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在真实”的乡村振兴叙事
《心灯》汤清发 著 作家出版社
长篇小说《心灯》讲述的是乡村教师舒山根为家乡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故事，为了村里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机会，舒山根牺牲了家庭也牺牲了自己。如何把这种相对传统的故事写出新意是一件难事，《心灯》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舒山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奉献型”的人物形象并不少见。相关作品通过主人公高尚、无私的道德品质来呈现时代的进步，在抛弃个体利益、成就集体利益的过程中完成对时代精神的确证。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等作家笔下的乡村叙事中，类似梁生宝这样因公忘私的人物形象看上去还相当“新颖”，象征着一种新的价值观。然而到了今天，这种形象在文学性上就面临着诸多困境，不真实、平面化都是集中在这一类形象身上的争议。如何把这种形象写好，不仅是横亘在每一个作家面前的难题，也是所有彰显时代主旋律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叙事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预设之下，《心灯》中舒山根形象的特殊之处才能显现。
为了让故事更有真实感，作者强调了舒山根人生选择中的现实性成分，他离开城市回到乡村既是舍己为人，也是自我实现。2013年，舒山根在省城的财经大学毕业，按年龄估算，他大概出生在1990年左右。这一代人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成长，多少要受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影响；而在舒山根毕业这一年，全国有将近700万的大学毕业生，“大学生”这个身份已不再稀有，甚至还面临着很大的生存与就业压力。《心灯》开篇就着重体现了舒山根与城市环境的格格不入，他的老乡因为损坏工厂设备被厂长扣押，面对前来“救人”的舒山根，厂长不仅没有正眼看待他的“大学生”身份，更狠狠奚落了他的乡村出身。而回到禹山沟任教时，村支书则是带着村民和学生夹道欢迎，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节点上，舒山根在城市和乡村获得的情绪反馈是截然不同的。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尊重和自我实现”是最高层级需求。舒山根投身乡村教育，不仅意味着他有崇高的理想与情怀，客观地说，以他的大学毕业生身份，在乡村也确实能让他产生更强烈的存在感与价值实现感。这种选择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现实逻辑的，而不仅是充满浪漫色彩的虚构。为了让故事显得更真实，书中多次强调舒山根的大学学费是全村人共同筹集的，因此舒山根回乡的行为中也有“报恩”和“还债”的心理，这无论在传统的伦理层面还是朴素的契约层面也都说得通。
传统主旋律叙事在塑造主人公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人物需要尽可能“利他”而不能“利己”，这与大多数人对人性的理解刚好相反；《心灯》则用“为小家”还是“为大家”的冲突代替了“利己”和“利他”的矛盾，“为大家”也可以不和人性发生冲突。舒山根反复强调自己爱家人、孩子，把她们当成生命的一部分，但很明显他在教育、照顾乡村儿童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在“小家”里更强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此时“为大家”就并不违背“利己”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像舒山根这样更倾向于在社会和工作岗位而不是家庭中发光发热的人并不罕见。而后来舒山根总以工作代替家庭生活，也多少有着因夫妻多年矛盾无法化解而有意“逃避”的成分，此处也写得较为真实。
舒山根用十年时间将学校生源规模扩大十倍，让更多孩子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机会，但他牺牲的则是妻子和孩子的幸福——女儿从小缺乏父亲陪伴，妻子柳芳菲过着“未亡人”般的生活。在《创业史》那个时代的作品里，也会有偏向“小家”的梁三老汉、姚士杰等与梁生宝“唱反调”，但他们只在行动层面对主角构成阻挠，而并不足以在思想境界和道路选择上与梁生宝代表的合作化道路形成竞争。而《心灯》的叙事则呈现出强烈的“复调”意识，小说中柳芳菲经常与舒山根发生冲突，希望他能离开乡村，多为家庭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在舒山根和柳芳菲之间并无高下、对错之分，舒山根的奉献让人感动，柳芳菲的孤独和不离不弃也让人不忍。《心灯》在肯定舒山根的牺牲、奉献之余，也并不否定人们对于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的追求，这样的处理让作品在书写乡村振兴这样的重大问题时，更增添了客观与真实的意味。
舒山根这类“奉献型”的人物形象往往面临“浑身是铁打得几根钉”的困局，因而暗藏着悲剧英雄的属性，他们的性格与他们身处的环境，几乎必然导致他们的早逝。小说末尾叙事节奏陡然加快，舒山根多年积劳成疾，当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他应该就医时，他却以工作脱不开身为由拒绝。他的执拗与对工作的热爱让他成为禹山沟教育界的传奇，也导致他早早离开这个世界。总体而言，《心灯》的故事感动人心、跌宕起伏，但其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人物形象塑造。舒山根相比于一般主旋律叙事的主人公有着更多偏执、困惑以及局限性，但却贵在真实。这样的形象塑造与叙事策略，能让我们对现实产生更加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也从中汲取更为具体的精神力量。
