既栖居了无数“逃往未来”的隐匿者，又汇聚了大量以未来镜像返观现实的批判者。
但重要的不是科幻热闹的表象，而是科幻的崛起背后，我们遭逢了一个怎样的文学大变局？科幻能否提供我们理解和应对时代危机的新的历史想象力？
在急剧转型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曾经的文学终结论此间被以“后文学”的名义提出。刘大先在《后文学与新人文》一文中谈到，在技术和技术思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代，人文学所面对的巨大冲击和重建之可能。“文学终结论”的秉持者未必是想为文学敲响丧钟，而是以惊悚的终结论调迫使人们注意到话语转型的事实，从而唤起重建新文学话语的努力。惊呼文学终结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不是新的论调。“文学终结论”一次次被重提，并非以往的简单回声，毋宁说它是20世纪以来每次社会和话语转型所激发的文化应激。应该看到，“文学终结”并非指“文学”的消亡，而是指“文学”在新历史条件下内涵的重构。被终结的不是“文学”，而是某种理解“文学”的方式。那么，“科幻”如何终结又更新着人们对“文学”的理解？
现代主义以自我崇拜和语言神学为核心的文学观在科幻文学中显然更找不到自身的位置。现代主义被视为一种自我的养成学，用布罗茨基的表述就是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单一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为一个个体”。佩索阿的表达更加直接：“我的心略大于宇宙”，“自由存在于孤独的可能性中”。现代主义相信通往宇宙的路径在孤独而浩瀚的内心，因此，文学与宇宙同在的方式不假外求。在布罗茨基看来，很多东西可以分享：面包、床铺、信念、恋人，但里尔克的一行诗却具有抗分享性。因为赋予自我在文学中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现代主义又自然而然地将语言与存在关联起来，并推举到不无神话化的程度。事实上，不管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还是福柯所谓的“不是主体在言说话语，而是话语在言说主体”，都表现了一种将存在语言化的倾向，其理论洞见在于让人们意识到，任何意义的生成都无法脱离语言的介质；但将语言绝对化和神话化的结果是忘了意义虽在语言中生成，但语言之外还有世界。这是现代主义文学观常常陷于隔断现实、孤芳自赏的孤冷境地的原因。应该说，现代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机器印刷时代的文化立场和文学观。印刷文化及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使个体阅读和深度自我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人们需要向更深的内心去求索，才能维持跟日渐异化破碎、光怪陆离的现实之间的张力和平衡。
然而，在智能科技崛起的历史条件下，现代主义想象世界的方式已经显得乏力，对主体、自我和语言高度倚重的现代主义在新的技术和媒介条件下，像一个遭遇升级迭代的旧应用软件。不是因为现代主义不够精致和丰富，仅仅是因为解码现代主义的历史条件日渐消失。新的历史条件在催生和召唤着一种新的历史想象力，以匹配方兴未艾的新存在经验。我们想问的是，在智能科技日常生活化，科技思维日益成为主导性想象方式的时刻，当代科幻是否提供了应对当代文化危机的新整体性和新想象力？讨论这个问题，最合适的对象莫过于《三体》了。
有人从存在主义角度讨论《三体》，试图从现代主义哲学角度扩大它的合法性；有人诟病《三体》语言粗糙、形象单调不堪卒读，或弹或赞都是以现代主义为想象力坐标，而忽略了《三体》和科幻正面临着一种生成新想象力的契机。《三体》在科幻时空中演绎着人类危机和英雄叙事，但最后作为破壁人的英雄罗辑却并非道德英雄，他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具有何种高尚的人格及崇高的信仰，而恰恰是因为他“毫无人性”，反而挣脱了“人性”的枷锁。这里，我们发现《三体》中隐含着一个类《神曲》的引导者结构：引导但丁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的是代表理性的维吉尔和代表爱的贝雅德丽齐，引导罗辑成为面壁者英雄的是代表智慧和救赎的叶文洁和代表牺牲的庄颜。因此，与其说《三体》在推举一种披着宇宙社会学外衣的文明间的弱肉强食，不如说《三体》敲响文明的警钟，又在化解危机的英雄叙事中重申了一种超越个体的协作性伦理。仅靠叶文洁、庄颜或罗辑个体是无法拯救面临危机的人类文明的。
事实上，对罗辑非道德化、非完美化形象的塑造及对协作性伦理的强调虽则使《三体》的英雄叙事既不同于革命英雄叙事和好莱坞的孤胆英雄叙事，然而这尚不构成一种新的历史想象力。《三体》作为新的历史想象力在于：它呼应着科技时代人类的共同焦虑，这种焦虑是超意识形态的。《三体》回应时代焦虑的方式是启动了一种有别于现代主义原子式想象的宇宙史诗描写，史诗的本质不在于场面的宏大，而在于一种理解世界的整体性方式。
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文话语面临着一次新的、更大的挑战。因为挑战人的不是战争等明显恐怖的对象，而是披上了人类救星外衣的科技。在祛魅和逐神的时代，科技被放在了神的位置，技术神学化的实质是人类以聪明才智为自己创造了一尊技术神。今天，科技产品已经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科技让世界更便捷，让人更舒适；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写我们对人的定义。今天，人为了舒适而越来越趋近于机器，而机器则因为智能化而越来越趋近于人类，这种趋同必将逼近科技和伦理的临界点。科幻小说作为一个类型的大热的背后，一方面是将科技和未来释放的叙事可能性嫁接于消费性阅读中；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精神上无枝可栖而逃往未来的叙事策略。因此，对科幻文学更高的要求在于，写作能否回应当代人类文化危机，并生成一种把握世界的整体性思维。《三体》的成功无疑昭示着当代性中对“新整体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不同阶段的历史想象力完全脱钩。科幻时代的“新整体性”想象，假如完全拒绝人道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现代主义的自我维度，可能导致的是另一种人的迷思，而非人的得救。因此，与其说科幻文学真的释放了新的历史想象力，不如说它释放了抵达新历史想象力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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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